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依靠的“革命先鋒”就是一群地痞流氓

讀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毛澤東依靠的“革命先鋒”

由於孫中山力排黨內非議，堅決主張“聯俄容共”，1923年，國共開始了第一次的所謂“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後的第二次“合作”一樣，為中共提供了發展壯大的廣闊空間。1927年4月，揮師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蔣介石決定“清黨”，意味着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黨”，要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從此，也就開始了國共兩黨長達十年的相互殺伐。

國民黨的“清黨”，原因當然是複雜的。在兩黨“合作”期間，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從事社會活動，尤其是北伐開始後，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經過和占領的地區開展的工農運動，是導致國民黨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內部本有左右兩派，蔣介石本屬國民黨內的“左派”。中共熱衷工農運動，蔣本來並不反對。正如楊奎松指出的，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贊成和擁護“扶助農工”的政策。所以，這時期，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否“扶助農工”，而是如何“扶助農工”。（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頁）

顯然，這時期中共“扶助農工”的方式，以及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令蔣介石無法認可。

中共視喚醒和發動工人階級為基本使命。在此期間，中共在那些能夠開展工人運動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黨理念，積極地行動着：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 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着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 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 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 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 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 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 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 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 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 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 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將是再堅挺的店鋪，也會很快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