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依靠的“革命先锋”就是一群地痞流氓

读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毛泽东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相互杀伐。

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

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 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 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 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 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 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 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 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 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 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 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 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