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過去的生育模式與行為的認識上，長期存在一些誤區。比如，中國歷史上的“生育水平非常高”，中國人總是“儘可能地多要孩子”，“從不存在有意識的生育或人口控制”，追求“多生多育”或“竭盡全力地”去增加兒子的數量，等等。
歷史人口學一般被定義為使用常規或非常規人口技術對現存歷史人口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的學科。其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獲取歷史上詳細的人口信息，如人口規模、性別、年齡結構、出生、死亡、人口遷移，並對包括以上人口特徵及事件在內的人口變化進行測量與分析。自法國歷史人口學家Louis Henry於20世紀50年代創立歷史人口學以來，該學科在世界上得到了迅速發展。在過去30年中，對中國歷史人口學及人口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進展。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中國歷史上生育模式與生育行為的詳盡考查及對其複雜性的深入分析。
中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中國歷史上的家庭、婚姻、生育模式成為世界上眾多學者研究的課題，也常常被作為典型加以討論。但是，在討論中常出現的一個問題就是將中國歷史上的家庭、婚姻、生育模式簡單化、極端化、理想化。例如，在對中國過去的生育模式與行為的認識上，就有一些長期存在的誤區。
這些誤區或觀點可以簡單概括為：一，中國歷史上的“生育水平非常高”或“異常地高”。二，造成這種高生育的原因是由於中國人總是“儘可能地多要孩子”，“中國人不僅喜歡要孩子，他們喜歡要很多孩子”。中國歷史上“從不存在有意識的生育或人口控制”。三，中國人之所以追求“多生多育”或“竭盡全力地”去增加兒子的數量，是由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鼓勵生育。四，形成這種文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學者和官員“討論與提倡生育或人口控制”。這些簡單且極端的觀點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廣泛流行，並對中國的生育與人口研究產生過重大影響。
近年中國歷史人口學研究表明，以上的幾個觀點都存在嚴重的局限性或錯誤。
第一，對在許多地區收集的歷史人口數據的分析證明，和人口學中通常所說的自然生育率或西北歐一些國家人口轉變開始以前的婚內生育率相比，中國歷史上的婚內生育率要低得多。這種較低的婚內生育率和過去中國婦女結婚後開始生育較遲、各胎次間生育間隔較長、停止生育年齡較早有關。中國過去的生育水平尤其是已婚婦女的生育水平，並不是非常高或異常高。
第二，近來的一些研究發現，歷史上婦女生育間隔的長短、胎次遞進比的高低、停止生育時間的早晚常與其已有子女的存活狀況及性別構成有關。一般地說，當一些婦女已經有了兒子和女兒後（尤其是兒子多於女兒時），她們就更傾向於放慢或停止生育。與那些已經生育了相同數量孩子但只有兒子或女兒的婦女相比，她們的生育水平要低一些。這表明，中國人在歷史上並不是簡單地追求“多生多育”或“儘可能地多要孩子”。相當一部分人對生育數量、子女構成或家庭規模是進行了理智的考慮並有意識地進行控制的。
第三，對過去人口行為的研究還發現，在歷史上中國人並不是一味地追求多生孩子。相當一些人是根據其家庭狀況尤其是經濟狀況去調整生育行為或控制家庭規模的。例如，史料記載，溺嬰現象曾在宋代普遍存在。在記錄這種陋習時，蘇軾、楊時、朱松、李綱、范致明等許多名人都曾記載過在他們所熟悉的一些地區“生子計產授口”或“計產育子”的做法時有流行。很多家庭“不喜多子”，“只養二男一女”。有些地方此風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這些記錄表明，至少在有些地區，傳統的生育文化並不是一味地鼓勵“多生多育”。更重要的是，儘管一些人曾聽過“多子多福”的說法或曾有過類似的觀念，但面對生活現實，很多先人很可能會像我們一樣去調整他們的生育行為和家庭規模。
第四，雖然中國過去不少朝代的統治者把增加人口看成增強國力與繁榮經濟的重要條件，但在看到人口壓力及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後，歷史上也有一些學者和官員討論人口增長的弊端或宣傳限制人口增長的主張，並不像國外一些學者所斷言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學者和官員“討論與提倡生育或人口控制”。在這方面，一些中國人口思想史專著已經對韓非子、王梵志、董其昌、徐光啟、馮夢龍、洪亮吉、汪士鐸等人的人口觀點作過詳盡討論。
第五，對中國傳統生育文化及其影響應該細緻考察，不應簡單化。例如，很多人常常舉出“多子多福”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鼓勵多生多育的依據。這兩種說法都有很長的歷史。“多子多福”的說法通常被認為來自《詩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法出自《孟子》。這兩種說法都會對人的生育行為產生影響，但嚴格講，它們對於存活子女（或兒子）數量的要求是很不一樣的。第一種說法強調的是“多”，子女或兒子越多越好，所以就要多生育。而第二種說法則強調要有“後”，或有兒子延續家庭的血脈。當死亡水平較高時，較多的生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條件。但當死亡水平較低或已經有兒子活到成年時，繼續較多的生育就變得不再重要。因此，第二種觀念並不一定要求婦女生育許多孩子。把這兩種觀念及其影響混淆在一起，不利於我們客觀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對生育的影響。
客觀地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生育行為及生育文化，對我們準確地認識與評價中國近幾十年的生育下降、政府所領導的計劃生育的作用以及近年來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出現的超低生育水平有着重要意義。而對中國目前的人口形勢尤其是對生育狀況的認識，將會對國家長遠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趙中維 作者單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澳大利亞人口與社會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