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按：   中国历史除去《史记》极少数优秀的史书外， 历代王朝有为被自己灭亡的前代王朝修史的传统， 民间常说的状元一类， 经常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参与前代王朝历史的修订工作。 由于是官方指定的，代表的是当朝的观点，一方面千方百计的把前朝的覆亡说成天命将亡， 另一方面， 又千方百计把本朝不光彩的历史销毁， 以使后代修史的人找不到痕迹。著名的例子是隋末大乱。文帝杨坚固然英雄， 但其取得政权有诸多的原因， 失去政权也有诸多的原因。文帝取得政权实质上是一种孤儿寡母式的宫廷政变， 三百年天下大乱， 人心思定，文帝奋其神武，却有超人之处。但他在位不过23年， 南方虽然以武力平定， 可是被镇压的地主豪强是不安心失败的，以李渊为代表的关中豪强也早有窥探天下之心。 而隋炀帝既以阴谋继位， 不加警惕新政权的潜伏危机， 却大举对外用兵， 结果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群雄于是并起，“中原逐鹿不由人”，   真所谓“家国兴亡自有时”， 这点当然是历史的定论。 反观毛主席在建国初期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其英明于是可见一般。 可是 贞观君臣为了给自己的革命历史涂脂抹粉， 把隋炀帝说的荒淫无耻， 却并非全是历史的真实。其实隋炀帝活了49岁，虽然死于非命， 但在古代“人年五十不为寿夭”， 也不算太差了，  一生才生了五个子女， 而李世民先生活了52岁， 却生了三十五个儿女， 你说谁好色呢？ 又说炀帝为继位而弑父， 其实在 《隋书.后妃列传》 也没有敢明确这样说。 可是李世民先生在玄武门之变中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哥哥建成， 又指使部下杀死了自己弟弟元吉， 此二人极有可能还是大唐的有功之臣，而后进一步逼高祖让位， 实属大逆不道， 并不比隋炀帝好多少。 但为了毁尸灭迹， 李世民先生亲自干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的修订， 此二书恰好是唐书的基本素材， 以达到后世诋毁建成，元吉和自己合理继位的目的。 当然了， 他可以在官书中如此， 却难以禁止在民间流传， 所以我们还是知道个大概。 可见任何人， 包括无所不能的英明皇帝如唐太宗者也难以 做到一手遮天。     第二个例子是清初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本来满清起于蛮荒， 那个猪尾巴辫子就证明了他的文化程度， 年轻的太后下嫁本属常情，可是为了说明他们比汉族更加正统，乾隆一朝将太后下嫁的所有的证据销毁的干干净净， 只留下张煌言 《建夷宫词》：“上寿殇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议注，大礼恭迎太后婚”让人浮想联翩。
  
     这一恶略的做法并不能因封建王朝的退出而消亡， 因为这涉及人性最为丑陋的一面。   有人说谎言说一千遍就成真理， 就是这一思想的民间版本。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一次20分钟的讲话中恭维了斯大林32次， 可是斯大林死后却把斯大林说的一钱不值。 历史的真实是： 斯大林一件10月革命穿的皮袍穿到死， 死后家里只有900卢布。二战时， 希特勒俘虏了他的儿子， 要和斯大林交换苏军俘虏的德国将军， 斯大林以他的儿子只是上 尉为由， 不同意交换， 结果是他的儿子死在德国集中营。 在斯大林领导下， 苏联由一个农业国迅速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有一年的经济增长竟然达到75%. 斯大林去世的时候， 他的对手丘吉尔先生在英国评论说： 斯大林接手俄国的时候， 俄国的农民用原始的工具在地上耕作， 斯大林死的时候， 苏联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 这是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在《居安思危，苏共二十年覆亡纪》 研究这一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中澄清的历史事实。  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研究表明： 赫鲁晓夫的做法将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斯大林时代充分显示出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从苏联在当时足以和美国在任何领域中抗衡可以看出，引向覆灭。 道理很简单， 如果共产党的头子是恶魔的话， 这个政权还要啥必要存在呢？ 结果是这个世界上一流的超级大国， 在法西斯的铁蹄下没有灭亡， 在帝国主义的围剿中还胜利前进， 却迅速的没落在戈尔巴乔夫一介书生之手。《居安思危》告诉我们的是，戈尔巴乔夫青年时代正是赫鲁晓夫抹黑斯大林的时代， 戈尔巴乔夫的脑子里充满社会主义邪恶的阴影，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当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任务就是要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 这实在是令人的夷 所非思。 
       
         被后人千般抹黑的明代的大奸臣严嵩， 临死前却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 如果说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的话， 让我们知道历史是如此的诡异。 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件事虽然过去并不久远， 但至今仍充满 了神秘的味道。    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发动文革最主要的理由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这是毛主席鉴于 赫鲁晓夫在苏联的做法得出苏联必将亡党后在中国采取的行动。 这个行动的后果也许注定要失败，既当当权派的总头目，又当造反派的总头目，逻辑上就是矛盾的， 不失败其实也不行，   但中国共产党牺牲千万烈士， 目的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 而不是建设资本主义， 反修防修无论如何不能说不应该。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恰好说明毛主席的这一担心不仅成立， 还绝对英明远见。 在迅速滑向将资本主义荒原的可怕的事实面前，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彻底妖魔化文革的卑鄙做法。 实际上文革到1968就基本完全停止了武斗， 十年动乱， 不知从何说起？ 如果要拿事实说话的话，那么从1949年到毛主席去世的1976年， 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还可能排名第一，  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是8.3%， 其中工业增长是11.1%, 一点也不逊于今天的成就。 需要知道的是， 当时的建设全是自力更生， 国家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 有一次去北京北望山， 看到说明牌上说刚解放的时候15万亩的西山只有6千亩有林， 现在则全部郁郁葱葱， 基本上是毛时代星期六义务劳动之类的成果， 算GDP的话也就是个零。 如果放在现在， 一天50块连民工也他妈的不去。 
   
      
      今看到文革主将之一的王力的一篇文章， 此人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关起来，  说明文革的本意并没有要走向极端的意思， 拿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王力特别谈到康生的生活， 看后不禁感慨万分。 在今天的媒体上康生做为四人帮的同谋， 已经和魔鬼没有两样，几乎他生活的的任务就是整人和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文物而去抄别人的家。  可是王力说出的事实却是： 康生要买1500元的一个文物， 因没有钱， 康生没有1500元钱现在谁还信呢？ 还要卖掉一个古铜钱做抵押， 荣宝斋并没有因为他是康生就可以少收钱和不要钱。 康生自己生活节俭，从来不知道存钱，死后把自己收集的文物全部交公。 一个从明清就是大地主家庭的年轻人投奔无产阶级革命，目的就是为了整人？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只有整人的理想可以坚持到革命胜利？ 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记得文革结束后， 王光美和儿子在河南出版社写了一本关于刘少奇的书，说到刘少奇死前头发一尺多长， 如何如何。 可问题是， 刘少奇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亲眼所见。   刘少奇医疗小组的顾英奇同志有一个回忆。 以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当时的治疗是完全正规的，是得到毛主席， 周总理的特别指示的。 在“红墙内外”一书中， 刘少奇医疗组的护士也现身说法的说明刘少奇在北京的1年8个月中是严格治疗和人性化的，    离开他们不到10天， 死在开封。     虽然我们难以知道刘少奇最后十天究竟如何，在那个年代里， 以他一身的罪名和地方当局的无知， 受过不应有的折磨或许可能，  但10天之内头发长一尺多长也离谱的出奇。
  
   当然了， 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 妖魔化文革的真实目的是为他们自己的荒唐行为制造理由。 但历史是无情的，  带血的手可以瞒住一时， 不可能瞒住永远。
  

附录1： 王力谈康生：

 文革中被打倒的王力反思：文革后对康生的栽赃(图) 书摘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附录二： 刘少奇医疗小组顾英奇的回忆 -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禄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最后于1963年9月搬到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执行了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极左盛行，江青一伙又唯恐天下不乱，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残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残之后；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的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们则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决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煳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建议：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
　　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但那和医疗组接受的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两码事了。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注：因为估计中苏可能开战，中央重要领导人全部疏散到全国各地）。中央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时期，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