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清算恩怨情仇，人就容易激動感性化。如果是一對怨偶或世仇，這恩恩怨怨就更扯不清了，每一方都可以依據某個事件或某段歷史理直氣壯地來譴責對方。只有跳出孤立的事件看歷史，才可以更理性公允。但極端的如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糾葛，恐怕得從3500年前談起，光聽他們各自版本的來龍去脈就足夠令人腦細胞缺氧、喪失判斷能力的。中美兩國的關係一貫是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好在中美兩國交往的歷史不長，恩怨還是厘得清的。釐清了這段歷史，就能幫助我們弄清楚中美究竟是不是敵人，如何變成了敵人，誰把誰當作了敵人等等問題。

滿清時期

中美兩國之間的第一件不開心的事件該算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由於條約是清廷心不甘情不願的情形下簽訂的，傷了中國人的心。但是如何才不傷中國人的心呢？清廷滿心希望繼續關起門來作天朝大國。無奈世道變了，不可能了。條約沒有割地賠款，主旨要保障中美間的自由貿易。所以要五口通商口岸的對美開放；要求統一關稅稅則。那時滿清的關稅多少是由各個海關關員隨意敲定的，無章可循。每個口岸的關稅不一樣；同一個口岸的關稅每天也可以不一樣。稅官類似於承包商，除了上繳朝廷的定額，其餘就歸他自己，是個大肥差，通常由皇親國戚擔任。用現在的眼光看這根本就不成體統，對於貿易商來說無法預計成本並增加風險。統一了關稅還不能令美方放心：統一是統一了，假如清廷任意暴漲關稅，那麼開放貿易也就名存實亡。所以有點霸道地要求變更關稅要與美方協商。但這些舉措對比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設立的經濟特區和現在參加的WTO等，簡直是九牛一毛。如果當年也有世貿組織，可能也可以要求把關稅糾紛提交世貿組織裁決了。當然，條約也銜帶了領事裁判權這樣的先進文明對於落後文明的歧視條款，算是“踐踏中國的司法和主權”。這種歧視也是有來由的。當時清廷的司法還很原始，是沒有刑法民法區分的。任何案件進了衙門，即使是民事或商務糾紛，都是用板子和夾棍伺候，可不講究啥程序正義的。這對歐美人看來很原始野蠻，他們不能讓自己的商人、傳教士和外交人員們上這種法庭，所以要求領事裁判權。若說這是侵犯中國的司法和主權，人家還真有理由侵犯。誰叫中國的司法太原始落後了？今日中國政府鎮壓六四、 關劉曉波、關一切的政治異議人士，對於外來的批評不就是一句“尊重中國的內政和主權”？當然，領事裁判權就難免會發生外國領事偏袒包庇自己的僑民。所以，〈中美望廈條約〉對於清廷雖然不是一個平等自願的條約，但不算太過份，矛盾的本質還是兩個迥然不同層次的文明的碰撞衝突。

之後幾十年，中美基本相安無事。直到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義和團以野蠻愚昧的方式排外，不僅殺害外國人，也濫殺了更多的中國人。清廷利用義和團攻打東交民巷，招來八國聯軍入侵解救。美軍是八國聯軍里比較文明的一支，最後還把一半賠款的錢還給清廷（美國帶動下導致其它各交戰國於一戰後也多少豁免或退還了部分賠款，惟有日本分文不少），不像沙俄或日本那樣是真正的“侵略”, 入侵後還要順便占領土地等等。在美國要求下，清廷把部分退款辦了預備留美學校的“遊美學務處”，這是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大學今天還像是一所“預備留美學校”）。美國入侵保護僑民，從中國的角度看是侵略，但從美國的角度則是政府的職之所在，義不容辭。美國如果不出兵干涉才是一個不合格的政府。這對比中國政府面對緬甸排華、柬埔寨排華、越南排華、印尼排華系列事件中的一貫事不關己的“君子態度”，哪一種才是人民的政府、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府？這一段恩怨也可以勾銷了。

中華民國時期

美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就不必贅述了。當年如果沒有美國的對日戰爭，中國必徹底亡於日本。雖然說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本身就是其對日戰爭的一部分，但是，日本為什麼轟炸珍珠港挑起與美國的戰爭？美國不滿日本在亞洲的侵略和擴張，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和石油禁運。沒有了石油飛機上不了天、軍艦跑不了海。日本受不了，鋌而走險，終招滅亡。所以，可以說美國是為了中國而捲入了對日戰爭。抗戰歷史這一段，美國是中國的大恩人。

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內戰爆發。美國的立場是迂腐的調停再調停，無奈國共兩黨猜忌日深，理念迥異，水火不容。蘇聯名義上中立，實際上大力支持中共；美國對於國民黨名義上支持，實際上制肘。國民黨占優勢的時候，在東北軍事取勝的當頭，美國強壓國民黨停戰議和。結果養虎遺患，國民黨永遠失去勝機。當國民黨軍事、經濟幾近崩潰的時候，美國不僅援助不到位，還揪着蔣介石忙着搞民主。中共起於草寇而得天下，有三大國際恩人。第一是日本，這位恩人是毛澤東反覆感謝過的；第二是蘇俄，當年中共的老子黨、老大哥；第三就是美國。美國既不了解中國的政治，也不了解中國人的權謀和心機，瞎干預瞎調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一段歷史，如果從中共的角度看，美國可是有恩於中共的；若從中華民族的角度看，美國主觀意願良好，客觀上貽誤了中國，助使中國赤化。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後期，美國在延安駐有軍事代表團，與中共高層來往。美國甚至一度打算武裝中共軍隊參與抗日，中共也極力騙取美國的武裝，還許諾要接應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的登陸。但美國終究放心不下中共的意識形態（事實證明美國的不放心是對的），沒有提供軍事裝備，給中共落下不快。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政治上評擊蔣介石獨裁，也為了拉攏美國，極力吹捧美國的民主理念，說的話跟今天劉曉波的沒啥本質區別。中共的民主偽裝非常成功，讓美國幾乎將其引以為同道，相信它是一個不同於蘇共的民主政黨，並對腐敗低效的國民黨政府愈發反感不耐，消極援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中共奪得天下之初，美國和其它西方國際並沒有立即撤使，滿心留待建立與中共政權的外交關係，哪知道中共徹底倒向蘇聯社會主義集團。為了表示自己對蘇聯的忠心不二，中共故意採取各種極端的敵對措施，包括軟禁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工作人員、武裝闖入大使司徒雷登的私宅、毆打美國駐上海副領事致重傷死亡等，迫使他們離來中國。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高調宣布外交上“一邊倒”，徹底斷絕與西方的友好可能。如果說中共在1949年以後代表了中國，那麼是中國首先選擇了作美國的敵人。

韓戰爆發，美國派遣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以防中共過海“解放”台灣。中共當時確實琢磨着打過台灣海峽，美國的介入並非多此一舉。美國的阻擾固然讓許多中國人恨得咬牙切齒，但所有台灣人、和崇尚文明、愛好自由的中國人都要感謝美國，惟有美國的“好管閒事”才為華人留有今日民主的台灣。那些自己不願生活在共產體制下的歐美華人，如果也仇恨美國阻擾了中國的統一大業，是不是人格自私得出奇？他們大約是認為人民受奴役的“強大統一的祖國”可以給自己在海外掙臉！

志願軍入朝是不宣而戰。所謂的五次戰役，頭兩次就是靠偷襲賺了便宜，聯軍根本沒想到已有大規模的中國軍隊入朝。亮開打以後志願軍就沒有優勢了；底細被人家摸清以後，更是被美軍追着打。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中國主動直接與美為敵。這個敵人已經不再限於宣傳上的叫囂，是有血海深仇的。美國介入韓戰並沒有計劃要入侵中國，宣稱美國要借道朝鮮入侵東北只是中共出兵的口實，這點中共自己都清楚。還有人狡稱“沒有計劃可以補做計劃”云云，這豈不是太強詞奪理了？ 如果不區分國民黨的中國和共產黨的中國，所謂的“抗美援朝”實在是對美國的恩將仇報。

本來韓戰也都過去60年了，如果私下裡承認誤會了、意識形態狂熱了、被老毛子挑唆了都可以，更不要隔三岔五地紀念慶祝一番，提醒人家中國還是你的敵人。這當人家都是聾子呀！我的鄰居幾十年前無故打過我倆拳，還每年慶祝一番，叫我心底認他是朋友？我會相信他不再圖謀攻擊我了？

韓戰這一打，中美由抗日的盟友變成了勢不兩立的仇人，而日本反倒成了美國的盟友。後來對於釣魚島，美國自然要偏袒日本了，難道美國還要為它的“白眼狼”去維護主權和領土？

韓戰以後，中國天天叫囂着要打倒美帝，一直喊到了文革結束。期間，中國與蘇聯集團也鬧僵了，徹底成為了國際孤兒。於是毛澤東又想起利用美國，搞遠交近攻。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解凍。中國利用美國撐腰來防備蘇聯侵略，美國也利用中國來分化社會主義陣營，雙方是共同對付蘇聯的戰略夥伴。據說蘇聯曾經兩度意圖核打擊中國，遭到美國的堅決反對。如果這樣，美國至少是“以直報怨”、又救了中國。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西方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報以熱切的期望。六四鎮壓，世界驚詫地看到中共政權的本質並沒有變化。老布什總統失望極了，傷心得流着淚給鄧小平寫信。而後，美國挑頭給中國施加經濟制裁。憧憬民主的中國人，寄希望於美國的施壓能促成中共變革；而敵視美國的中國人，則認為經濟制裁是美帝國主義的挑釁和侵犯。

1990年，蘇聯和東歐反倒先和平演變了，這下子中共坐上了門庭冷落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頭把交椅。堅持六四鎮壓有理的中共成為美國防範的首要對象。雙方在冷戰下形成的實質戰略夥伴關繫結束，相互敵對情緒增長。

1995-1996年台海危機，美國再度派遣艦隊阻擾“中國人民”的統一大業，可不能讓天安門的坦克開到台灣去呀！這對於“愛國不愛民”、大一統崇拜的中國人又是一大刺激，中國的仇美憤青一代自此滋生。可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態度是：共產中國是個敵視自由的霸權，美國的干預是正義而勇敢的。不管中國人服不服氣：絕大多數亞洲國家都戒備着中國，拽着美國留在亞洲來制衡中國。

1999年，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三名中方人員喪生，中國人群情憤慨。儘管美國一再解釋是失誤，許多中國人堅信轟炸是出於預謀。不管真實原因為何，檯面上理虧的當然是美國和北約。坊間流傳着各種轟炸的真相，或得意於中國撿了隱形飛機技術、或得意於中國幫忙打下了美國飛機，卻反而提供了美國轟炸的正當性解釋。儘管美國最高層策劃該轟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猶如一個人開車把他素來不睦的鄰居給撞死了，即使真的只是一件意外車禍，死者家屬無論如何都要相信是故意謀殺的。

此後至今，美國互聯網泡沫爆裂，實體經濟發展失去引擎，又捲入多場反恐戰爭，入不敷出，寅吃卯糧，國力日虛；而中國依靠輸出廉價商品和廉價勞力、毫無節制的資源加速消耗（另一種更可怕的寅吃卯糧）和缺乏公平機制下的急劇資本化，暫時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兩國實力差距日漸縮小，經濟摩擦取代軍事和意識形態摩擦成為兩國關係的主要矛盾。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經濟實力膨脹的中國愈發令美國焦慮； 而經濟實力的膨脹也令中國愈發自信（固執）於自己的政治形態。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分工合作總體上對於中美兩國是互利互惠的，中國的貿易順差未必真是中國得利美國吃虧，也談不上誰虧欠了誰。單純的貿易摩擦和經濟競賽並不會讓中美變成敵人，意識形態的互不信任才讓經濟摩擦加深兩國固有的敵意和心結。

由歷史上看，中國人實在沒有理由仇視美國，美國對中國的最大禍害就是在國共內戰時的調停不當和援助不利，讓中國赤化，也“讓美國失去中國”。中美關係由友變敵始於中共的極端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也給中國人民自身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中國政治的未來不是現在這種壓制自由和犧牲公義的“和諧”。中國必須走向民主和法治，用和解、寬容和公平來化解社會矛盾。同時，中國惟有認同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具備現代文明的政治模式，方能讓美國和世界從心底接受它為睦鄰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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