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章按：   中國歷史除去《史記》極少數優秀的史書外， 歷代王朝有為被自己滅亡的前代王朝修史的傳統， 民間常說的狀元一類， 經常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參與前代王朝歷史的修訂工作。 由於是官方指定的，代表的是當朝的觀點，一方面千方百計的把前朝的覆亡說成天命將亡， 另一方面， 又千方百計把本朝不光彩的歷史銷毀， 以使後代修史的人找不到痕跡。著名的例子是隋末大亂。文帝楊堅固然英雄， 但其取得政權有諸多的原因， 失去政權也有諸多的原因。文帝取得政權實質上是一種孤兒寡母式的宮廷政變， 三百年天下大亂， 人心思定，文帝奮其神武，卻有超人之處。但他在位不過23年， 南方雖然以武力平定， 可是被鎮壓的地主豪強是不安心失敗的，以李淵為代表的關中豪強也早有窺探天下之心。 而隋煬帝既以陰謀繼位， 不加警惕新政權的潛伏危機， 卻大舉對外用兵， 結果是國內的階級矛盾加劇，群雄於是並起，“中原逐鹿不由人”，   真所謂“家國興亡自有時”， 這點當然是歷史的定論。 反觀毛主席在建國初期進行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 其英明於是可見一般。 可是 貞觀君臣為了給自己的革命歷史塗脂抹粉， 把隋煬帝說的荒淫無恥， 卻並非全是歷史的真實。其實隋煬帝活了49歲，雖然死於非命， 但在古代“人年五十不為壽夭”， 也不算太差了，  一生才生了五個子女， 而李世民先生活了52歲， 卻生了三十五個兒女， 你說誰好色呢？ 又說煬帝為繼位而弒父， 其實在 《隋書.后妃列傳》 也沒有敢明確這樣說。 可是李世民先生在玄武門之變中親手射殺了自己的哥哥建成， 又指使部下殺死了自己弟弟元吉， 此二人極有可能還是大唐的有功之臣，而後進一步逼高祖讓位， 實屬大逆不道， 並不比隋煬帝好多少。 但為了毀屍滅跡， 李世民先生親自干預《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的修訂， 此二書恰好是唐書的基本素材， 以達到後世詆毀建成，元吉和自己合理繼位的目的。 當然了， 他可以在官書中如此， 卻難以禁止在民間流傳， 所以我們還是知道個大概。 可見任何人， 包括無所不能的英明皇帝如唐太宗者也難以 做到一手遮天。     第二個例子是清初孝莊太后下嫁多爾袞。本來滿清起於蠻荒， 那個豬尾巴辮子就證明了他的文化程度， 年輕的太后下嫁本屬常情，可是為了說明他們比漢族更加正統，乾隆一朝將太后下嫁的所有的證據銷毀的乾乾淨淨， 只留下張煌言 《建夷宮詞》：“上壽殤為合卺樽，慈寧宮裡爛盈門。春宮昨進新議注，大禮恭迎太后婚”讓人浮想聯翩。
  
     這一惡略的做法並不能因封建王朝的退出而消亡， 因為這涉及人性最為醜陋的一面。   有人說謊言說一千遍就成真理， 就是這一思想的民間版本。   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一次20分鐘的講話中恭維了斯大林32次， 可是斯大林死後卻把斯大林說的一錢不值。 歷史的真實是： 斯大林一件10月革命穿的皮袍穿到死， 死後家裡只有900盧布。二戰時， 希特勒俘虜了他的兒子， 要和斯大林交換蘇軍俘虜的德國將軍， 斯大林以他的兒子只是上 尉為由， 不同意交換， 結果是他的兒子死在德國集中營。 在斯大林領導下， 蘇聯由一個農業國迅速成為世界的超級大國， 有一年的經濟增長竟然達到75%. 斯大林去世的時候， 他的對手丘吉爾先生在英國評論說： 斯大林接手俄國的時候， 俄國的農民用原始的工具在地上耕作， 斯大林死的時候， 蘇聯變成了一個偉大的現代化國家。 這是社會科學院的同志們在《居安思危，蘇共二十年覆亡紀》 研究這一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中澄清的歷史事實。  這一震撼人心的歷史研究表明： 赫魯曉夫的做法將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在斯大林時代充分顯示出優越性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從蘇聯在當時足以和美國在任何領域中抗衡可以看出，引向覆滅。 道理很簡單， 如果共產黨的頭子是惡魔的話， 這個政權還要啥必要存在呢？ 結果是這個世界上一流的超級大國， 在法西斯的鐵蹄下沒有滅亡， 在帝國主義的圍剿中還勝利前進， 卻迅速的沒落在戈爾巴喬夫一介書生之手。《居安思危》告訴我們的是，戈爾巴喬夫青年時代正是赫魯曉夫抹黑斯大林的時代， 戈爾巴喬夫的腦子裡充滿社會主義邪惡的陰影， 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他當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任務就是要結束共產黨在蘇聯的統治， 這實在是令人的夷 所非思。 
       
         被後人千般抹黑的明代的大奸臣嚴嵩， 臨死前卻寫下“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 如果說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的話， 讓我們知道歷史是如此的詭異。 毛主席說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 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  這件事雖然過去並不久遠， 但至今仍充滿 了神秘的味道。    不過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發動文革最主要的理由是揪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 這是毛主席鑑於 赫魯曉夫在蘇聯的做法得出蘇聯必將亡黨後在中國採取的行動。 這個行動的後果也許註定要失敗，既噹噹權派的總頭目，又當造反派的總頭目，邏輯上就是矛盾的， 不失敗其實也不行，   但中國共產黨犧牲千萬烈士， 目的當然是建設社會主義， 而不是建設資本主義， 反修防修無論如何不能說不應該。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實踐恰好說明毛主席的這一擔心不僅成立， 還絕對英明遠見。 在迅速滑向將資本主義荒原的可怕的事實面前， 我們再一次的看到了徹底妖魔化文革的卑鄙做法。 實際上文革到1968就基本完全停止了武鬥， 十年動亂， 不知從何說起？ 如果要拿事實說話的話，那麼從1949年到毛主席去世的1976年， 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還可能排名第一，  國家的年均經濟增長是8.3%， 其中工業增長是11.1%, 一點也不遜於今天的成就。 需要知道的是， 當時的建設全是自力更生， 國家的命脈掌握在自己手裡。 有一次去北京北望山， 看到說明牌上說剛解放的時候15萬畝的西山只有6千畝有林， 現在則全部鬱鬱蔥蔥， 基本上是毛時代星期六義務勞動之類的成果， 算GDP的話也就是個零。 如果放在現在， 一天50塊連民工也他媽的不去。 
   
      
      今看到文革主將之一的王力的一篇文章， 此人在文革開始不久就被關起來，  說明文革的本意並沒有要走向極端的意思， 拿毛主席的話說就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王力特別談到康生的生活， 看後不禁感慨萬分。 在今天的媒體上康生做為四人幫的同謀， 已經和魔鬼沒有兩樣，幾乎他生活的的任務就是整人和為了得到自己喜歡的文物而去抄別人的家。  可是王力說出的事實卻是： 康生要買1500元的一個文物， 因沒有錢， 康生沒有1500元錢現在誰還信呢？ 還要賣掉一個古銅錢做抵押， 榮寶齋並沒有因為他是康生就可以少收錢和不要錢。 康生自己生活節儉，從來不知道存錢，死後把自己收集的文物全部交公。 一個從明清就是大地主家庭的年輕人投奔無產階級革命，目的就是為了整人？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只有整人的理想可以堅持到革命勝利？ 這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  記得文革結束後， 王光美和兒子在河南出版社寫了一本關於劉少奇的書，說到劉少奇死前頭髮一尺多長， 如何如何。 可問題是， 劉少奇死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親眼所見。   劉少奇醫療小組的顧英奇同志有一個回憶。 以鐵一般的事實說明：劉少奇當時的治療是完全正規的，是得到毛主席， 周總理的特別指示的。 在“紅牆內外”一書中， 劉少奇醫療組的護士也現身說法的說明劉少奇在北京的1年8個月中是嚴格治療和人性化的，    離開他們不到10天， 死在開封。     雖然我們難以知道劉少奇最後十天究竟如何，在那個年代裡， 以他一身的罪名和地方當局的無知， 受過不應有的折磨或許可能，  但10天之內頭髮長一尺多長也離譜的出奇。
  
   當然了， 歷史總是為現實服務的， 妖魔化文革的真實目的是為他們自己的荒唐行為製造理由。 但歷史是無情的，  帶血的手可以瞞住一時， 不可能瞞住永遠。
  

附錄1： 王力談康生：

 文革中被打倒的王力反思：文革後對康生的栽贓(圖) 書摘 

由於對文物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黨內許多對文物有興趣的收藏者、鑑賞家成了朋友。鄧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還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對康生同文物的關係，我有必要說清幾個問題。

我在秦城的時候，中紀委曾問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麼問題，我寫了材料，說在我和他接觸的年代裡，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沒有什麼大問題，也沒有什麼值得揭露的罪狀。康生收藏文物，愛好文物，是我們黨內在這方面的傑出的專家。我同他曾在相當長的時期朝夕相處，了解他的生活情況和性格特點。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國的最高工資，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資，每月收入超過七百元。那時物價很低，文物價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國，不用自己花錢買衣服，加之生活儉樸，吃的簡單，所以他手頭總是很寬裕。另外，康生有一種怪思想，說存錢是骯髒的，他從不存錢，多餘的錢全部用在購買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購買兩類文物：硯台和善本書。他不藏字畫，偶爾碰到喜歡而便宜的才買一些，買了後多半是送給鄧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東西，從不還價。康生每天工作很長時間，睡覺時間很短，只有幾個鐘頭，他對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發表意見，並用硃筆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稱“今聖嘆”。工作閒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賞文物。他會加工、雕刻硯台，常跑琉璃廠。他的司機李存生也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會拓片，會製作硯台，能做細木工。

黨內高層領導中收藏文物的人，與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陳伯達、郭沫若、田家英、鄧拓、陳老總。陳老總喜愛文物，但他從不逛琉璃廠。他常在郭沫若家鑑賞。郭沫若請客吃飯，特別是吃陽澄湖螃蟹的時候，康生、郭沫若夫婦、陳伯達、陳老總都要即興揮毫。

康生在別的方面犯了不少錯誤，但是在文物上沒有什麼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對中紀委說過，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說他賣過一個銅錢。有一次他裱字畫，榮寶齋結賬時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時拿不出來，就把一個南北朝時期皇帝玩過的銅錢賣給了慶雲堂，作價三千元，支付了裱畫費用，剩下的錢存在店裡，作為日後支付買文物的用費。我看這也不違背政策，因為收購者是國營文物店，他們還可以賺大錢。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鄧拓事件。四清時要清理四不清的幹部，有人告狀說鄧拓在文物上搞投機倒把。而實際的原委是這樣：四川有個人祖傳一幅蘇東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館的一位專家看畫之後，斷定畫是假的。後來鄧拓把畫拿回家仔細進行了考證研究，證明畫是真跡。後來賣畫人以三千元的價格把畫賣給了鄧拓，並說，我不求錢，只求有人識貨。鄧拓拿不出現錢，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三千元，付清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權威。他們指使寶古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面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引起了軒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嚴肅查處，幾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後傳到康生，他用硃筆批示了一大篇，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說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讓別人插足。康生建議由我負責調查此事。我到榮寶齋進行了調查，責成王大山（現任榮寶齋香港分店總經理）寫了調查報告，康生把報告轉給少奇同志後，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這意見。從而救了鄧拓。當時領導層中只有康生才有這樣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斷這事的是非。琉璃廠在四清中得以正常運轉，也是因為康生，鄧拓和田家英的保護。

文革開始後，因為忙和亂，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廠了。但他積極反對把文物歸為四舊。毛澤東也這樣，他根本不贊成破四舊，四舊是陳伯達提出的，但他說的四舊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動亂的年代裡，康生也是反對任何人破壞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沒損壞過一件文物，對破四舊他曾主張堅決糾正。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毛澤東派戚本禹搶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銅的古銅器，戚本禹為此講了一篇話，日本共同社作了報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別是善本書和部分字畫都很值錢。據谷牧同志介紹，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樣的圖章，並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獻給國家，一分錢沒要。可現在卻有人說，康生是文物盜竊犯。例子是康生把一個人家中被沒收的一個有百根柱子的硯台據為己有，還說硯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並收入《西清硯譜》，邊上刻有乾隆的題字，康生把乾隆的題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會那樣幼稚無知嗎？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寶貴嗎？這個人以為一百個眼做成柱子的硯台就名貴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說的這種造型的硯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見過這塊硯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硯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長王治秋還在紅樓展覽過。然而就憑着這個人的這一番話，有關方面竟然就把這塊硯台給了他，他又把這塊硯台捐獻給國家，又得到了一筆錢。真可謂是名利雙收。更嚴重的是他通過這件事，達到了誣衊共產黨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時至今日，中國文物報、人民日報還有津津有味地寫這件事，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別的事情上犯了錯誤，在這方面究竟犯沒犯錯誤？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沒有錯？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後，為什麼還要盜竊別人的東西？這些人真可以說是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通，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的無知，馬克思講：“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願這些人僅僅是無知，而不是在偏見或比偏見更卑鄙的東西驅使下這樣做的。上面講到的這一作法在我們國家竟習以為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種惡劣的作風必須改變。

還有一件怪事，人民日報上載文說康生不會寫字。我讀了哈哈大笑。康生不會寫字，誰會寫字？康生是我們黨內最大的書法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書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國最大的文物鑑賞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陳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商務印書館的老闆，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是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而康生的條件又是別人比不了的。他家從明清時就是大地主，家裡有很多文物，他們從小就有臨寫真本真跡的條件。他參加革命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開的職業是開藝術照相館，標價死貴，鬼也不上門。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閉門寫字。他在第三國際當執行委員時，閒暇時也是寫字。他寫字寫了一輩子。在延安時他騎快馬摔了一跤，損傷了腦神經。解放後，腦病發作，就覺得四周都是嘩啦啦的延河水。蘇聯專家給他治病的同時，他用頑強的毅力用蠅頭小楷抄寫西廂記，以集中精神有利於治病。一字一句，一連寫了十幾本，居然就治好了腦病。後來他把這些抄本都進行了裝裱，我估計至今尚存。按陳叔通的說法，真草隸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開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陳叔通家中就有康生書的真草隸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寫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欽佩。但毛主席不是書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隸篆皆通，毛主席讀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書和草書。毛主席不臨帖，只是讀貼、看帖。他是絕頂聰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東西自創一體，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法家。

在文物問題上，我特別提到了康生。因為許多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在內部都把康生說成是盜竊文物的罪犯。這是不負責任，違背事實的，也是不講良心的。康生在別的問題上有錯誤，特別是在傷害幹部上有重大錯誤，包括對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為他曾經迫害過我，就不顧事實，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罵康生。看到一個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顧法律的、道義的任何責任，無理地辱罵他從娘肚子裡起就是壞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壞，這種風氣很不好。康生在別的方面所做的事，在這裡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問題上，我是最有發言權來評判他的。我的結論是：康生在文物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功還很大。此外，文物和藝術品是要受歷史考驗的，作為書法家的康生，歷史永遠不會把他磨滅，他一定會得到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承認。

 附錄二： 劉少奇醫療小組顧英奇的回憶 - 　　

   我從1953年11月調到中辦警衛局保健處從事中央領導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銷警衛局保健處，改為北京醫院中南海保健組。但我的工作和黨的關係一直在中南海，從1955年7月12日起，擔任朱德同志的專職保健醫生。1965年10月我離開朱德參加下鄉醫療隊，1966年發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那時，北京醫院已經十分混亂，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奪權專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破壞。
　　1968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又被調回中南海並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二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這次有醫護、藥房、化驗共11人同時調入。當時中央警衛處、警衛團合編，主要受中共中央辦公廳領導，建制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門診部的主要任務是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領導人和老一輩革命家服務；也為警衛處機關的幹部、戰士、職工看病。
　　
　　門診部一開張就遇到給劉少奇看病的問題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國最大的走資派”的罪名打倒(後來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被軟禁於中南海福祿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萬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樓的甲樓，最後於1963年9月搬到福祿居。
　　1967年1月，我從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繫，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後勤部)發給。北京醫院那時雖發生造反、奪權的混亂，總值班室還是執行了這條規定。
　　據劉少奇病歷記載，我們調回中南海之前，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參加會診的專家有：北京醫院內科陶桓樂教授、外科吳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榮主任、五官科王淑雲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輝南主任；同仁醫院眼科張曉樓教授、北醫口腔科朱洪蔭教授、三。一醫院五官科姜泗長教授等。
　　我們調回中南海後，根據上級指示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我們深知，這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那個時候極左盛行，江青一夥又唯恐天下不亂，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政治風險是明擺着的。但是門診部的人員還是正確地對待、處理了這個問題。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並詳細記錄於病歷。
　　那時，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殘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殘之後；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標準也驟然降低，這一切都對他的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我們出診時看到，他的門庭冷落，院落荒蕪，氣氛肅殺，有的房間還有造反派張貼的大字報殘跡；他的屋門外有一名游動哨兵，身邊還有一位原來的秘書，一位原來跟他多年的衛士老李和兩名管生活服務的戰士。他們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和對外聯繫；部隊給派來一位年輕的廚師。這些人對他的態度還是和氣耐心的。為了完成上級交待的任務，他們的工作也都盡職盡責，但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確實都很少說話，氣氛壓抑。
　　少奇同志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那個庭院和室內。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面色蒼白，食慾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門診部的多數人原來就在中南海工作，對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風雲突變，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變成了最大的走資派，成了“階級敵人”。這使我們與他接觸時感到有點不知所措。但我們秉持的原則是，不管政治風雲如何變幻，我們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醫務工作守則和醫德規範行事；再加上領導有言在先，所以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地去為他做醫療工作。
　　在此前提下，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按醫德規範和醫療原則，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平時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們則細緻負責地對他進行了醫學觀察和照顧，隨時解決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煳塗，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少奇同志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建議：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2個；並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製品、蔬菜等。採購人員和廚師很配合，都認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地按照醫患之間的關係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的輕視和懈怠。
　　當時，他身邊的秘書、衛士、警衛戰士、廚師、專家、醫生、護士都是按照領導交待的原則對待他。可以說做到了“公事公辦”。
　　
　　在“打倒”聲中搶救劉少奇
　　
　　當時，少奇同志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後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並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兼醫生顧英奇、醫生董長城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有人說：“當時，說是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搶救他。”我只能說，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的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我們執行的是“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這個指示。除此之外，我沒有接到過其他的指示。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也是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也是指示要盡力救治。至於是不是下邊有人說過那樣的話，在那個極“左”的年代，卻很難說。但那和醫療組接受的毛主席、周總理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兩碼事了。
　　
　　七次從兇險的肺炎中把他搶救回來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准，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後，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裡睡覺，白天醒來，睜着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術語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於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覆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都是由於醫護人員奮力搶救才得以好轉的。
　　
　　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復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幹有瀰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於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髮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於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淨，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三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傑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顧英奇、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雲、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〇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新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旁，從未發生過差錯，完全是按醫療原則進行工作的。至於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覆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門診部派醫護，把劉少奇護送到洛陽
　　
　　1969年10月，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註：因為估計中蘇可能開戰，中央重要領導人全部疏散到全國各地）。中央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雲兩位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並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歷、治療與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歷，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查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劉少奇的這段病歷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經得起組織的審查、歷史的檢驗
　　
　　我們以為任務結束後，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自己做了醫務工作者應該做的份內之事。
　　誰知多年之後，1984年11月我們先從《文摘報》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從《馳騁中原》一書中摘錄的。後來，我們找到了《馳騁中原》原著。
　　作者著書的本意是歌頌少奇同志的功績，對此我們表示讚賞並懷有敬意。
　　但他卻在《馳騁中原》的引言中說了一段離奇的話：“從一九六七年以來，少奇同志經過了多次殘酷的批判和鬥爭，生活無人照顧……，有病找醫生時，醫生在看病前先得對他進行批判，以示劃清界限，然後才能看病。由於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急劇惡化……”“監護人員將少奇同志的雙腿用繩子捆上，先後捆了幾個月。”甚至說“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嚴重，他們才請求上級，組織專家給少奇同志會診。”“匯報後上面批示：加緊會診工作。”“情況雖然上報了，但未得到任何批覆、採取任何措施。”引言中還有一些類似的情節描述。
　　我們不知道他根據什麼寫出這樣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說的醫生、護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問：“那時你在哪裡?”他說：“自己在蹲牛棚。”
　　當然，他並沒有進過中南海福祿居，更沒有看到過劉少奇在1968年前後的醫療、搶救工作；他也不認識我們和各科醫學專家。兩案審查結論，對我們救治工作的評價又是正面肯定的。那麼他這段文字豈不是多餘的嗎!
　　還有洛陽接受劉少奇的那個醫院的個別人，出於某種目的，也寫了一篇文章發表於《光明日報》，對中南海門診部搶救劉少奇和護送他到洛陽的醫生進行了憑空的誣衊。事實是少奇同志在我們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而到洛陽後他很快就去世了，真偽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時期，黑白顛倒，無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歷史無情，篡改歷史是誰也做不到的。
　　作為一名親歷者，我可以代表當時的醫療組負責任地說：我們所做的搶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經得起組織的審查和歷史的檢驗，自己也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