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向毛澤東連開十餘槍的紅軍高級將領

原載《海南檔案》2009年第1期

    作者：莫壯才

    據史載，參加舉世聞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海南籍高級將領共有七人。他們分別是開國大將張運逸、上將周士第、中將莊田以及謝飛、雲廣英、符確堅和林青等同志。其實，這段史載給自己留下了讓先人和後人都為之扼腕嘆息的遺憾：因為它疏漏甚至忘卻了當時地位與影響僅次於張運逸的紅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何畏。


一、曾經擁有過的輝煌

    何畏，紅軍時期的顯要將領。國內許多權威歷史媒體對他做了這樣的記載： 1900年,何畏出生於廣東省海南樂會縣玉堂村（今海南省瓊海市博鰲鎮朝烈村委會玉堂村，又名後塘村）, 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他具有越南血統。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賢。童年時隨父親何良炳到馬來西亞，就讀於中華學校。早期參加馬來西亞共X產X黨並擔任馬共的領導人以及英（國）荷（蘭）兩族中區委員，後被英政府逮捕，驅逐出境回國。

    回國後就讀廈門大學，在校期間，何畏曾與郭沫若等共同發起創辦了同人雜誌，之後又發起成立創造社，並在《創造季刊》、《創造月報》等刊物上發表小說、戲劇……（《評中 共文藝代表作》，丁森著，香港新出版社）。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 工,很快就成為了這次罷 工浪潮的風雲人物。

    1926年,何畏考進了黃埔軍校,成為第五期步科第一學生隊一員。畢業後,在國民革命軍供職。之後，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期間，加入CCP，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被中 共廣東省委派往廣西從事兵運；同年12月參加了由鄧@xiao@平、張運逸等領導的廣西百色起義，歷任紅七軍連長、營長，紅軍贛南西河獨立營營長，上猷縣紅色獨立營營長。

    1932年10月隨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入川，參加創建川陝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十二師副師長、師長，與任其他師師長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樹聲以及師政治委員李先念一起成為紅四方面軍（下轄4個師，約15000人）的主要軍事骨幹。

    1933年6月，紅4方面軍軍事會議作出了將師擴編為軍的決議，將紅4方面軍下轄之第12師連同巴中地區的地方武裝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9軍，何畏任軍長，政委詹才芳，副軍長許世友。之後，參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反“圍剿”鬥爭，西征轉戰，川陝革命根據地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參與組織或組織領導了許多重大戰役。其時，率部進入川西的理縣，並在那裡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1935年5月下旬,為接應渡過金沙江的中央紅軍北上,何畏臨危受命，任懋功支隊司令員兼政委，親率25師、27師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鋒推進至懋功東南的達維鎮。6月12日,何畏紅9軍下屬的25師和27師在夾金山下的達維鎮迎接到了翻越夾金山的中央紅軍，實現了紅軍兩支主力軍團勝利會師。這次歷史性會師，史稱“懋功會師”。

    長征途中，何畏兼任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政治委員，中 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國工農紅軍大學、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政治委員。到達延安後，任抗日大學副校長。

    從一名熱血歸僑青年成長成為紅軍的顯要將領，何畏經歷了血與火的礪煉，經受了生與死的嚴峻考驗。他，信念堅定，足智多謀,善於用兵，打了不少硬仗惡仗，為紅四方面軍贏得戰爭的勝利以及革命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發揮了重要影響和作用，做出了積極貢獻。在紅四方面軍將領中享有很高的聲譽，被稱之為軍中“小諸葛”。他，作戰勇猛，靠前指揮，且率先垂範，屢立戰功,曾榮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革軍委頒發的一等紅星獎章。

對於何畏這段塵封了近七十年鮮為人知的人生經歷，瓊海籍詩人李興川用詩的語言做了生動概括。詩這樣寫道：

    史頁聖封功勝過，

    忠魂無悔舞長戈。

    入番始涌維新血，

    歸國高吟救世歌。

    百色沙場寒敵膽，

    懋功戰役揭賊窩。

    緬懷軍座千秋志，

    一片丹心照岳河。

    二、軍中“小諸葛”

    從廣州起開始到紅軍兩大主力懋功會師的十年間，何畏經歷了百色起義、井岡山革命鬥爭、豫鄂皖反圍剿鬥爭，從最初的紅七軍連長一步一個台階往上走，最後走到紅四方面軍顯要將領的位置。其間，身為士卒直接參加的戰鬥不計其數，參與指揮、協同指揮或直接指揮的戰鬥或戰役也數以百計。何畏正是在這些戰鬥和戰役中逐漸顯露出他的軍事才能；尤其是他參與指揮了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有着決定性的戰役：強渡嘉陵江戰役和百丈戰役(史稱“雅邛戰役”)以及率部實現的“懋功會師”，施展了他從容應對變化萬千的敵我戰爭格局而運籌帷幄的韜略和過人的膽識，由此也為他奠定了軍中“小諸葛”的軍事地位。應當指出的是，在那個人才濟濟的紅四方面軍能獲此殊榮的唯何畏一人。

    在這裡，筆者引來一些史載，實證何畏軍中“小諸葛”並非空穴來風：

    斯諾在他的傳記中有過這樣的描述：何畏作戰勇猛，智謀過人，號稱紅四方面軍“小諸葛”。

    早期出版的李璜《CCP西軍觀察記》稱：共軍在老匪區，所編練的赤衛隊、少先隊為數也近兩萬，故紅四軍在二十二年十月（指民國二十二年即1933年－筆者注）也共有能作戰兵力六萬人，而以何畏、王（應為王樹聲--筆者注）確能協助軍方，對敵作戰。故劉湘一就任剿匪總司令後，分五路出兵進剿。

    《中華民國史事日記》載：1933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乙，四川紅軍徐向前、何畏再敗楊森軍，占渠縣。

    1935年2月15日雲南《民國日報》刊發了《蔣介石懸賞紅軍將領的賞格》：

    （一）毛 澤 東、朱德、徐向前等，生擒者各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

    （二）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等，生擒者各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

    （三）周en來、張國燾、項英、王稼詳、陳昌浩等，生擒者各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

    （四）王宏坤、王樹聲、何畏、孫玉清、余天雲、王維舟、劉伯承、葉劍英、倪志亮暨偽中央政委、偽軍團政委、偽軍長等匪首，生擒者各獎三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

    何畏軍中之所以享有“小諸葛”之稱，還在於他能夠臨危受命，排除艱難險阻，堅決執行黨的決定，出色地完成黨和組織交給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1935年5月，紅一方面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準備和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是關繫到紅一、紅四兩個方面軍前途命運的一項重大任務。紅四方面軍黨代表張國燾、總指揮徐向前首先想到擔當此重任的人選便是紅30軍政治委員李先念、紅9軍軍長何畏。遂即任命何畏為懋功支隊司令兼政委，率第25師、第27師各一部，西進懋功地區，橫掃這一帶敵人，策應紅一方面軍的軍事行動。對此，曾長期擔任張國燾警排長何福聖在其自傳《帶刀侍衛》中做了這樣描述：1935年5月下旬,為接應渡過金沙江的中央紅軍北上，紅9軍軍長何畏率25師、27師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鋒推進至懋功東南的達維鎮。6月12日,迎接部隊和中央紅軍在夾金山下的一座小橋上勝利會師。

    三、多稜角的個性

    多層面的人生閱歷，決定了何畏性格的複雜性。曾經接受過高等教育，又在當時中國軍事院校最高學府--黃埔軍校得到嚴格的軍事專業培訓以及後來權重一時的戎馬生涯，鑄就了何畏個性的堅韌性直至於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某些決策的形成和實施上表現為不改初衷或者是固執己見。

    關於何畏暴烈的性情,筆者從史書擇其一二，從另一個側面窺視這位紅軍將領的性格：

    紅9軍一次戰鬥失利,何畏遷怒於當時的作戰科長周希漢（後來成為共和國將軍）。也是牛脾氣的周希漢不服氣,當場和他頂了起來。何畏大怒,立即嚷道:“老子斃了你!”隨即從腰間拔出手槍,連發五彈。

    長征途中，懋功會師後，1935年8月7日，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派人請到總書記張聞天，試圖說服他接受張國燾的主張，要他拿出總書記的權威來，讓毛 澤 東、周en來等人揮師南下。紅9軍軍長、獨臂將軍何畏尤為暴烈，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像個什麼總書記，我看你簡直像個漢獻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毛兒蓋兵諫”足見何畏性格的剛烈無羈。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史稱“毛兒蓋會議”)。會上，不少與會者希望張國燾能儘快接受並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但是，毛 澤 東、周en來等人費盡口舌,也未能使堅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見統一起來。在一、四方面軍聯席會議上,各執己見的雙方甚至發生了爭執。

    爭吵中,何畏突然掏出手槍指向毛 澤 東、周en來。坐在右邊的徐向前見勢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奮力向上舉起,“噠噠噠……”槍聲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積塵,整個屋子瀰漫在火藥味之中。散會後,幾個警衛跑進會議室,只見牆上到天花板上不規則地散布着十個黑洞洞的彈孔。

    何畏不分情面，認死理，在軍中是出了名的。在新近熱播的電視到連續劇《強渡嘉陵江》中，有這樣一段劇情：時任第九軍軍長何畏、副軍長許世友和第三十軍政治委員李先念上山打獵。許求獵心切，結果誤殺了群眾的一隻狗。何畏十分不高興，對許扔下這麼一句：“你怎麼殺死了老百姓的狗呢？”並把這事捅到張國燾那裡，要求嚴肅處理。

    何畏還有另一個突出的性格，那就是為友人、為同事敢於兩肋插刀，鐵肩擔道義。張國燾在《我的回憶》（360頁）對此做了深情的回憶：在延安，“原任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當時任紅軍學校副校長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這種鬥爭（批判張國燾運動-筆者注）的立場，為四方面軍的領導辯護。何畏出身工人階級，在紅軍中戰功顯赫，負傷十一次之多，毛 澤 東等也輕易奈何他不得。他並未參加這次抗大學生的反抗風潮，但為了許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議。他憤慨申言，中 共中央和“抗大”都變質了，變成了類似北洋軍閥的統治。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後，張聞天曾向我解釋，何畏身體殘廢，且有戰功，本應曲予優容，但他心情惡劣，可能自殺，故暫行看管，並不交法院審訊。”

    客觀地說，何畏這些性格，在紅軍將領中並不少見。

    然而，何畏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例如，作戰科長周希漢被他罰打了二十軍棍,送進醫院療傷。剛過幾天,何畏覺得自己做得有些過頭了,特意到醫院看望,並交代醫院政委董賢映:“對周科長要特殊照顧好。給周科長燉一隻母雞,沒有就到老百姓那裡去搞。”

    又如，《我的啟蒙老師--劉伯承校長》載之：紅軍長征途中，我在“紅大”先後給劉伯承、張宗述、何畏三位領導當過通訊員、警衛員……他（劉伯承）身體不好，紅九軍軍長何畏派人給他送來50塊大洋，讓他補養身體。

    與其他紅軍將領一樣，何畏畢竟受黨教育多年，是能夠把握住個性與堅持工作原則的關係，能夠處理好遵守組織紀律與同志共事之間的關係。決不會拿個人好惡、恩怨帶到工作中去。對此，莫文驊將軍在其《莫文驊回憶錄》中回憶道：“警衛員跟着我，監視我。不久，來了政治委員何畏，他是廣東人（海南原隸屬廣東省--筆者注），參加過廣州暴動，原是紅7軍的連長，後任營長，和我認識。他到江西時，因為治傷而離開部隊去上海病養，後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軍工作，任軍長，他調任紅大政治委員時，我即把李特誣衊幹部團的事告訴他，建議他處理。”但是，何畏從大局出發，沒有採納他的意見，而是把這件事壓了下來。

    作為紅軍的高級將領，何畏對黨是胸襟懷坦白的，是有勇於承認錯誤、擔當責任以及多作自我批評的勇氣。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討論和批評。張國燾、周純全等相繼表了態。何畏說：“中央宣布張國燾路線破產，凡是革命者沒有不同意的。我在國燾路線上犯了軍閥主義、土匪主義、反黨反中央的嚴重錯誤。我誠懇地承認這一錯誤。我堅決改正我的錯誤，希望同志們幫助我。”

    有位哲學家說過：播種一種行動，收穫一種習慣；播種一種習慣，收穫一種性格；播種一種性格，收穫一種命運。也許，正是何畏上述多稜角的性格，使他在延安黨內發生爭端之時，寧折不屈，最後痛苦地選擇了離開，以致於釀成了後來令自己和後來人都為之扼腕嘆息的人生悲劇。

    四、張國燾的心腹將領

    關於張國燾與何畏之間關係，筆者查閱了一些史書和資料，得出了下列兩個結論：

    張國燾作為我黨創始人之一，在探索中國革命發展道路、創建革命根據地、創建紅軍等方面的傑出貢獻永垂史冊。至於他作風專橫跋扈、在黨內拉山頭、樹親信等，與其他的貢獻相比，與他愛才、惜才、用才的智慧和韜略相比，這些永遠是次要的。

    與其他紅軍將領一樣，何畏也是靠自己的才幹、忠誠、貢獻直至流血負傷才到達他的人生輝煌：紅四方面軍顯要將領。


大量史實表明：何畏是張國燾的愛將、心腹：

    只要是考慮組織和人選安排問題，何畏必定進入張國燾的視線。在毛兒蓋會上，在張國燾的力爭下，中央也從團結的大局出發作出了讓步。政治局決定增補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陳昌浩、周純全同時還增補為政治局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又如，紅四方軍軍事會議決定以第十二師為基礎，連同巴中市、巴中、恩陽、儀隴、閬中等縣獨立團，獨立營擴編第九軍。此時，張又力舉何畏任該軍軍長。

    對於一些難辦或別人不願意辦的事情，張國燾總是讓何畏去辦。丁森在其《評中文藝代表作》（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寫道：余天雲在學校還散布要殺劉伯承校長和王新亭主任，也要殺張國燾（因沒有要他當軍長了，對張不滿）。張國燾知道後，要劉伯承把余抓起來，劉說：“不要抓，我來教育他。”張說：不抓不行，余天雲這個人說殺人就真要殺人的。劉伯承還是說不要抓，可以教育好的。張國燾對劉實在無奈，當即要何畏（當時的紅大政委）去辦。何二話不說，就把余抓了起來。

    《強渡嘉陵江》電視劇披露了一個歷史片段：在強渡嘉陵江戰役推進最艱難的時刻，張國燾對徐向前越來越不聽指揮的行為深為不滿，曾一度下令何畏接替徐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位置。

    每當關鍵時刻，何畏總是堅定地站在張國燾這一邊。對此，《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記錄着歷史的那一幕：……在懋功戰役中負傷未痊癒的紅軍大學政委何畏等坐着擔架急匆匆地趕來總指揮部，向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報告：黨中央、軍委直屬單位與毛 澤 東已率第三軍向北挺進了。問陳昌浩是否下過開拔的命令。

    何畏對張國燾的忠誠由此可見一斑。這種忠誠換來了他們倆人的過從甚密：

    何福聖在《帶刀侍衛》中做了這樣記載：有一次，張國燾叫我給何畏送去兩條特供給香煙。當時，何畏主持的四方面軍彭揚軍學校已經和中央紅軍大學合併，由何畏任政治委員、林彪任校長。

    張國燾對何畏可謂關懷備至。何畏在懋功會師戰役中負傷，而且傷勢不輕，甚至不能堅持正常工作。於是，張便安排何畏任紅軍大學政委。張國燾在《我的回憶》（第202頁）中回憶道：這個訓練班最初是由負傷病癒的幹部組成，後來陸續從軍隊中抽調幹部參加；直到我們與中央紅軍會師之後，才改組為紅軍學校。擔任這個訓練班主任的，就是負着重傷的第九軍軍長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參加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 工。在蘇維埃運動時期，參加過廣西越南邊境的游擊戰爭，曾與越南革命黨人一起在越南與法國軍隊作戰，一九三一年被調到鄂豫皖蘇區任紅軍的團長，先後負傷十一次。這多次的槍傷，使他成了殘廢。因此，這個訓練最初還帶有點休養的性質。

    五、脫離革命，留給人們的只是深深地遺憾與惋惜

    大量的史料表明，何畏脫離革命離開延安，有其獨特而深刻的歷史背景。之所以說背景獨特，是因為他是張國燾的親信將領。之所以說背景深刻，是因為自紅四方面軍長征以來，路線之爭一刻沒有停止過，到達延安之後的“批張運動”又搞株連和無情鬥爭。這使何畏長時間深深地陷入迷惘與痛苦。

    一個人，尤其是身居高位者，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失去信任或不再擁有信任，不被理解同時又遭遇冤枉。不幸的是，何畏恰恰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光，僅僅因為站錯了隊而遭遇了不再擁有信任、不被理解直至冤枉的命運：

    對此，同樣遭遇的開國上將許世友大叫冤枉。在建國後曾有較為詳細的回憶：到延安以後，就有人說張國燾如何長如何短，我也不做聲，只要你不說到我頭上我就不管。……加上下邊又謠傳要槍決周純全、何畏、張國燾，我也是張國燾的軍級幹部之一，也不能沒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覺得在這裡槍決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戰帶了這些彩，沒有功還有罪嗎？（何福聖《帶刀侍衛》）

    其實，遭遇不被信任命運的並非何畏一人。何福聖在《帶刀侍衛》作了這樣回憶：原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樣的沉重的心理負擔。因為事實已經一清二楚，毛 澤 東對了，張國燾錯了。於是，紅四方面軍將領們大都不被信任。之後，他們自然流露出種種不滿和反抗情緒。就連一貫以沉穩著稱的李先念也不例外，他為何畏鳴不平。蔡孟堅《張國燾夫婦慨談今昔》）（修訂本）這樣寫道：……張國燾的妻子說：“還有一位何畏軍長，他實在可惜了。何畏與李先念一樣，都是國燾直接部屬。此人勇敢善戰，滿身是傷，當國燾與我脫離延安後，老毛把何部隊改編，將何送禁閉……後來釋放，派他到前線工作，彼時一樣不得意的李先念等暗示何畏走得愈遠愈好。

在此期間，何畏還被迫背上一個天大的冤枉：在批張運動中，有人把抗大部分學員反抗批張運動無限上綱到是受何畏等人指使的、有組織的行為。然而，事實不是這樣。何福聖在《帶刀侍衛》一書回憶了那段歷史：在審查過程中，負責這個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和那些被捕者（因抵制批張運動而被捕的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筆者注）一個個親自談話，結果證明何畏、許世友、王建安等反對者並沒有組織的行動，他們背後也沒有人指使和操縱，只是對於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方式表示不滿，因此憤而反抗。

    何畏與許世友不同，因為他有異國他鄉的生活經歷，又在廈門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以及黃埔軍校的軍事專業的洗禮，遇到重大事情的心理反應不會輕易地情形於表。對此，斯諾在他的傳記中有過這樣的描述:何畏，性格倔強,脾氣古怪。夏天常見他身穿皮袍,冬天則穿短衣短褲,赤腳在冰天雪地里跑來跑去。想來，何畏只能用這種方式排遣內心的痛苦和煎熬了。可以料定，這段日子何畏的內心是非常痛苦的，加上戰傷病疾的折磨，其心靈上的負荷可想而知。

    一個面對幾倍於、十幾倍於甚至幾十倍於我的敵軍的圍追堵截而指揮若定，面對反圍剿、長征路上艱苦卓絕而信念堅定地走出來的紅軍將領，卻在延安批張運動中陷入迷惘，卻在遭遇不被信任命運的時候，選擇了離開，離開了自己用心血、智慧參與打造的歷經千錘百鍊、無往而無勝的中國工農紅軍，離開了自己曾經矢志不移、為之奮鬥的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離開了曾經與自己肩並肩、生死與共的同志們、戰友們。

    在這裡，筆者作了這樣的假設：倘若當年不搞批張運動，批張不搞株連，倘若當年他能象應對長征路上艱苦卓絕那樣泰然自若地面對那場批張運動，這將出現與他後來命運截然不同的命運。一個原本可以成為共和國將軍的紅軍將領由於選擇了離開而使完全可以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做出更大貢獻的政治生涯、軍事生涯由此嘎然中止了。這使他曾經為之奮鬥事業的後來人為之深深地惋惜。

    然而，歷史是無情的，它只能記載着已經過去的社會發展過程。對於我們而言，歷史，只能重溫與借鑑。已經融入那個時代的何畏的命運給我們留下很多、很多凝重的思考。

    二00八年八月三十日於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