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軼事與悲劇人生

受爭議的歷史人物郭沫若（網絡圖片）

他，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無產階級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學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蜚聲海內外；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他，是郭沫若。

他，年少時經歷包辦婚姻，享受五天性愛後，他便離家，此後68年，那可憐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隨後，他在日本結婚，對方為此與父母斷絕關係，幾年後，他不辭而別，離開日本。他還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拋棄。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於立群，其姐於立忱，早年竟也曾是這男人的情人，被拋棄後自殺。他有仨老婆，十幾個孩子，情人數不清，嫖妓得過花柳，始亂終棄害女孩子自殺。一邊罵政府腐敗一邊跑去做官，曾在共產黨最困難時脫黨，罵過蔣介石，後專程向蔣求饒，文革時說毛主席比親爺爺還親，寫詩吹捧江青，沒多久又跳出來歡呼粉碎四人幫。他，是郭沫若。

上面兩段是官方版本和民間版本對郭沫若的評價描述。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讓我們重新翻開歷史的瞬間，來審視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及其帶來的警示。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學術作品和資歷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後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的表現受到廣泛的質疑。

郭沫若早年軼事

少年訂婚，20歲時成親，喝過交杯酒，掀起蓋頭一看，新娘相貌不盡人意。郭大怒，掉頭而走，東渡日本，狂追日本女護士佐藤富子，家中寄來的錢，悉數交給富子，終於打動對方，生下孩子。

郭沫若與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為他與父母斷絕關係，並生下五個子女，負擔全家開支，但郭沫若屢屢嫖娼並染病，後郭不辭而別離開安娜回中國。 1949年後，安娜來中國，毛周給她政協委員身份和副部級待遇，郭沫若卻至死避之不見。

1926年曾兩次要求加入共產黨，十分急切，終於在1927年被批准入黨，不到半年後，當他看到中共在秋收起義等武裝運動後舉步維艱時，立刻自動脫黨。

1937年，脫黨十年的郭沫若回國，周揚要他去延安，他拒絕；陳誠邀他去武漢，他立刻出發。他還主動請求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這時周恩來在上海，當年求着入黨的郭沫若卻避而不見。

胡適與郭沫若初識時，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運動主將，後者則剛剛出版《女神》，胡適無疑名氣更大，郭沫若聽說胡適讀了幾遍《女神》後，竟得意忘形到親吻胡適。後來，郭沫若名聲漸大，終與胡適分道揚鑣，1949年後更是批判胡適的頭號打手，涼薄如斯。

話說青島有個公園，1949年後易名魯迅公園，題字的是當年曾與魯迅交惡的郭沫若。這二位交惡由來已久，尤以1928年為甚，當時郭沫若化名杜荃，寫下《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攻擊魯迅，不過，他至死也未承認杜荃就是自己。

1917年，胡適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大綱”，轟動一時。1923年秋，蘇州的一位中學教師錢穆，歷四、五載，共寫成古史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萬字，取書名《先秦諸子系年》，後因此書，進入大學，當了教授。再後來，郭沫若抄襲此書，取名《十批判書》，為余英時等學人不齒。

1948年，郭沫若發表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界定為 “桃紅色”作家，朱光潛界定為 “藍色” 作家，蕭干則是 “黑色”作家，“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着”，必須 “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 。沈從文從此與文學絕緣。

郭沫若作品選摘

“斯大林大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為春。而且空間不能限制你的偉大，而且時間不能限制你的長壽……你是無窮盡，你永遠無窮盡！”——1949年，郭沫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

1949年9月，郭沫若寫了《四川人，起來》：“起來，大家一齊起來！全中國都快解放了！讓每個四川人都成為朱德，成為劉伯承、陳毅、聶榮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勞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輕而易舉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蔣介石！起來，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齊起來！起來！活捉蔣介石！”

“主席的智慧正在轉坤旋干，高峽出平湖，為時已不太遠。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歡，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飽滿。”——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峽輪上》1958年5月6日（《詩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門上紅旗揚，毛主席畫像掛牆上。億萬人民齊聲唱，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萬歲萬歲壽無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賽過我親爺爺。”摘自《郭沫若文選》第12卷。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即席向江青獻詩：“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寫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

郭沫若的內心痛苦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聰明過人，博聞強識，對老爹1949年後的文字和行為不以為然。他曾說毛澤東思想也應一分為二，曾組建詩社並遭下放勞教。1968年4月，他因為與女友講電話時用了英語，被農大造反派誣為通敵賣國，強行扣押，被打得遍體鱗傷，幾天后墜樓而死，年僅26歲，落地時雙臂反綁，自殺或他殺成謎。

曾有人回憶，有一次他與郭世英在郭宅門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父親的背影對他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綁架處境危險。晚上郭沫若要參加周恩來宴會，夫人於立群懇求他請周恩來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來身旁，最終卻沒開口，兒子被迫害致死，面對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責，他沉默，沉默，最後說：“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於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後自殺，分別是26歲和24歲。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將郭世英生前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郭沫若的內心究竟是如何煎熬？

有人說，在文革中那嚴酷的紅色恐怖下，知識份子又能怎樣呢？郭沫若為求自保，實在是無奈。那麼，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在強權下的表現和郭沫若大相逕庭，看看他們的行為吧。

看看他們

先看陳寅恪。清末民初詩壇泰斗陳三立，晚年如閒雲野鶴。前來廬山避暑的蔣介石想見老人，被他回絕。“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人想招安這位名人，被一口拒絕。日本人天天派人監視行蹤，氣得老人呼喊傭人攆趕門前走狗。悲憤欲絕的陳三立從這天起開始絕食，五日後憂忿而死。陳寅恪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正是陳三立的血。

1954年，由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引出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年邁多病的陳寅恪卻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看他的文章時，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1953年中共決定陳寅恪為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他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他還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順便提一下陳寅恪的一位學生。文革時紅衛兵要拉陳寅恪去批鬥，當時陳氏年近八旬，除雙目失明二十餘年外，股骨頸骨折臥床業已六年，身體極其衰弱。中大歷史系主任劉節主動代替老師去挨批鬥。他說：“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又招致紅衛兵一頓痛打。

再看梁漱溟。1949年，毛澤東盛邀梁漱溟進入內閣任職，被梁拒絕。梁漱溟說：“就把我放在政府外邊監督政府吧，反而比我進入政府更有利。”1949年在國慶觀禮台上，梁漱溟自己就親眼看到郭沫若率黨外人士向毛澤東獻上了一面寫着“我們永遠跟您走”的大錦旗。

1949年後，梁漱溟應是當面批評毛澤東的第一人。1953年9月的一次會議上，他指責中共執政後忽略或遺漏了農民。這一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並進行了公開批評，梁漱溟當場對毛澤東進行反駁並勸誡毛澤東要有讓人講話的“雅量”。

他在文革被批鬥時淡然說一句“匹夫不可奪志”；他被毛澤東歸為最大的右派，被人們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大儒，他第一個公開提出文革是人禍。

梁漱溟在文革中寫下的打油詩：“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再看馬寅初。1957年，馬寅初因發表《新人口論》被打成右派，有人勸他低頭認個錯，他卻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迎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性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

奇女子馮元春，川大學生，1957年大鳴大放時就指出毛是偽馬列主義者，川省委組織千名幹部批判，她一人站在台上辯論，毫無懼色。後劃為右派並判刑13年，因不認罪加判無期徒刑。後劉少奇被打倒，獄中的她笑說“毛就是殺功臣之劉邦”，遭遊街侮辱，再被農民“鬥爭”，即用鋼釺鋤頭戳她挖她，奄奄一息時遭槍殺。

陸蘭秀，蘇州圖書館副館長，因反對文革入獄。她在獄中撰寫大量理論文章，上書毛澤東，否定文革，她責問毛：“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責任推給下級，但文革是你親自領導，是逃避不了的”。後蘇州召開四萬人大會，判其死刑。刑前遊街示眾，為防止她發聲，遊街前卸掉其下頷骨，口裡塞滿破布。

在同樣的瘋狂年代，蘇聯科學家薩哈羅夫關注自由人權獲得諾獎和平獎，索爾仁尼琴寫了《莫要靠謊言過日子》，俄羅斯有《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兩部巨著在人類文化史和精神史上褶褶生輝。

什麼是知識份子？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中國傳統文化給知識份子提供大顯身手的歷史舞台，群星璀璨，人傑地靈。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簡言之就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知識份子”曾經是一種道德的同義詞，表達的是清貧、正義、知識、涵養、不趨炎附勢的社會形象。

傳統的士大夫文人，嚴於律己，品行高潔，身先士卒，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明朝朝天啟年間，魏忠賢勢焰滔天，大官小官們爭搶着到他面前搖尾獻媚。李流芳，字長蘅，晚年自號六浮道人，詩畫冠於當世。當時魏忠賢正領導全國人民反對黑社會東林黨，杭州也建了生祠，士大夫之流紛紛往拜，獨李流芳不肯，說“拜，一時事，不拜，千古事。”

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明代文化名人楊繼盛，因抗禦強暴、反對權奸嚴嵩，而慘遭嚴嵩殺害，楊繼盛在臨刑前寫下名聯：“鐵肩擔道義，辣手着文章。”

林則徐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結語

讀着郭沫若在1949年後寫下的詩句，我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視，而是內心的沉重。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中共在建政後對知識份子的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個人的悲劇痛苦，這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反思這段歷史，是為讓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一個才華橫溢、原本應該“文以載道”的知識份子，尤其在1949年後，郭沫若被中共政權打造成一個自甘墮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這是郭沫若悲劇人生帶給人們的最大警示。

人們發現，中共在歷次運動中對知識份子肉體和精神的摧殘以及羞辱，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摧毀源自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國歷史上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捨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但是，從和郭沫若形成鮮明對比的陳寅恪、梁漱溟等這些優秀傳統知識份子令人高山仰止的表現來看，中共的目的沒有達到。中華民族的好兒女的錚錚鐵骨和俠骨丹心已經深入血液。

在文章結尾，讓我用陳寅恪先生在“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記”上的一段文字，來與所有同仁共勉，恢復與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精神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