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網友以為我的“蔣介石是內奸”這個看法是標新立異。
其實不然，我的這個看法根本就不是我第一個發明的，是歷史上許多人就認為蔣介石是抗戰中的內奸。

如果說就是我一個人亂發明，那大可不必理睬，或者大批特批都行。
但是其它的歷史人物如果也這樣認為，那麼可以認為，“蔣介石是內奸”這個結論還是有那麼一些道理的。

舉一個例子吧。美國總統羅斯福，就認為蔣介石是二戰是同盟國這邊的一個大內奸。否則，為什麼要下令秘密暗殺蔣介石呢？
這個事情可不是我造謠，是美國派去伴隨蔣介石二十多年的一個美國將領的回憶錄這麼說的。
是他接到的羅斯福的命令，但是，由於沒有找着合適的時機，後來戰事吃緊，只好作罷。

當然啦，美國總統的觀點，也不一定就正確，我只不過是指出，認為蔣介石是內奸的看法不是我一個人罷了。

那麼，怎樣判定是一個人是不是內奸呢？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對內奸也是要有一個認識過程的，不是一開始就能夠知道的。
因此一些網友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怎麼能夠和內奸合作呢？在沒有認識清楚的情況下，當然是有可能不得不和內奸合作的。
任何人都是人而不是神，不能夠做到能掐會算，即使毛澤東也是這樣。

那麼，內奸的判定標準呢？

當然是看他是不是對抗日武裝開火。我想，在那些蔣介石的反共高潮中被打死的八路軍新四軍官兵，在臨死的時候，是清楚蔣介石是內奸的。

但是困難就在於，你知道並不等於人家知道。中國共產黨知道了蔣介石是內奸，並不等於全國人民知道，並不等於國民黨的廣大中下級軍官知道。

在這種情況下，處理起來比較困難。如果因為了蔣介石是內奸，就向國民黨軍隊徹底宣戰，結果打的也不是蔣介石，而是國軍的隊伍。
而蔣介石可以乘機宣傳共產黨叛亂，於是全國人民就更不容易認清。
因此，只能是有理，有利，有節，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中國歷史上，民族英雄就經常遇到皇帝是內奸應當怎麼處理的困惑。
比如說岳飛，皇帝下令把他給殺了，他只能選擇引頸就戳，否則你說怎麼辦？
你引頸就戳了，日後有被平反的機會。而如果你反抗，那你就真的是謀反，反而民族英雄成了內奸，皇帝倒成了好人。

實際上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就相當於皇帝的身份，最高領導人嘛，但同時就是一個內奸，始終在干着破壞抗戰的活動。否則羅斯福為什麼要下令暗殺他？

而毛澤東的策略和羅斯福的不同。毛澤東是要在同蔣介石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中，向全國人民宣傳，揭露蔣介石的真面目。毛澤東爭取的是民眾。
許多國民黨軍內部的高中低級軍官和國民黨士兵，也都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就看透了蔣介石是內奸之後，實際上在抗日戰爭中就已經投奔共產黨軍隊了。
正因為如此，在蔣介石發動反共高潮的時候，才會出現不少國軍官兵紛紛戰場起義加入到共產黨隊伍的壯觀場面。

那些起義加入到共產黨隊伍里的國民黨將領，難道是為的個人好處？當時加入共產黨隊伍有什麼好處嗎？
一些右派耿耿於懷的，不就是當官的有一個小灶，吃的要比當兵的好一些嗎？這一點好處和國民黨軍官的好處相比，那可真是天上地下。
共產黨也反對絕對平均主義，內部當然也有等級，但這個等級和國民黨軍隊的那種等級，甚至和現在的美國軍隊中的等級相比，可以認為是微乎其微的。
難道起義的國民黨將領就是為的共產黨的這個小灶？他們在投奔共產黨之前吃的可比這個小灶要好不知多少倍呢。

此外，右派又能夠舉出多少例子指出，在抗日戰爭中哪個共產黨的軍官居然率部投奔蔣介石的？難道投奔蔣介石沒有好處嗎？
蔣介石的軍官待遇，可比共產黨的幹部待遇強得多。
我就記得在看抗日戰爭的各部小說中，裡面描寫國民黨兵中流行的一首歌，歌詞是：“小妞小妞快快長，長大成人跟連長，穿皮鞋，咯咯響，一進門兒三道崗，沒有米麵找保長。”這裡面就已經形容了國民黨軍里連長的待遇了，還只是個連長和保長啊。
如果有人不信，可以去問這裡的王保長嘛，他肯定知道的。

我從來不反對宣傳國民黨軍的抗戰事跡，但是蔣介石是內奸，這也是必須澄清的。

有一些人對此觀點的反駁方法是錯誤的。他們總是在把國軍的戰績和蔣介石掛勾，說什麼如果蔣介石是內奸，他怎麼會打某某某仗之類愚蠢的問題。
如果這樣的話，還會以為岳飛抗金的所有戰果都成了皇帝老兒的戰果呢。

蔣介石在抗戰的任何戰役中，起到的其實就是破壞搗亂的作用。只不過的一些戰役他的破壞搗亂不大成功，就勝利了。
例如，李宗仁就在他的回憶錄里說，他領導的第五戰區，由於他接受任命的時候堅持要求蔣介石不許摻和進來，打日本人的效果一直就不錯。
而其他戰區，就經常出現本來打得不錯，堅持下去眼看就要成功了，蔣介石一摻和進來，國軍形勢馬上的急轉直下了。
即使破壞搗亂得成功的，也還是有許多國軍的英雄將士們重創了日寇，但仍然記不到蔣介石的帳上，因為蔣的作用，就是內奸。

你們瞧，我認為蔣介石是內奸，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認識到蔣介石是內奸，許多國軍的官兵認識到蔣介石是內奸而投奔共產黨，羅斯福認識到蔣介石是內奸而命令暗殺蔣介石。有這麼多人認識到蔣介石是內奸，是獨夫民賊，是人民公敵。
因此，如果有人要反駁，那也並不是僅僅反駁我一個人就可以了，必須得挨個反駁才是啊。

有人大概會說：上面這些資料仍然不足以證明蔣介石是內奸。

本網友記得，曾在網上看到過一篇名為“國民黨抗戰的五大奇蹟”的文章，其中說《崗村寧次回憶錄》中提到蔣介石給投降日本人的偽軍發餉的事情。
本網友於是就搜索了一下，找到了一個提供這本書的PDF文件的網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141337.html。
其中，第三編“北京三年”的第十七部分“投降的將領”（全書第327—328頁），崗村寧次是這樣敘述的：
“十七、投降的將領

我到北京就職後，了解到管轄區內沒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但有不少以上將、中將為軍隊司令的國民黨地方軍。
這些地方軍大都是各派系的舊軍閥，目前雖接受中央政府的軍餉，對蔣介石卻未必忠誠。
只要避免和他們作戰，即可減少犧牲，節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軍司令官、兵團長等對國民黨地方軍進行誘降工作。
結果非常奏效。從1942 年春開始，這些將領陸續投誠，到43 年秋幾乎全部歸順我軍。

其中最大的軍，就是前面提到的龐炳勛八萬(原文如此——譯註)大軍。

除上述將領統率的正規軍外，投誠的也有地方雜牌軍的小部隊。即使這樣隊伍，在維持治安方面也起到一些作用。

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東省張店，檢閱了該地雜牌軍的投誠部隊，當晚在日本飯館招待各部隊的五、六位部隊長並進行了懇談。
此時我想起在北滿任第二師團長時，曾費了一年的苦心，最後成功地使管區內的土匪全部歸順。
當舉行歸順儀式後，也是在飯館宴請他們的幾位頭目，並進行了懇談。

這些將領可以說對蔣介石不夠忠誠，對國家民族倒有相當誠意。
他們到北京或在當地初次見到我時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
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請了全部降將：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杜錫鈞、李守信、吳化文、胡毓坤、榮子恆等，並進行了懇談，當他們得知不久將發動進攻時，仍表示礙難參加對中央軍作戰，而願協助維持後方治安，並向我介紹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注:後來在我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估計向我軍投誠的重慶系地方軍的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即達30萬人左右。”

在這裡，崗村寧次為蔣介石辯解說“這些將領可以說對蔣介石不夠忠誠”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是蔣介石在抗戰結束之後不久就宣布崗村寧次等人無罪，並把他們送回日本去的。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時候已經是1942年10月，而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於1941年12月9日發表了如下的對日宣戰文告：
“中國為酷愛和平之民族，過去四年余之神聖抗戰，原期侵略者之日本於遭受實際之懲創後，終能反省。
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端忍耐，冀其悔禍，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維持。
不料強暴成性之日本，執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諸友邦開釁，擴大其戰爭侵略行動，甘為破壞全人類和平與正義之戎首，逞其侵略無厭之野心。
舉凡尊重信義之國家，咸屬忍無可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特此布告。”

並且，偽軍將領說得很明確，這是“重慶的軍餉”，肯定是蔣介石簽署同意才可能發出的。

這就是說，蔣介石居然在正式對日宣戰十個月之後還繼續給投降日本人的偽軍發餉。
如果說這樣的人還不算內奸，那恐怕就沒有內奸了。

還有人拿出毛澤東寫給蔣介石的下面這封信，試圖用來證明蔣介石不是內奸：
“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志回延，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餘。

先生指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

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 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全國統一團結之破 壞陰謀。
　　
　　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
　　
　 　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之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 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註解：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
　　
　　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

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間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專此布臆。致祝健康！並致

　　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首先，本網友請大家注意：毛澤東這封信寫於“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1938年9月29日。
因此，按照上述假設，這封信證明了毛澤東到1938年9月29日為止仍然不認為蔣介石是內奸的。
而新四軍官兵被殺是在1941年，蔣介石給投降日本人的偽軍發餉是在1942年，羅斯福總統密令暗殺蔣介石則是在1943年。
因此，正如數學網友指出的：“在沒有認識清楚的情況下，當然是有可能不得不和內奸合作的。任何人都是人而不是神，不能夠做到能掐會算，即使毛澤東也是這樣。”

那麼，本網友在下面就要為大家再介紹其他一些資料，這些資料同樣可以作為“蔣介石是內奸”的鐵證，同時也顯示毛澤東在寫這封信之後不久就認識到蔣介石是內奸。

大家都知道，蔣介石在1937年發表的《對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中曾這樣說：“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至，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本網友再請大家看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1939年1月16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發表的演講《外交趨勢與抗戰前途》，其中的一部分內容也提到了盧溝橋事變：
“我們這次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變。凡是一種戰爭，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隨便瞎撞，就會使國家民族自趨滅亡。
我們這次抗戰的目的，當然是要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如果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不能和日本開始談判。
假使可以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就可以開始談判，以外交的方法，解決東北問題。
有人以為抗戰到底的口號，是共產黨害了我們，心裡不免恐慌。
我想我們只要照到這種方針來做，有什麼可怕呢？
但若在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沒有恢復，即與日本談判，便是我們最大的失敗。”

也就是說，在1939年1月16日，也就是毛澤東寫信的四個月之後，蔣介石已經把1937年宣言中的“抗戰到底”改成了“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
“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是什麼呢？大家都知道，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就已經占領了東北三省。
所以，所謂“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實質上就是主張將“收復東三省”排除在“抗戰到底”的目標之外。

當然，蔣介石說是要“以外交的方法解決東北問題”。
那麼，這裡有誰相信，通過外交方法能夠“解決東北問題”，讓日本人主動把東北三省還給中國？
反正本網友是不信的，搬運工人信麼？

這就使毛澤東認定蔣介石要投降了。因此，同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做了《反投降》的報告。

根 據毛澤東草擬的報告提綱，他首先指出：“目前形勢的特點在於:國民黨投降的可能已經成為最大的危險，而其反共活動則是準備投降的步驟。國民黨投降的可能是 從抗戰開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發生的，但成為時局的最大危險，則是目前政局中的現象。國民黨反共也是從統一戰線建立時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發生的， 但把反共作為直接準備投降的步驟，則是目前的實際。”

然後開始分析原因：“目前的這種形勢，是由於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誘降政策，二、國際的壓力，三、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動搖。今分述於後：。。。”

經過對日本誘降政策的深入分析，毛澤東指出：“做一句話來說，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針非貫徹不可，否則有德、俄革命的危險。
由此可知，以為日本可以根本上讓步，可以不經長期戰爭而用英、美壓力恢復盧溝橋以前狀態(蔣介石，國民黨許多人)，只是夢想。”

他還指出：“為表示和之誠意給國民黨看，給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掃蕩”八路軍(華北十五個師團)，現又企圖進攻陝北，作為促進國民黨降日反共之一步驟。”

他在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壓力之後，繼續指出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動搖現狀：
“國民黨已在進行其投降的主要準備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準備工作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半年以來，華北、華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動特別厲害。在華北:八路軍從日本手裡收復失地，國民黨從共產黨手裡“收復失地”。
在西北:共產黨沒有超越邊區寸土，國民黨則用武力侵入邊區許多地方(鎮寧、寧縣、旬邑、靖邊、瓦窯堡)。原因在於共產黨是投降的最大障礙物，不反共則不能投降。。。”

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情況是與（國民黨）六中全會時不同的。那時，抗戰還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蔣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之駁斥近衛演說就是證明。現在，是在敵人以誘降為主並已生效的時候，是在英、美加緊策動投降的時候，是在國民黨五中全會決定依靠英、美並執行反共政策之後。所以，那時，雖以反投降為第一條，但實際沒有現在嚴重。。。”

最後，他很沉重地說：“抗戰可能有兩個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戰，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戰。”

在分析了“大部抗戰，小部投降”這種樂觀前途之後，他着重分析了“大部投降，小部抗戰”這種悲觀前途可能導致的後果：
“那時必是一個混亂局面，不是一個統一局面。那時，共產黨將成為全國人民的救星，全國人民望共如望歲。那時，中國人民對蘇聯希望必增加。那時，國際必是一個戰爭與革命局面。那時，日本與英、美、法的衝突是可能的。如果這種情況出現，正是中國革命長期性、曲折性的實際。

不能設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現政府能夠抗戰到底。不能設想，這種政府能夠爭取最後勝利。我們一次也未希望過，也未說過。

只有願意動員全國人民的政府，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府，才是能夠領導抗日勝利的政府。

舊東西的改造，經過叛變與克服過程。

那時，可能出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府(包括共產黨在內的)。

那時，中國可能有三種性質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這幾種政府間的鬥爭，將組成所謂相持階段的局面。所謂相持階段，可能正是這樣情況的階段。

　　不能速勝也因這種情況。

　　不會亡國也因這種情況。

　　將來抗戰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說:一、大部抗戰，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戰。如果是第二種前途，則其可能情況如上所述。但第一種前途，目前並未絕望。”

然後，在對上述情況分析進行小結之後，他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任務，號召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
“　第一，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

　 　第二，全黨努力，同一切愛國進步分子，一切愛國進步的國民黨人員(上層的、中層的、下層的群眾)親密聯合在一塊，並和他們一道(如果在國民黨統治區域， 必須和他們一道，不是我們單獨)去動員群眾，開展反投降鬥爭，公開揭穿反共即準備投降的實質，以孤立投降派與反共分子，以便繼續抗日。

　　在這裡要加強統一戰線的工作與人員。

　　第三，不論何種情況，黨的基本任務是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與三民主義。必須堅持這種方針，不能有任何的動搖。

　　黨的一般任務就是這樣。”

他還特別提到了“擁蔣問題”：
“　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過去是對的，現在是對的，只要蔣領導抗戰一天我們還是擁護的(當然以抗戰為條件)，不應對蔣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蔣對抗戰在某種情況下不能堅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時，我們如何表示，還要慎重考慮。當然，那時不能不有表示，但須是適當的表示，應以有利團結多數抗戰、有利國共繼續合作為原則，而不能隨便地輕率地恢復“反蔣”口號。

　　蔣對於共產黨存在着敵意，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實，我們必須嚴防他及其部下破壞我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對外不說“國民黨投降”，應說“地主資產階級投降派”。”

遺憾的是，儘管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各方（包括國民黨內）抗日力量共同做了很大的努力，1940年8月國民政府還是發表了《處理敵我關係之基本綱領》：
“恢復和平之絕對必要條件：
（一）凡因作戰而來之日本軍隊應限期完全撤回，其在北方長城內外之部隊應全部撤出河北察哈爾省境以外。
（二）凡盧溝橋事變以來日軍所占領之中國南北地方，包括察綏兩省及沿海大小各島嶼，應完全交還中國。
（三）凡占領地內之偽組織，均應自戰鬥終止之日由日本負責撤消，不能作為中國內政問題。所有偽組織之法令契約，一概不能承認。
日方並不得要求任何占領地內行政之特殊化，中國行政完整必須完全恢復，不容有任何干涉內政之舉。
（四）凡占領地內日方所占領之中國公私產業，須一律交還。凡日方所辦具有壟斷性質之公司，中國不能承認。
凡經濟事業一概依中國現行法令及條約辦理。除租界及通商口岸之外，凡占領地內之日本僑民，應隨同軍隊撤退。

希望條件：
日本自動聲明願廢止不平等條約，放棄領事裁判斷權、租界、內河航行權、辛丑和約駐兵權等，定期實行此項聲明，望恢復和平之日同時發表。”
蔣介石對這個綱領的批示是：必須堅持“熱河不在東北範圍之內”，東北問題則“須待和平完全恢復後另案交涉，現在不能提議。”

很顯然，東北仍然被排除在“抗戰到底”之外，蔣介石在國內抗日力量的壓力下做出的“讓步”僅僅是堅持“熱河不在東北範圍之內”。
自此，不僅毛澤東和共產黨，國內其他抗日力量對蔣介石這個“內奸”的真面目基本上是看清了。
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變，事情就更加清楚了：蔣介石直接對抗日武裝力量舉起了屠刀。

當然，蔣介石雖然是內奸，但是，他與漢奸汪精衛還是有不同的。

漢奸是直接投靠日本鬼子，直接領着日本鬼子禍害中國人民。

而內奸主要是混在抗日力量內部搞破壞。
內奸的主要表現，正如李宗仁等堅決抗日的國民黨將領在回憶錄中揭露的那樣：國軍打得其實不錯，眼看就要取得戰果，只要蔣介石一摻和，馬上國軍形勢就急轉直下。

這樣的人若不算內奸，那就真的沒有內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