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

——兼與楊奎松教授商榷

蘆笛

張楊為何發動西安事變？官修現代史的解釋歷來是，他們愛國心切，眼見蔣介石不抵抗，是以發動“兵諫”，“逼蔣抗日”。因此，西安事變乃是愛國行動。蔣介石本不想抗日，是被這愛國行動逼迫得同意了。因此，不但我黨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就連張楊也敬陪末座，捎帶着成了民族英雄。

有趣的是，就連國民黨都默認了這種說法。蔣介石在事後發表的《西安半月記》裡宣稱，張學良原來不知道他的抗日秘密計劃，待到把他抓起來後，看了他的日記和重要文件，方才如夢初醒，得知委員長原來早就在秘密準備抗日大計，為委員長的“偉大人格”感動，幡然悔悟，在蔣面前淚流滿面，說他自己覺得確實無人格。據說，張還責備蔣，說蔣過去對部下太簡默，“如余以前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既認識領袖人格之偉大，即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1）。既然如此，蔣後來獲釋，當然也就是“偉大人格”的勝利了。

委員長撒這種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如果承認張學良不是出於公義，而是為了私慾把他抓起來，那麼，他後來被釋放當然就只可能是因為貪生怕死，屈服於武力劫持他的暴徒。這難免有損於“領袖之偉大人格”。在具有濃厚德治傳統的當時的中國，他以後就再也沒臉充當全國領袖了。

於此，國共兩黨對這個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的解釋出現了難得的重合——楊虎城存而不論，至少對張學良而言，雙方都認為他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抗日。

可惜近年隨着史料披露，西安事變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楊奎松教授梳理了大量資料，在此基礎上作了縝密全面的研究，對若干眾說紛紜的謎團作了翔實考證，在近年出版了權威性專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該書系統詳盡地介紹了西安事變前後我黨的政策策略改變，非常值得細讀。但有的觀點似乎值得商榷，對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的解釋就是一例。

要知道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還得簡單回溯一下時代背景。

一、從“以革命止瓜分”到“以抗日為倒蔣”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戰略，便是“分而治之”，使得中國永遠處於內亂之中，無法獲得統一國家具有的起碼國防能力，以便其從容蠶食鯨吞中國。日本右派組織黑龍會在辛亥前支持孫文等革命黨人，在辛亥發生後反對南北議和，在護國戰爭爆發後支持南北分裂，為此特地安排梁啓超秘密南下參加護國軍政府，後來又支持唐紹儀出頭搞南北朝，都是出自這一用心。如同英國歷來的歐洲政策是支持歐洲大陸上的次強國家反對頭號強國一般，日本的中國政策，就是千方百計破壞中國統一。一旦出現了某個強人一統天下的苗頭，日人就一定要扶植對立面，破壞這趨勢。

可嘆的是，主動配合這戰略的民族英雄前赴後繼，不絕如縷。孫中山的名言是“以革命止瓜分”，而這據說就是他一再發動革命，使得中國陷入長期分裂的動機。辛亥革命推倒了滿清，使得全國失去了傳統的統一權威。他意猶未盡，又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他雖一度流亡海外，但護國戰爭爆發後又捲土重來。哪怕是在老袁死後，他仍能藉口“護法”，成立“非常國會”，在廣州非法開府，使得事實上的南北朝獲得了正式名稱。

這一系列民族自殺行為，製造出了遍地擁兵自重的軍閥，使得國家陷入長期內戰。國民黨定都南京後，內戰非但沒有停止，反以更大規模爆發。中原大戰的規模，令過去的軍閥混戰瞠乎其後。雖被蔣介石蕩平，未幾又出現寧粵分裂，南京和廣州同時出現了兩個“國民政府”。同室操戈，等於鼓勵強鄰入侵，九一八事變於焉發生。迫於國民輿論壓力，南京與廣州之間一觸即發的大規模內戰才在最後一刻停了下來，廣州“國民政府” 不得不與南京政府在名義上合併，然而兩廣和福建的軍閥仍與南京同床異夢，伺機造反。

此時日本已占領了東北全境，進窺華北，中華民族面臨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很明顯，救亡圖存的一線希望，全在於把四分五裂的國家統一起來，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動員組織全國人力物力資源，傾全國之力禦侮，結束胡適說的“中國只有省防沒有國防”的可笑可悲局面。這就是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戰略。這本是人類常識，凡有常智者都能理解。

歷史的諷刺在於，蔣介石當年是立志推翻袁世凱的革命家，現在卻又被歷史推到了袁世凱的位置上，陷入老袁當年遭受內外夾擊的困境。統一國家的努力必然要引起割據稱雄的軍閥們反抗。胡漢民為報蔣介石軟禁他之仇，在獲釋後到處奔走，秘密串連勾結各地軍閥，炮製了一個又一個軍事倒蔣計劃，甚至串連了華北與西南軍閥，準備同時發難，南北夾擊，搞垮南京政府。在西南開府計劃破滅後，胡漢民又指望依靠孫殿英，聯絡閻錫山、楊虎城，開府西北。

最方便的倒蔣策略口號當然是“抗日”。1933年4月，蔡廷鍇秘密出任“西南抗日軍”總指揮，其目的據胡漢民說是“以抗日為倒蔣”（2）《塘沽協定》簽訂後，蕭佛成致電胡漢民，告訴他遊說陳濟棠的理由是“討蔣不但可以救國，亦且可以鞏固其個人地位。”（3）

“ 抗日”之所以能成為“倒蔣”的最方便藉口，是因為蔣介石乃是名義上的全國領袖，必須對全國負責。在“安內”任務完成前，“攘外”根本沒指望。因此他只能對外忍辱負重，委曲求全。這必然要授地方軍閥以口實。他們不是中央政府，自然不必承擔激進口號或行為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再怎麼作秀都沒問題。

不管這些人的動機如何，倒蔣在客觀上完全是與日本人裡應外合。上面已經說過了，日本人一貫的方針是，誰能統一中國，誰就是他們的頭號敵人。最先看透這點的是老袁，此所以他要在死前留下自輓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當時最有潛力統一中國的強人就是蔣介石，因此他自然要步老袁後塵，變成日本人的眼中釘。

塘沽協定簽字後不久，日本方面就表示：“願助西南倒蔣。”1935年8月，日本人又在華北派中表示：“凡系確實倒蔣分子”，均當加以援助。在日方一再拉攏下，西南派中一度有聯日主張，傅覺民致電山西稱：“西南年來以為倒蔣抗日並重，近來已變更主張，以為倒蔣必須連日”（4）。

以國家主權領土資源換取洋錢洋槍洋炮以掃蕩政敵，乃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傳統。此時各路英雄當然要爭相仿效，競抱老毛子或日本人的粗腿，為蘇日兩國爭奪中國大打代理戰爭。

這其中最可笑的醜劇，乃是由日本人秘密資助的“抗日反蔣”運動。

早在1931年7月，汪精衛、李宗仁等人組織的廣州國民政府便派外交部長陳友仁赴日活動，允“以滿洲利權換取日本對粵方的援助”，企圖與日本建立“中日同盟 ”，對抗南京政府。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人以桂係為拉攏重點，李宗仁自己就承認：“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訪粵，並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6）桂系的軍火和軍事技術均來自於日本，1934年廣西派遣兩批空軍飛行員到日本明野飛行學校學習空戰技術；廣西軍事教育長劉士毅等赴日參觀日軍秋操，並訂購山炮、步兵炮、輕重機槍、彈藥、工兵器材以及戰鬥機九架；日軍並派軍官擔任廣西各軍事學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隊軍事顧問（7）。

粵系軍閥陳濟棠也同樣受日本人豢養，1934年，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策劃在中秋節前實現“華北自治”，疆域包括長江以北各省及山西、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察哈爾、綏遠、寧夏等地，由吳景濂負責政治，吳佩孚負責軍事，計劃確定後派唐寶鍔赴粵，與鄒魯商談，聲稱粵方軍隊討蔣，日方可提供軍械並借款五千萬（5）。胡漢民雖未上鈎，但陳濟棠則是來者不拒，曾接受日本軍部贈給的村田槍、毛瑟槍一千枝、子彈廿萬粒，山炮數門。兩廣事變發生後，陳濟棠一面高喊“抗日”，一面竟然禮聘百名日本軍官到陸海軍充任顧問（8）。

在日本人的豢養訓練支持下，1936年6月1日，由兩廣軍閥組成的“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通電全國，攻擊蔣介石中央對抗日無所作為，聲稱兩廣願意與日寇決一死戰，要求蔣介石立即停止對各地方實力派的進逼，悍然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稱“兩廣事變”。

這“抗日反蔣”醜劇竟然得到了日本人支持。事變前，陳濟棠之兄陳維周與日本駐粵領事密商，於1936年5月19日晚在陳濟棠召集的擴大軍事長官會議作了匯報，說他“已就兩廣反蔣事與日本駐廣州領事接洽，並取得了日本軍方的諒解，表示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5月30日，陳濟棠在歡送麾下將領回防的晚宴上說：“友邦（日本）軍方也已聯繫好了，答應派出軍官來協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面加重對蔣介石的壓力，使蔣腹背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機，不干何待？”“我們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諒解，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白崇禧也同樣對部下交了底：“至於友邦（指日本）方面，我們可以再派人去聯絡，基於過去幾年日本軍方曾與我們有過聯繫，又曾向廣西派過軍事顧問和教官，並曾售賣過軍火給我們，我們此次舉事，相信他們一定會同情和幫助我們的。”（8）

勾結日本人發動武裝叛亂的“暗渡陳倉”竟以“抗日”為“明修棧道”，這種“以夷制華”發國難財的政治智慧大概只為吾國吾民獨有。李宗仁的至交劉斐將此中秘訣說得清清楚楚，他曾告誡李、白：“你們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9）。

由此可見，“以抗日倒蔣”，完全是孫文“以革命止瓜分”的英明戰略在新時期的靈活運用。唯一的區別只在於革命對象從清廷、袁世凱變成了國民黨政府，這也算是歷史的嘲弄吧。

作為權謀大師，偉大領袖毛主席比兩廣軍閥高得多。1936年4月上旬周恩來與張學良第一次延安會談的當天，中共總書記張聞天準備發布討蔣令，毛致電反對，說：

在此時機發布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此種立場，最能爭取落後人民與蔣系軍隊，最能取消蔣介石之政治資本。……至於將來可以而且應該用國防政府發布討蔣令，那時建築在更多的人民與軍隊擁護之下必須的策略行動，此刻則為爭取國防政府之成立，需要堅持“停止內戰”之宣傳鼓動口號。（10）。

偉大領袖在此作出的策略表述，比陳濟棠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準確清晰多了：“停止內戰”的口號“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除了偉大導師毛主席，這世上還能有誰深通辯證法到如此化境？

二、少帥的心事

民族英雄張學良一槍不放，拱手讓出東四省，逃入內地後，作為實力人物，一直是胡漢民的拉攏對象。據楊天石教授在哈佛燕京學社查到的胡漢民檔案，1934年初，胡漢民通過其妻兄密告陳濟棠：“小張已下決心為將來北方之主動，目前則仍與汪、蔣敷衍，免其猜忌。其計劃須與兩廣互為呼應，故囑劉即歸，謁商當局，如我人之主張仍前不變，則東北當密派軍事代表來粵密商。……事有端倪，仍囑劉返滬密商也。”胡漢民聯絡張學良的計劃得到李宗仁的積極贊同，“言非合南北之力以挾門神不可（蘆註：指蔣介石）”（11）。

由此可見，少帥早就有了倒蔣之心，曾答應胡漢民“為將來北方之主動”。待到他到了西北後，這心思就更堅定了，原因很簡單：他一直在處心積慮地保持實力，但東北軍進駐西北負責圍剿紅軍後，被紅軍殲滅了兩個師，蔣介石隨即取消了這兩個師的番號，並拒絕了張提出的撫恤陣亡師長的請求。張因此懷恨在心，認定蔣籍紅軍之手消滅他的私人武裝，準備與蔣介石武力攤牌，在西北獨霸一方，為此與我黨秘密建立了聯繫。1936年4月27日，中共密使劉鼎向中央匯報了少帥的心事：

“你看他的計劃，大則要把他家這莊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這一邊）完全拿過來，東頭的一條大道他也企圖着；小則把他的幾個傭人都要練為強幹的打手。最近他預備出去大活動，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趕這功夫要向他鄰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大門口的愛好老藍布袍子的幾個小伙子和嚴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經開始用了‘愛X’、‘抗X’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無法公開反對，同時預備着硬幹，預備着和大老闆打一架也可也。”（12）

這意思是說，張學良想把他駐防的西北地區完全拿下來，並謀求向東發展。眼下他假裝老實，抓緊時間將袍澤訓練為強悍打手，並聯絡各地反蔣勢力。為此他已經打出了“愛國”“抗日”的招牌，這是為了使蔣介石無法公開反對他。與此同時他還準備武力反抗中央，實現西北割據。

這計劃中哪有一絲抗日的影子？少帥自己說得明明白白：他圖的是在丟了東北王的王位後，變成過去那樣獨霸一方的西北王，之所以要喊“愛國”、“抗日”的口號，乃是為了“使大老闆無法公開反對”，莫非這就是愛國主義？

那麼，如此不可告人的心事，張學良為何會告訴中共密使？張國燾說穿了這秘密：

“張學良的計劃是以西北為根據，與蔣介石對抗，他認為‘聯蔣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單獨抗日的局面，‘反蔣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視我們能拉攏他與蘇聯的關係，以期獲得蘇聯的實際援助。他不重視紅軍的力量，認為在‘反蔣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13）

所以，中共的力量雖然非常弱小，但它是蘇聯在中國的獨家代理。過去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早就證明，“毛子是個綱，綱舉目張，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張學良豈有看不見之理？東北軍的餉械全來自於南京政府，要從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治下獨立出去，在西北割據，沒有蘇聯的鼎力協助根本就不可能。

偉大領袖在得知張學良的心事後，立即給予全力支持。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為西北國防政府而鬥爭”的行動方針，其基本步驟是，以抗日為號召，聯合東北軍，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與蘇聯結成聯盟。他強調說：為西北國防政府鬥爭是可能的，因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環，並且有特殊條件，即中央和紅軍都在此，同時還有東北軍，又接近蘇聯，而後面這點尤其重要。我們不要“光榮的孤立”，我們可以和寧夏、新疆、外蒙聯繫起來，與蘇聯結成聯盟，從而立於不敗之地。毛指出：“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以西北為根據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動員群眾的口號，這是因為西北接近華北，處於民族危機的前沿，提出“保衛西北”的口號，並把它和“保衛中國”聯繫起來，足以號召群眾和 “反對賊子日本、蔣介石。”（14）

毛在此揣摩斯大林聖意，告訴戰友們：1936年3月間蘇聯和外蒙簽訂共同防衛條約，那其實就是告訴中共，你們也可以效法外蒙搞獨立，一旦把中國西北割裂出去了，我們就會向對待外蒙那樣，和你們締結攻守同盟。那時南京政府要來平叛，必然被蘇聯政府視為對蘇聯的進攻。有了蘇聯人強大的武力保護，中共當然就能“立於不敗之地”。這麼做在策略上也很有利，因為西北接近華北，處於民族危機前沿，以“保衛西北 ”、“保衛中國”為口號，能起到“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作用。這就是偉大領袖策劃的“西北大聯合”。

周恩來旋即帶着這“以蘭州作大本營，建立局面，打通友邦”的“西北大計劃”前往延安，與張學良秘密會談，獲得後者完全同意。雙方商定於1936年9－10月間兩軍共同組成“西北抗日聯軍”，成立以“抗日反蔣”為號召的“西北國防政府”，推張學良任這個“政府”的“主席”兼“抗日聯軍總司令”，由中共任副職（15）。陝北中央隨後向紅四方面軍通報了這計劃的中心內容：“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與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16）可見，這擬議中的“西北大局面”是一個具有外交締約主權的外蒙式蘇聯保護國，與“滿洲國”的區別只在於宗主國不同。

毛深知這偉大戰略構想的實現前提，是蘇聯的鼎力援助。在上引報告中，他強調指出，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是因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環，並且有特殊條件，即中央和紅軍都在此，同時還有東北軍，又接近蘇聯，而後面這點尤其重要，一語道破成功的關鍵在於蘇聯的武力援助。為此，他把“打通蘇聯”當成中心任務，向紅軍將領下令：

“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是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於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全軍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是必須一及十五軍團擔負者（17）。”

偉大領袖還針對軍閥們的心理對症下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據張國燾說，毛曾向他自承，“他是‘買空賣空’，這句話的含義，似乎是說紅軍實力現在雖然不大，他卻在和人談大買賣。”（18）

所謂“買空賣空”，無非就是將獨家代理身份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向軍閥們確保發難後必將得到蘇聯的援助。毛澤東等人在和軍閥們秘密聯絡時，一定要把這條拋出來，如向張學良保證：“打通蘇聯後，那時跟我們來的還多着哩！”（19）；向楊虎城保證：“國際援助不成問題”，“一切抗日友軍，一切聯俄聯共武裝都可援助，方式與方法則按具體情形決定”（20）；向宋哲元保證：“近者國內統一戰線大有進步，紅軍主力，漸次集中，國際聯繫，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託空言，而有實際力量，足以資為抗日之用也”（21）；向閻錫山保證：“某方援助我們可擔任介紹”（22）。

這一推銷果有神效，軍閥們全都知道，要武裝割據，反抗中央，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蘇聯人或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就連遠在四川的軍閥劉湘都無師自通地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光輝真理，他曾對中共密使馮雪峰等人堅定地表示：“只要蘇聯之路可靠，他決加入西北之聯盟。”（23）

至此，西北大聯合有了東北軍、西北軍、盛世才的軍隊以及紅軍作為武力基礎，而且有可能爭取到山西閻錫山、華北宋哲元乃至四川劉湘的響應，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陳銘樞、蔡廷鍇、傅作義、宋哲元等人也都先後和我黨有過秘密接觸，有的還與我黨達成書面或口頭的秘密協定，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毛子”。只要毛子放下話來，則西北半壁河山旦夕間就要變色，變成外蒙式的蘇聯保護國，與東北的“滿洲國”遙相對峙。在遭到如此慘痛的肢解後，很難想象南京中央政府還能撐持下去，而後來的抗日也就是空話一句了。

這就是少帥的心事。他覺得，在蔣治下他沒有什麼發展前途，不但再無往日風光，軍隊還有在剿共內戰中耗光的現實危險，而一旦傍上蘇聯，他就能當上西北王，重溫“三分天下有其二”（這是他獲釋後接受傳媒採訪、緬懷當年的輝煌時說的話）的東北王風光。若蘇聯能如同援助孫中山、馮玉祥、盛世才那樣援助他，飛機大炮滾滾而來，則他便如毛所言“立於不敗之地”：退而與蘇聯結成軍事同盟，籍蘇聯強大武力自保，如“ 滿洲國”一般，令中國政府莫敢誰何，進而可以作為蘇聯代理人東進開疆拓土，席捲華北乃至江南。若有可能，還可以與蘇軍共同向日本人開戰，收復東北，統一全國，風風光光地當一回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或許就是為此，他那“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國”的人才會轉而選擇另一種極權主義，提出入黨申請，而我黨也向着他張開溫暖的懷抱，在秘密通訊中親切地稱他為“同志”，並向共產國際匯報準備批准他入黨（24）。

然而楊奎松教授似乎認為，張學良計劃發動“西北大聯合”，乃是為了抗日，並不是為了割據西北，自立為王。他的理由似乎是，“西北大聯合”的計劃被共產國際否決後，中共奉命將蔣介石改為統戰對象。對此突然政策轉向，張非但毫不反感，還要中共密使劉鼎轉告中共中央，說他對中共新方針極表贊成，並願進京面蔣，力主和平統一，結力抗日，請為蔣使，冒險說和，不論成績如何。由此可見，在張看來，“西北大聯合”乃是為了抗日的不得已之舉，如果蔣介石願意聯共抗日，則張學良更寧願國共兩黨攜手對敵。（25）

竊以為，這解釋未免牽強。蔣介石早就在秘密籌劃抗日戰略，作為高級軍事長官，張早就與聞此事。楊教授自己就披露，早在 1935年10月中旬，國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即派熊斌分別向西北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宣述參部對日計劃”（26），張學良不會不知道。1936年7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作了“最後關頭”的報告，張回西安後曾一度動搖反蔣決心，“這說明蔣介石準備抗日的情況張學良其實完全了解”（27）。

更重要的是，蔣以實際行動表明過他的抗日決心和勇氣。1936年11月14日，亦即西安事變前一個月，日軍支持偽蒙軍政府進攻綏遠國軍，綏遠抗戰爆發。事發後第三天，蔣介石即親赴太原指揮，獲得百靈廟大捷。蔣除了令中央軍兩個師參戰之外，還調集大批中央軍北上增援，並不顧閻錫山、徐永昌等人“有惹起中日正式戰爭可能”的警告，決意放手大打，籍此顯示中國的抗戰決心，教訓震懾日本侵略者。這一切張學良都不是不知道，又豈會誤以為必須以西北叛亂割據的極端禍國手段，才能“逼蔣抗日”？而且，張學良就算再蠢，總該知道國難當頭之際還發動武裝叛亂分裂國家，會給中國的國防力量帶來什麼樣致命的打擊吧？難道他也相信“若欲救國，必先禍國”的辯證法？

其實這道理明擺着：中央政府的國際國內號召力姑不論，僅以軍事實力而言，當時最強大的力量就是蔣介石的中央軍，而紅軍則可以忽略不計。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知道蔣抗日決心的愛國武人，都只會“擁蔣抗日”，絕不會 “反蔣抗日”。如果“聯紅抗日”與“擁蔣抗日”不可得而兼之，則任何一個真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愛國者，哪怕他再愛共產黨，也只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絕不會為了逼蔣聯共而去把蔣抓起來，更不會搞勢必使國家徹底喪失國防能力的西北獨立。

事實上，無論是流產的“西北大聯合”，還是後來的“雙十二兵諫”，其重點都是“聯共”而非“抗日”。“西北大聯合”的密謀中根本就沒有什麼抗日的具體計劃，有的只是如何打通蘇聯取得援助以及聯合各派軍閥與中央政府打內戰的方略；西安事變後張楊通電全國提出的八項主張，無一不是中共在過去一年中反覆提出的要求，其中除了“救國”的空洞的策略口號外，竟然連 “組建部署華北方面軍防衛華北並準備收復東北”之類的主張都沒有，唯一的實質內容完全限於內政改革，其重點在於恢復孫中山的“容共”政策。這種政變居然被人目為什麼“抗日救國”，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在我看來，蔣和張的根本分歧，除了張力圖保存東北軍的實力，而蔣主張統一引起的權力鬥爭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對共產黨的態度。張不是恨蔣“不抗日”，而是恨蔣剿共。直到臨死，張都對中共充滿好感，認定他們代表了中國希望，甚至自稱共產黨員。這除了對極權主義鐵腕人物的私心傾慕之外，顯然還有更實際的考慮，那就是靠蘇聯加強實力，鞏固提升地位。既然如此，中共這獨家代理當然是得罪不起的，只能唯中共馬首是瞻。過去中共要他反蔣，他就反蔣；中共改口說蔣是統戰對象，他當然也要跟上，甚至自薦拉縴說合。如果國府同意聯共，則他作為薦頭也自然少不了好處。

這在我看來就是張學良的真實心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確是真正的總理信徒，其信仰便是“聯俄容共”，這在他看來不但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更是他個人的前途所系。

三、半流產的“西北大聯合”

1936 年6月間，陳濟棠、李宗仁等兩廣軍閥舉兵反抗國府，兩廣事變爆發。中共興奮異常，立即派人與兩廣軍閥和宋哲元聯繫，並決定“加速西北的發動來響應和配合這一發動”，創立“最廣泛的抗日討逆統一戰線”，使這次發動持久擴大，充實而轉變為全中國人民的武裝抗日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28）。偉大統帥毛主席確有戰略眼光：蔣介石此時正調集重兵，全力對付兩廣，如果西北和華北軍閥同時大規模發難，則南京政府很難挺過去。要搞垮國府，此其時矣。

然而少帥卻無視中共的催促。他深知西北貧瘠，無法跟富庶的廣東相比。東北軍全靠南京政府提供餉械。若舉事後蘇援不滾滾而來，則不僅無法抵擋中央軍的飛機大炮，就連幾十萬大軍也遲早要斷炊。因此，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在事前落實蘇聯的態度。中共中央也很體貼他這隱衷，不但特地派出鄧發經甘肅新疆前往蘇聯匯報，安排援助事宜，而且還專門在1936年6月向國際報告中特別提出，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餉械就將完全斷絕，加上紅軍，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300萬元的資助，以及飛機、重炮、各類步槍、機槍、架橋設備和各種彈藥（29）。

正因為少帥深知蘇援是成功前提，因此他在1936年8月間制定行動計劃，第一條就是：“紅軍應立即開始實施打通蘇聯，以便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30）毛澤東立即回電給密使劉鼎，明確表示中共原則上同意。政治局還在8月10日專門開會討論了此事，決定“打通蘇聯的意義是偉大的，應放在第一位“，它是黨和紅軍目前階段的基本任務，黨的所有工作均應圍繞它進行，對此不應有任何動搖。此後毛澤東等人還特地致函張學良，明確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見，先打通蘇聯，再在九月份發動（31）。

獲得蘇援，按說應該沒什麼問題，因為“西北大聯合”的計劃莫斯科是同意的。九一八事變前，南京政府支持張學良收回中東鐵路，得罪了斯大林。蘇聯不但因此發動對東北的武力進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中東鐵路事件，而且與中國斷交，不遺餘力顛覆南京政府。1936年4月，共產國際為中共代表團制定工作計劃時，明確規定近期以爭取東北軍、晉軍與紅軍停戰為主，以後則要爭取“組織抗日聯軍，以西北為中心”建立“反蔣統一戰線”（32）。這就是毛澤東策劃“西北大聯合”的靈感來源。直到1936年7月，共產國際還給中共中央下令：“應設法取得與東北軍共同進行抗日的發動，但對張學良必須格外小心，因為在環境改變的情況下，張學良很可能會背叛我們。”（33）。

但隨着發動兩廣事變的陳濟棠迅速土崩瓦解，斯大林意識到了蔣介石的實力。更重要的是，東北地區從來是沙俄和日本爭奪的重點。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獨霸了全東北，激化了蘇日矛盾，蘇聯開始尋求改善中蘇關係。1935年10月間，蔣介石向蘇聯大使提議兩國簽訂軍事互助條約。兩個月後，蘇聯政府明確表示，願意與南京政府討論軍事互助問題（34）。

因為有可能與南京政府修好，斯大林便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扶植反蔣勢力推翻中國政府的計劃。正當“西北大聯合”的發動進入倒計時之際，共產國際卻突然於1936年8月15日向中共下令：

“ 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該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本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寇的同盟者。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鑑於以上情況，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為此，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35）

中共當然只能緊跟着上級作180度大轉彎，次日中央當即作出決定，將“抗日反蔣” 的口號改為“聯蔣抗日”（36），此後王明同志在莫斯科召開的代表團會議上的報告中說，根據國際現在的指示，只能爭取成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沒有南京參加，則不行的”，“若只組織一部分國防政府，則變為內戰政府”（37），正確指出“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只能導致內戰。中共中央隨即正式發布指示，宣稱“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38）。

然而滑稽的是，莫斯科這一重要命令，中共竟然不傳達給張楊。毛澤東雖讓潘漢年告訴張學良，與南京政府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但他卻把中共之所以作出這一重大政策轉向，說成是因為南京在對日政策上有了切實改變，因此政策重心應當是聯蔣抗日。就連這委婉的說法，潘漢年都沒敢去向張傳達，蓋他剛剛才把張鼓動起來反蔣，突然又要他去反過來遊說張聯蔣，實在是難以開口。幸虧張學良自己聽到了國共秘密和談的消息，不待潘漢年從蘇區歸來遊說他，便主動向中共表示贊成這一新方針（39）。正因為張學良主動轉了彎子，中共不必再向他解釋政策轉變的真正原因，他便始終給蒙在鼓裡，誤以為莫斯科仍未放棄“西北大聯合”計劃。中共突然改變態度，並不是因為莫斯科不再支持西北獨立，而是因為蔣介石放棄了剿共政策。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以堅持“打通蘇聯”的內戰助長了張學良的錯覺。 “打通蘇聯”本是“西北大聯合”計劃的成功關鍵和重要操作內容之一，中共和張學良曾為此多次會商過。如上所述，張8月初制定的聯合行動計劃第一條，就是讓紅軍“立即實施打通蘇聯，以便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但在莫斯科來電命令聯蔣之後，中共還在9月中旬至10月底發動了寧夏戰役，試圖取回蘇聯在外蒙邊境為中共準備的一千噸軍火。該戰役失敗後，蘇聯又改到新疆送貨，專等西路軍去取。這些事張學良全知道，當然會誤以為“西北大聯合”計劃還在進行中。

更嚴重的是，“蘇聯援助”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張註銷了的支票，偉大領袖卻還在用它“買空賣空”。

10 月間，張學良與閻錫山密謀“逼蔣抗日”。據張向中共的通報，閻擬請蔣“聯紅抗日”。如蔣不干，閻決不顧一切犧牲，聯晉軍、東北軍、紅軍全力抗戰，並將綏遠省的五個縣給紅軍。但他最關心三個問題：蘇聯能否批准中國紅軍到綏遠並聯絡外蒙；蘇聯能否接濟紅軍、東北軍與晉軍；聯合作戰紅軍能否聽指揮。張學良當場向閻拍了胸脯，聲言“俄已計劃在開戰時，空軍能一次運送一萬兵到敵人陣地後。”事後他轉告葉劍英時，葉竟然對閻的問題作了肯定答覆。不僅如此，當葉劍英將此事匯報給中央後，毛竟然回電讓葉通過張轉告閻錫山，“某方援助我們可擔任介紹”（22）。從表面來看，這話似乎沒有說死，然而卻再次強化了張原有的誤會。任何人處在張的位置，都只會以為中共當盡力幫助閻錫山得到蘇援，就算老閻得不到，自己是毫無問題的。

在反覆得到“國際援助不成問題” 的保證後，張仍未能完全放心。以他輕率衝動的性格，這次做事倒堪稱把細。11月5日，他請葉劍英捎去親筆信，詢問中共下一步行動計劃，特別關注中共獲取蘇聯援助的情況，以及蘇聯對援助西北抗日軍隊的態度。這分明是再次向中共落實，與蔣翻臉後蘇聯能否提供他所需的援助。毛周絕不至於看不出這意思來，然而卻回信表示對張的想法極為理解，但西路軍難以接應蘇聯從新疆提供的援助，請張派于學忠部協助西路軍前往新疆“辦貨”，越快越好，云云。張學良隨即電令在于學忠為紅軍提供協助，並回電中共，說“惟貨尚不能滿意”（40）。

至此，張最關心的問題總算得到了落實：中共已經證明自己並非空手套白狼，確實說話算話，具有良好信譽，不僅按他在8月初制定的聯合行動計劃發動了旨在打通蘇聯的寧夏戰役，而且證明了自己確實能夠弄到蘇援。張給代理商的答覆非常耐人尋味：“惟貨尚不能滿意”——只是貨還不能讓人滿意，這兒的“惟”表示了美中不足，“尚”表示了對將來改善供應的期盼，而“滿意”當然是以東北軍而不是紅軍的標準作出的判斷。它的準確解讀是：這次沒有送來我需要的飛機、重炮、坦克等等，堪稱美中不足。當然這也可以理解，因為“西北大聯合”尚未正式發動，希望發動後蘇聯能履行前言。

這就是張敢於發動西安事變的前提，這信心是我黨給他的。在他想來，他不過是按雙方制定的聯合行動計划行事，發動了得到莫斯科批準的“西北大聯合”工程，事發後，蘇制飛機大炮坦克定當滾滾而來。直到事變發生後，蘇聯官方媒體強烈譴責張學良，他才開始得知蘇聯的真實態度。

然而即使到了此時，中共還要誤導他，不但不向他傳達共產國際早在8月15日就下達了的命令，而且在他聽到蘇聯的官方反應後致電中共中央，詢問共產國際的態度時，還要說什麼“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更糟糕的是，毛澤東在向張傳達共產國際12月20日來電時，竟然刪去了關鍵的第一條：“張學良的行動，不管出自何種動機，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只向他傳達了其餘部分（41）。

這結果就是延續了張楊的錯覺。張學良和周恩來12月22日接連致電中共中央，明確主張迅速公開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周恩來還強調指出：“ 西北聯合局面張楊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此舉必能“堅定內部”，他還建議推張學良為西北抗日聯軍總司令（42）。這與原來的“西北大聯合”計劃相比，只是將 “西北國防政府”改為“西北軍政委員會”。然而這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名稱改變，連毛澤東都承認，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等於成立事實上的政府。只是因為中共怕失去“第三者”的地位，才拖延着沒有公開宣布（43）。

張楊的錯覺是在事變發動後才逐漸消散的，但問題是他們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只能儘量利用手中的人質，謀求全身而退。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張楊仍未放棄西北獨立的幻想，將同意成立“三位一體”（蘆註：張、楊、共一體）的軍政委員會與抗日聯軍，當作釋放蔣介石的條件（44）。甚至在張學良隨蔣介石回南京失去自由後，退而謀求“西北半獨立”仍然是楊虎城的奮鬥目標，只是因為中共方面已經決定放棄成立西北半獨立局面的想法，不願與南京作戰，他考慮再三後才決定做中共政策的犧牲品，擁蔣抗日（45）。

這些事實雄辯地表明，張楊確實把發動西安事變當成執行“西北大聯合”計劃，目的是謀求西北獨立。哪怕在發現蘇聯不支持後，謀求西北半獨立仍然是他們的首要目標。直到中共臨陣抽腿，不願與南京作戰，他們才改以“逼蔣容共”為訴求。從頭到尾，西安事變和“抗日”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歷史的滑稽：西安事變其實是“半流產的‘西北大聯合’”。所謂“半流產”，乃是神經中樞莫斯科業已取消了原來的指令，而執行終端張學良還在忠實執行它。之所以出現這種怪事，乃是中共那傳導神經未能忠實地傳達那指令，乾沒了最關鍵的信息。

這歷史的誤會當然主要是我黨造成的，但莫斯科也難辭其咎。斯大林猜疑成性，一直在記着中東鐵路事件的仇，懷疑張學良是日本間諜，因此不顧張學良的多次嘗試，拒絕與他來往，而是堅持讓中共作獨家代理，而且還要中共提防張學良（33），甚至為中共準備批准他入黨而嚴厲警告中共：“不能把張學良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失敗之後，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嚇得中共放棄了吸收張入黨的打算（46）。如果斯大林像對待宋慶齡那樣對待張學良，與之建立直接聯繫，則信息也就不會因中介轉達失真，西安事變也就不會發生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吞沒了最關鍵的信息也未便深責。作為政治勢力，我黨當時唯一的份量就是蘇聯獨家代理的身份。毛澤東所謂“買空賣空”確為實事求是之論。天下哪有告訴客戶原有訂單無法兌現的推銷員？要和唯利是圖的軍閥們結成統一戰線，唯一能打動他們的當然只有俄餉俄械，因此明知是吊銷了的支票也得用。更何況大老闆自己就在朝令夕改，發送容易使人誤會的信息 ——明知“打通蘇聯”乃是“西北大聯合”計劃最關鍵的一步，卻在取消“西北大聯合”之後仍向中共提供軍火，這就不能不在顧客心目中強化既有的錯覺。

在整個這檔子“狗爬樓梯上貓當”的爛事中，最令人佩服的是周恩來的辯才與個人魅力。據張學良後來回憶，當初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他終生生活在周的個人魔力之下，至死是個鐵杆周迷。

被好總理迷倒的又豈止他一人？楊虎城直到事變後黯然出國前夕，仍然以為西安事變不成，是因為日蘇競相拉攏南京，而蘇聯為自身利益出賣了西安，壓根兒不知道不知道莫斯科早就取消了“西北大聯合”計劃，不是蘇聯出賣他們，而是中共欺騙了他們。所以他還特地對好總理說，共產黨確實夠朋友，他以後一定“保持與共黨紅軍作朋友”（45）！

最精彩的還是張學良失去自由後，好總理憑三寸不爛之舌，從容應付東北軍少壯軍官抗議的精彩表演。此事楊奎松教授在《西安事變新探》中有記述，但極為簡略（47），據張國燾說則是：

“ 東北軍的少壯派鼓譟起來了。五十幾個少壯軍官，以死來威逼周恩來。他們持着武器，在一個會場中向周質問他們的少帥那裡去了？他們說西安事變是中共挑動起來的，事後中共又提出和平解決的辦法，出賣盟友，與蔣系人員，秘密妥協，犧牲東北軍，以圖自身的私利。從前共方老是說蘇聯援助，結果竟是騙人的，現在張少帥去南京，當然凶多吉少，東北軍人也將死無噍類。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禍首的周恩來負責。

周恩來面臨着這種險境，施展出全身解數，幸而應付過去了。他態度鎮靜，措詞誠懇，向會眾說明：張少帥隨蔣赴京，實出意外，他不贊成，但來不及阻止。他又說到如果我們內鬨，張少帥的生命就會沒有了，東北軍也會完蛋的；如果我們團結鎮靜，蔣對我們的力量將有所畏懼，不敢為難你們的少帥；三角聯盟也能繼續存在，發揮作用。周並向那些憤怒的軍人們誓言，中共決不出賣三角聯盟，始終與盟友站在一條戰線上，決不讓少帥和東北軍一方受害。那些暴躁軍人終於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顧全大局。”（48）

很明顯，張國燾只可能從周恩來或其他人那兒聽到這段軼事，但這記述仍有相當可信度。“中共決不出賣三角聯盟，始終與盟友站在一條戰線上”云云，確實是周反覆向東北軍將領和楊虎城等人作的保證，也確實起到了作用，以致楊虎城明知自己成了中共政策的犧牲品，仍然表示“願做共黨朋友到底”（45）！

和好總理比起來，《戰國策》上的張儀、蘇秦，乃至《三國演義》上“舌戰群儒”的諸葛亮又何足道哉？

四、誰被“逼到了懸崖邊上”？

以上史實，基本寫在楊教授的傑作《西安事變新探》中。讀者應能看出，張楊之所以敢發動“西安事變”，是因為他們誤以為那是在執行早就與中共和莫斯科商定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事發後蘇方必然信守諾言，源源不絕地提供軍援。如果沒有這個保證，則他們絕對不敢舉事。

殊不料事變發生後，蘇聯竟然強烈譴責，將它說成是日本人的陰謀，全國輿論更是激憤如沸。12月15日，蔣夢麟等北平六大學校長通電張學良，強烈譴責事變：

“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當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

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發表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說：

“ 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交鬥爭經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所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正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復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胡適寫了《叛逆張學良》一文，呼籲全國反對張學良，傅斯年則乾脆斥罵張學良“做起事來頗像土匪”。就連“唯美主義者”聞一多，也在講堂上大罵出口。文化界可謂人人口誅筆伐。懾於這種空前激烈的輿論反彈，張學良原來着意籠絡的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渠等人都不敢表態支持，遑論舉兵響應，張楊可謂內外交困。

最致命的威脅還是蘇聯的公開譴責。楊虎城在下野出國前夕對周恩來坦承，這次事變之不成，完全在於蘇聯力主中國應在蔣的領導下實現和平統一，當然不會有援助西安之舉，這是事變事實上不能成功的關鍵（45）。這話說得明明白白：當初他們之所以發動事變，就是誤以為蘇聯會信守承諾，大舉援助，這就是事變成功的關鍵。一旦發現這寶押空了，當然只能同意和平解決。一言以蔽之，張楊之所以發動西安事變，是以為有蘇聯的支持，而後來同意和平解決，乃是因為蘇聯“出賣了西安”。

然而楊奎松教授似乎卻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逼蔣抗日”，他是被蔣介石逼反了的。

楊教授的理由似乎是，國府加緊對中共的圍剿、特別是中央軍入陝會同東北軍進剿造成了張學良的兩難處境：通敵賣放再不像過去那麼容易了，東北軍難免要和紅軍有摩擦情事，引起中共甚至他手下激進少壯軍人的不滿，反過來，蔣介石也對他消極怠工非常不滿。這艱難的鋼絲走到一定地步，當然就會激發出他破釜沉舟，作驚天一擲的決心來。此外，張學良早就懷疑蔣“對他開始了惡意的布置”，始終在“提防大老闆下他的毒手”，此後又為中共說合，公開表明了只願抗日不願剿共的立場，遭到蔣嚴斥。在此情況下蔣突然來西安督戰，完全出於張學良的意外，不能不引起他的恐慌，“把張學良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張學良……此時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使盡渾身解數，勸蔣和共，一是破釜沉舟，發動政變，但第一條路顯然走不通”（49）。

竊以為這論證難以成立。

首先，如上所述，張學良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否決了“西北大聯合”計劃。國共雙方秘密和談的消息，使得他以為中共從“反蔣”改為“聯蔣”，乃是因為蔣介石改變了政策。既然如此，當他後來發現蔣並未改變安內攘外政策時，繼續執行原計劃當然就是順理成章的，蔣介石逼不逼他都一樣。反過來，如果他早知道蘇聯的最新立場是反對把蔣介石當成敵人，那無論蔣介石再怎麼逼他剿共，他也斷然不敢貿然舉事，這一點可從他在事變後終於得知莫斯科態度後不得不同意和平解決中輕易看出。因此，不是蔣介石逼反了張學良，而是中共有意無意誤導了張學良，使得他一直以為“西北大聯合”的計劃還和過去一樣，始終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和鼓勵。

當然，蔣介石突然飛臨西安，確有可能引起本來就虛心的張學良的恐慌，但若張知道莫斯科的最新立場，則這種恐懼心理絕不足以促使他鋌而走險。真正觸發事變的直接誘因，我看還是蔣刻意外泄了將蔣鼎文、衛立煌調來接替張，並將東北軍調離西北的人事調動腹案（50）。蔣這一“敲山震虎、打草驚蛇”之計，非但沒有達到敦促張抓緊剿共的原設計目的，反而引發了副反應：這人事更動一旦成真，勢必使張念念不忘的“西北大聯合”計劃化為泡影，因此張不能不先下手為強，搶在被調走前動手。在這種情況下，蔣到西安本身也構成了巨大的誘惑——若能抓住蔣作人質，“西北大聯合”計劃就更容易成功。

因此，對張來說，西安事變不過是執行原定計劃而已。它唯一的計劃外因素，不過是尚未打通蘇聯便發動。但抓到蔣這最有效的人質足可彌補這一不足：國府可能會因投鼠忌器而不敢或延遲發動進攻，那時即可由兵力雄厚的東北軍從容打通蘇聯，實在不行還可以請莫斯科直接出兵，如蘇軍當年幫助盛世才蕩平競爭對手然。

其次，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也不是如楊教授所說，是蔣介石堅持剿共逼出來的，其實楊教授披露的大量史料本身就證明這一結論顛倒了因果關係：不是蔣介石堅持剿共，而是中共堅持內戰逼得蔣介石不能不剿共，從而把通共的張學良逼進了進退維谷的困境中。

《西安事變新探》（下稱“該書”）披露，因為國難當頭，蔣介石早在1935年年底便主動開始與中共和談。1936年4月底至5月中旬，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前往南京與國民黨方面談判，要求國軍停止進攻山西紅軍。經反覆商談後，國民黨方面於5月15日第一次以書面形式提出了四項條件作為兩党進一步談判的基礎（下稱“ 五月方案”）：

“一、停戰自屬於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則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

二、國防政府應就現代國民政府改組，加入抗日分子，肅清。

三、對日實行宣戰時，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制。

四、希望黨的領袖來京共負政治上的責任，並促進聯俄。”（51）

這才是真正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如果中共真是日夜盼望“北上抗日”、“東進抗日”，那麼以上四條就完美地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北上東進至察綏外蒙邊境，既推進到了與東北接壤的抗戰前線，又圓了中共“打通蘇聯”的夢，讓他們從此源源獲得蘇聯軍火援助。更難得的是，這些條件沒有涉及到取消蘇維埃政府和改編紅軍等問題，中共如果以國家民族為念，根本就沒有理由拒絕。

然而報告於6月上旬送到中央時，毛澤東卻嗤之以鼻。他拒絕的出發點不是國家民族利益，甚至也不是中共的利益，卻是蘇聯的利益：

“南京以鐵道部次長曾養甫出面答覆我們的信已收到，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52）

倘若日蘇戰爭爆發，中國不是可以免了戰禍了麼？就算不能倖免，起碼也有了一個強大盟國，可以與之南北夾擊日本，不至於孤軍血戰，苦撐苦熬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什麼民族英雄毛澤東要對此光明前景疾之若蛇蠍呢？

中共的拒絕並未使國府喪失耐心，1936年7月4日，陳立夫又通過曾養甫等向周小舟提交了新方案（下稱“七月方案”，文中“K方”指國府，“C方”指共方）：

“一、K方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去集合願意參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裝力量，不論黨派，在同一目的下，實現指揮與編制的統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張，應於此時放棄過去政治主張，並以其政治軍事全部力量置於統一指揮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認全國武裝隊伍應統一指揮與編制的原則時，即行停止圍剿，並商定其武裝隊伍之駐紮區域，與其他國軍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決意放棄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即以K方為主體，基於民主的原則，改善現政治結構，集中全國人才，充實政府力量，以負擔民族革命之任務。”（53）

這個方案要求的只是中共放棄推翻國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政治主張，將紅軍改編為統一指揮的國防力量，這完全是基於當時深重國難的最起碼要求。中共若接受該方案，則國府不但承諾給予與其它國軍同等待遇，而且答應實行民主政改，吸納全國人才包括中共人員充實政府以領導全民抗戰。最重要的是，它照顧了我黨生怕引發日蘇戰爭的心病，放棄了讓我黨轉移到察綏外蒙邊境的要求。

任何一個面對地方武裝反抗的中央政府都只可能做到這個地步。如此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共根本就沒有理由拒絕。實際上，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於12月23日特地向蔣介石表態，同意放棄宣揚共產主義，原則上同意廢除蘇維埃政府，在中央政府領導下一致抗日，甚至表示不要求參與政府改組，願在將來參加國民大會，追隨民主的中央政府。這其實就是答應了國府的七月方案。正因為周作了這些保證，蔣才在12月25日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口頭承諾（54）。七七事變後，中共更公開聲明願為三民主義奮鬥，放棄“蘇維埃共和國”稱號，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並發誓接受中央政府的統一軍事指揮，在表面上採取這些措施，其實就是履行了與蔣介石在西安達成的秘密諒解。

因此，我黨通過西安事變取得的實際成果，國府早就在七月方案中主動提供了。為什麼中共當初就是不能接受？如果中共當時接受了該方案，張學良豈不是就此從進退兩難、兩面得罪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又怎麼還會被蔣“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如此昭如日月的事實，楊教授何以述而不見？

更何況七月方案送至陝北中共中央時，已是共產國際8月15日的聯蔣指示下達之後，中共已奉命改“抗日反蔣”為“聯蔣抗日”，按理說就更不該拒絕了，然而中共就是以“默殺”的方式否決了它。

對此不可理喻的行為，楊教授竟認為“要中共在這種條件下與南京政府取得妥協，仍舊是難以想象的”！敝人遲鈍，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難以想象”之處。既然西安事變後中共可以接受類似方案，事變前何以又不能？箇中原因，其實不過是西安事變使得斯大林龍顏震怒，終於讓中共知道若再頑固堅持內戰，就要被大老闆無情拋棄而已。

不僅如此，楊教授還說：“中共這時顯然不能理解：南京方面既然願意談判解決問題，為何不能停止軍事進攻？如果繼續用軍事方式來對付共產黨，那麼，又有誰能相信國民黨確有和平誠意？”（55）

他自己披露的史料本身就又一次說明這個問題根本就問反了，應該是：“中共既然願意談判解決問題，為何不能停止武力擴張？如果繼續四出攻城略地，騷擾地方，那麼，又有誰能相信中共確有和平誠意？”

上引國府七月方案第三條就說得明明白白：“K方在C方承認全國武裝隊伍應統一指揮與編制的原則時，即行停止圍剿。”國府要求的僅僅是中共承認全國武裝力量應統一指揮與編制的原則，中共一旦做到這點，則國府就停止圍剿。但中共卻頑固拒絕認同這抗日救國的最起碼前提，堅持以武力擴張根據地，這還能責怪國府“繼續用軍事方式來對付共產黨”麼？

其實，該書披露的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就說明了一切，限於篇幅，這裡只能摘要轉述：

一、“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無紅軍活動之餘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

二、“為着保存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依紅軍現實條件，如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東南方面發展，……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

三、希望通過與蔣談判獲得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地區。但“即使蔣承認紅軍占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很大的），也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的讓出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少的）”。

四、“這一地帶……滿布着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因此需要“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

五、軍事部署大致可定為，進攻上述地帶，多數城寨或堅城待接取飛機大炮後再奪取之。

六、如以上計劃因各種原因不能實現，“則我們只好決定作黃河以東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在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56）

這是對大老闆說：中共為了生存和發展，不能不武力擴張，攻占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無論蔣介石是否同意給予這些地區，紅軍都必須動武，因此需要蘇聯提供飛機大炮。若各種原因使得該計劃不能實現，則中共將被迫違反共產國際“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命令，將內戰引向與抗日相反的東南方向。換言之，無論是何種情形，中共都非得打內戰不可，區別只在於內戰是打向西北還是殺向東南。這就是莫斯科可有的選擇：給我飛機大炮，則我向西北打。若是不給，那我就只好向東南打了。

這困境其實是中共自己造出來的。陝甘北部當然“非多兵久駐之地”，生存困難，但國府不是在五月方案中提議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麼？接受了那方案，和蘇聯連成一片，還會有什麼生存危機？又何必發動戰爭，千辛萬苦地經寧夏向綏遠挺進，打通蘇聯，接取飛機大炮？我黨給上級領導開出來的那兩個選擇中，為何獨獨不包括東北方向？就算非擴張不可，那也完全可以向東北方向挺進，去實現和日本人血戰到底的夙願，把侵略者無理強占的土地奪回來。如此則既能解決自己的生存危機，又能為國立功，何樂而不為？為何我黨害怕那個方向會超過害怕斯大林的地步，以致連大老闆不許向東南方向打內戰的命令都敢違反？為什麼連斯大林都沒本事逼他們抗日？日本人真的就那麼可怕麼？

不幸的是，看來日本人就是可怕，起碼斯大林非常害怕。他盼望中國抗日，恰是因為他害怕日本進攻蘇聯，因此千方百計要把這禍水引入中國，讓日本陷在中國泥沼之中。因此，蘇聯可以在幕後煽動中國抗日，自己卻萬萬不能卷進去。正是因為熟知並充分體諒大老闆這心病，中央給國際的報告才會刻意排除向東北方向擴張的計劃，否則勢必將大老闆逼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帝國主義強權外交的尖銳衝突之中：如果中國紅軍到察綏外蒙邊境上去抗日，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蘇聯不能不支持自己的“階級弟兄”，但那就可能引發日蘇武裝衝突，違反蘇聯的國家利益。因此，中共寧肯用“向東南方向打內戰”作為換取“向西北方向打內戰以獲取飛機大炮 ”的籌碼，也絕不會批斯大林真正的逆鱗，提出轉移到察綏外蒙邊境上去。

不能不承認中共中央確實吃透了領導意圖，莫斯科回電錶示“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的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57），甚至連“不許向東南方向打內戰”的禁令都沒下。

我黨於是主動發動了寧夏戰役。而毛澤東此前曾致電國府，莊嚴承諾“我方首先執行停止對國民黨軍隊攻擊，僅取防禦方針，等候和議談判，集力抗日”（58）。這到底是誰言而無信，缺乏誠意？

其實根據秋實先生的考證，蔣介石剿共，有深心在焉，目的是挑起日蘇戰爭，讓中國逃過戰禍。這就是國府在上述“五月方案”中提出讓紅軍開赴察綏外蒙之邊境的真義，不幸卻被偉大領袖慧眼看穿，予以斷然拒絕。秋實先生接着介紹：

“ 中共既不肯出兵察綏抗日，又不肯在蘇維埃改制和紅軍改編問題上妥協，蔣介石就計劃用東、南、西三面合圍陝北的辦法，將紅軍趕到外蒙邊境去。１０月下旬蔣介石對馮玉祥說，關於同中共關係問題，他已考慮很久。問題主要有三點：（１）‘人的問題，這好解決，從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飯，一屋子開會，現在變成對打的冤家 ’，‘如妥協成功，仍在一起對外，並無不可’。（２）黨的問題，‘這好辦，待我們實行憲政，各黨派都可參政，共黨當然不能例外’。（３）軍隊問題，‘這是最不易解決的問題，誰敢去領導他們的軍隊呢？何況現在他們不答應改編，我想還是送他們到外蒙古去吧！’他希望馮玉祥和其他人能夠想到辦法，使紅軍‘能夠服從統一與服從領導’，否則只有將紅軍趕到外蒙去。

至１１月上旬，蔣介石雙管齊下，一面命陳立夫與潘漢年舉行談判，謀求政治解決途徑，一面催逼西北剿共部隊節節推進，加強軍事攻勢，給紅軍造成了極大困難。然而，紅軍即使在危急情況下，也沒有向北逃向外蒙邊境的計劃。正相反，他們準備的第二次長征方案，卻是分頭轉移到河南等內地，謀求建立新的根據地。”（59）

所以，如果尊重歷史，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逼蔣抗日”，似乎遠不如說蔣介石採取的“你不抗日我就剿”的政策是“逼共抗日”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當然，被“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的也大有人在，不過不是張學良。

如該書生動介紹的那樣，寧夏戰役失敗後，紅軍被分割於黃河兩岸，無法突出重圍，八九萬人困在貧瘠的陝甘北挨餓受凍。政治局為此在11月13日召開會議，決定放棄陝北再度突圍長征，於當日電告共產國際，“在河東之主力軍不得不改變行動方向，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合水南下，占領平涼、涇川、長武、分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之後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視情況再定”（60）。

但僅僅7天后形勢就更加惡化了。河東紅軍全部被國軍“壓在定邊、鹽池以北，豫旺堡以東，曲子鎮以南的狹小地段，幾乎無法周旋”（蘆註：此處南北方位似乎倒置了，應予互換）。以致中央不得不改變行動方針，準備分散突圍。洛甫為此電告國際：“紅軍主力在現地區不利作戰時將被迫恐怕得準備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游擊戰爭”（61）。

雖然此後紅軍在山城堡消滅了胡宗南一個旅的大半，但這並未遏阻胡宗南的攻勢（62），這杯水車薪更不能解除紅軍在整個戰略態勢上的被動與危急。從這個角度來看，楊奎松教授所謂“張學良被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之說也不無道理，只是該修改為“中共被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使得張學良不能不焦慮萬分，挺身出來解救他心目中的英雄群體。

但即使改為這更加客觀準確的表述，也必須指出這懸崖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黨接受國府的五月方案，毅然開赴察綏邊境抗戰，在蘇聯援助下與日寇血戰到底，豈不是早就將蘇聯拉入偉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真正的救國事業立下了不朽殊勛，將為全民族世世代代感戴麼？張學良不也就能借這東風打回老家，重做東北王麼？哪怕是我黨接受了國府的七月方案，他也沒有必要以發動西安事變“曲線救國”，以致被軟禁了終生。

綜上所述，西安事變最初是張楊為謀求西北獨立而發動的軍事政變。它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共未能通知張楊莫斯科的最新立場是“聯蔣抗日”，致使他們誤以為發動後莫斯科會按原計划行事，提供軍事援助，並與之訂立共同防衛條約。只是在事變發生後，張楊才通過媒體得知莫斯科的態度，被斯大林釜底抽薪，失去了與國府對抗的資本，被迫將“革命”改為“兵諫”，亦即由原來的“反蔣獨立”改為“逼蔣聯共” ，並最終被迫同意放蔣。也同樣是因為莫斯科的壓力，中共才被迫接受了國府早在1936年7月間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換取了蔣介石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口頭承諾。因此，蘇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是事變發生乃至最終得以和平解決的根本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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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失去的機會？》17-18頁，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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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紅軍行動方針給王明同志電》，1936年8月21日，《毛澤東年譜》（上）573頁。

57、《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澤東、洛甫、恩來、博古電》，1936年9月11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26頁

58、《西安事變新探》，299-230頁。

59、秋實：《乾坤一擲為哪般 ——西安事變前張、共、蔣關係探密》，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3/02/200302011216.shtml

60、《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年11月13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59頁。

61、《洛甫致國際書記處電》，1935年11月20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64頁。

62、《彭德懷自述》，網絡版，http://www.jysls.com/thread-154958-1-1.html。據參與指揮的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證詞，該戰役“截掉他們（蘆按，指胡宗南部）一段尾子，頗有斬獲，俘獲人槍各千餘”（《我的回憶》，第三冊，3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