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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私德很差,但他有兩條貢獻還是偉人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2月16日15:37:4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袁偉時指出,中國貧窮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最簡單的辦法是把一切問題歸咎于洋鬼子侵略。把革命口號與民粹情緒、與民族情緒結合起來,有很大迷惑性。年輕人,聽到控訴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很容易熱血沸騰。一個國家要成熟起來,現代化要真正實現,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維極端


  老高按:這裡貼出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在中國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年會上的演講的後半部分。他留了一個小時給與會的聽眾——也就是全國中學教師的代表們提問。從提問的水平看,當今的中學歷史教師們的視野相當開闊,知識修養也相當厚實,而且他們還相當具有獨立思考能力。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今天,有這樣水平的教師,明天,視野開闊、修養厚實、獨立思考的學生也就可以預期了!


中國近代史教學的幾個問題
——在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2011年年會上的講話(下)

袁偉時,《中學歷史教學》2012年第1-2期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點:大連紅旗中學)

  (續上篇)第五,怎麼看蔣介石?

  再簡單講一下蔣介石。
  怎麼看蔣介石?過去貶得他一無是處,現在倒過來有人說他如何了不起。兩個極端都沒有跳出黨派史觀的影響和意識形態的干擾。客觀地看,蔣介石的主要貢獻有兩條:第一堅持了抗日戰爭,他是抗日戰爭的一個重要領袖,這條不能否認;第二他促進了台灣的轉型。我們過去說蔣經國是台灣轉型的一個關鍵和主要人物,這是對的。但是蔣介石也有他的貢獻,一個他堅持地方自治,縣一級堅持民主選舉,縣長由百姓一人一票選舉;後來到一人一票選直轄市市長,這條很重要。最初選舉國民黨有黑金等胡來,有些選出了不是國民黨的領導人,他接受了。這就很不錯。那些不是國民黨的領導人被選出來,就有機會鍛煉。光讀書,沒有歷練,不可能成為可以安邦治國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為反對力量。一個政府沒有反對力量監督是很危險的。人也一樣,沒有人經常提醒、批評就不會進步。一定要有反對和監督的力量。他讓那股力量成長起來了,制度上為反對力量的成長奠定了基礎。第二,他沒有侵犯私有財產,保護了私有制。
  其實整體評價蔣介石,從個人來講,他可以說滿身是缺點。私人生活,他有幾個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實,但無關宏旨。在這個問題上,數一數民國以來的政治人物,從孫中山開始,很多都不清白。民間也是這樣,香港的霍英東,澳門賭王何鴻燊,台灣的王永慶,他們有幾個性伴侶?另一方面,蔣介石搞暗殺、表里不一,等等,都有。他是流氓性很強的一個人。殺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後來抗戰勝利後,他把龍雲搞下台,手法是很毒辣的。先派兵到雲南,控制了所有軍事要地,然後下令免去龍雲的省主席職務,調到重慶做軍事參議院長,給你一碗飯吃。他把黨內元老一個個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領袖,一個一個地收拾;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國民黨內的元老很多是廣東人,後來做漢奸的不少,其中一個原因就和蔣介石排擠他們有很大關係。他上台後打了多次內戰,跟共產黨打得死去活來,還可以說是因為政治分歧,但和閻錫山打中原大戰,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於私利、小集團利益。也不要盲目歌頌黃埔軍校——黃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後的。大家不知有沒有看過《1925年前的蔣介石先生》,那本書的資料非常豐富。
  作為一個政治家,蔣介石各種各樣的作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堅持抗日戰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維護了私有制。
  中國歷史走了那麼大的彎路,現在回到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恢復私有制,恢復市場經濟。這樣經濟就發展起來了。國家要安定下來,一個要在法治基礎上保持穩定,再加上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沒有一個就沒有另一個。一定要有財產所有權——資金、貨物的所有權,才能進行交易,不然的話,市場經濟無從談起。蔣介石始終維護這一條。當然,也有壟斷企業。
  過去我們講的“四大家族”,其實是政治語言,政治宣傳的需要。陳立夫下台後在美國養雞,怎麼會是“壟斷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檔案公開了,我去看過,最後審計,他的財產不過八百多萬美元,這裡包括了他離開大陸後各種經營收入——他是很有經營頭腦的,算比較有錢的;孔祥熙是貪污的。蔣介石本身沒有太多私產。他也不需要,國庫和他的家庫差不多,他愛怎麼用就怎麼用,但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他貪污的證據。
  中國的革命黨,很勇敢,號稱為了工農的利益,徹底沒收私有財產。財產是公民自由的基礎。過去講“沒有錢就沒有發言權”,其實沒有錢就沒有自由;沒有私有財產,沒有經營自由,整個國家就發展不起來。經過那麼多年,死了那麼多人,經過那麼長的專制統治,國共兩邊都殺了很多人,說到底這就是維護私有制付出的代價。以後子子孫孫一定要記住,不要侵犯私有制,不要侵犯自由。
  蔣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對外抵抗侵略,對內維護私有制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為軍事統帥他有很多錯誤,包括淞滬戰爭、南京保衛戰,戰術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戰略上,是錯的:精華都犧牲掉了,不應該這樣打,要及時撤退,保護自己的兵力,蔣介石沒有統帥的水平,這是一個。另外軍事上他有很大的問題,跟他專制性格有關係:他一直越級指揮,造成很多的錯誤。由於他領導下的政治、軍事的腐敗,造成1944年的大潰敗,這是很丟人的。1943年以後同盟國節節勝利,在這樣的狀況下,日本軍發動湘桂戰役,一下子中國南邊半壁江山丟掉了,四十幾個機場全部被掃掉,多年來沒有丟失的湘南、粵北和廣西大片土地丟掉了,一直攻到貴州的獨山。敗得很慘,很可恥,那麼腐敗,不堪一擊。但無論怎樣,他到底是堅持了抗日戰爭。他這個人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的狀況——中國就是這樣。
  總之,不要把這些人當成個別人,而是當時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發展的標誌,從中吸取教訓,不是追究某一個人。
  我想簡單講到這裡,留一個小時與大家互動。

【提問部分】

  提問一:我提一個問題,談到辛亥革命,我們不能越過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導老師上課,對教材中的幾句話產生質疑,說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經濟社會習俗文化,包括剛才袁先生講的一些律例。課本上有一個評價,說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沒有觸動根本的政治制度”。我感到非常奇怪,我們1978年以來的改革,實際上也沒有觸動政治。另外講到預備立憲,說皇族內閣是騙局,革命必然爆發。我們反顧歷史的時候應該多一點思考。這裡是不是有個政治制度問題。我非常讚賞袁先生剛才說到那拉氏在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是個非常開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沒有那拉氏支持,《定國是詔》是不可能發布的。那拉氏鎮壓了戊戌變法,我們的教材說這場改革“觸動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觸動那拉氏的利益”,還是“改革可能使中國出現大亂”?我甚至認為那拉氏推動了這場憲政運動,只是孫中山沒有給那拉氏機會。關於那拉氏,想請教袁先生。

  袁偉時答:慈禧的歷史評價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從她1861年上台到甲午戰爭以前,這一段她有功有過。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連寫漢字都有很多錯別字,有原稿為證;而且她很狹隘,打擊恭親王,這些是很錯誤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務運動的。洋務運動——當時的改革假如沒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辦不了的。包括辦廠、修鐵路,所有提到的洋務運動的舉措,都是有慈禧在後面支持。那個時候有少數先進分子認為要觸及根本,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經濟上推行市場經濟制度,政治上開國會。這些當時提出來了,慈禧沒有採納。甲午戰爭前她就是這樣一個人。
  第二段是戊戌變法期間。變法不能狹隘地看作103天的維新,而是甲午後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着手,具體就不說了。到了真正那103天進行維新時,康有為的作為是很有問題的。他在那群領袖裡面是年紀最大的,但他沒有政治經驗。他只在家鄉的自治機構做過一個委員之類,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應該的是把慈禧看作維新的對立面。其實根據現有的記錄,光緒經常到頤和園向慈禧匯報,和她討論,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個維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進行。但是,當時康有為提出的一些主張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號在一個專制王朝是一個根本,能隨便改嗎?易服,剪辮,這些都是無關宏旨的東西,但在當時體制下是動不得的。而他熱衷抓這類東西。最荒唐的是將禮部的六個堂官打下去,震動全國。保守官僚一個措施不對就全部換掉,能這樣幹嗎?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凱和民間的武裝包圍頤和園捉拿慈禧。現在的研究證明確有其事。這是激起慈禧發動政變的主要原因。所以誰毀掉了戊戌維新?主要責任在康有為。
  戊戌政變之後維新到義和團事件這一段,當然有些維新措施在繼續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勢力占上風,所以才有義和團事件。義和團事件是徹頭徹尾反動的,現在還有人說它是“革命”,“有進步意義”,那完全是意識形態起作用——凡是工農干的都要歌頌,所以太平天國要歌頌,義和團也歌頌,非常荒唐。
  第三段,義和團事件後,慈禧在那麼多教訓下,轉過來支持實行新政。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1904年才開始的,是1901年義和團事件後就開始了,說現在就要開始變法,實行新政,她讓大家提建議應該怎麼變。那十年是二十世紀中國最輝煌的年代之一。
  有個叫任達的美國歷史學家寫了一本書叫《新政革命》,講日本怎麼幫助中國改革。他的結論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對中國的影響比辛亥革命要大。從制度建設上確實是這樣,舉幾個例子就知道了:一個是教育革命,廢除科舉;第二個是司法制度改革。原來司法與行政是統一的,慈禧將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連法律都改掉了,採用大陸法系,影響非常深遠;第三個,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了,1906年後預備立憲做了大量事情。宣布從1908年開始,用九年時間,到1916年實行憲政。假如社會情緒穩定,真的九年實行憲政,真要謝天謝地。要是現在宣布中國九年預備立憲,到時實行憲政,全國肯定跟當時一樣到處敲鑼打鼓慶祝。
  她有實際的行動。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隸、浙江、江蘇等地,當時都按三權分立體制建立基層政權,議會系統逐步建立起來。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輕視,要將眼睛盯着制度建設。特別是要認識現代社會各個國家是大同小異的,以民族特點來抵禦,不接受現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現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國學派就是這樣鼓吹。所以對新政不要簡單否定。

  提問二:從中國近代史的走向來說,是從專制走向民主,正是由於這兩種體制的對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實際上這兩種體制中間有個折衷方案,君主立憲制。我想問,我們中國歷史有沒有這種可能——君主立憲是不是一種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對袁世凱你比較肯定,假如說君主立憲是一種比較好選擇,可不可以說近代史上把握這個機遇最好的時機是袁世凱時期?我們學了歷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凱是清代史是既享受來自清代專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開創的民主體制的實惠的人,但這個歷史轉折機遇期當中,他又沒有把握好,所以他實際是沒有享受到兩個體制的最大實惠,又沒有把握到機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個受歷史稱頌的政治家?

  袁偉時答:中國為什麼不能通過和平轉型實現君主立憲?皇帝是少數民族,又不肯在關鍵時刻當機立斷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根據胡漢民自傳的說法,當時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滿,其它的東西一般人是記不住的,就是反滿。你看辛亥革命勝利後的文告和宣言,講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講大漢江山光復了。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說到底,從社會發展來看,在原有基礎上逐步進行改革是最好的,代價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構推翻重新建立,代價非常大,必然經過一個大混亂的時期。這方面要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清末連孫中山都把滿清看成外國人,一再講這是外國人統治,梁啓超反駁,說滿洲是明代的建州,滿人是明代臣民,為什麼你要說他是外國?這是內亂,不是外敵入侵。梁啓超的觀點比較符合實際。
  袁世凱有很多建樹,民國後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樹。21條他是抵制的,談判中實際達成協議只有十來條,第五項他根本不加討論,裡面就去掉七條,被迫簽字後他馬上召開地方和中央官員會議,怎麼對付這個局面,結果這十來條(顧維鈞說是九條)也沒有一條真正實現。戰後日本首相吉田茂寫《百年激盪史》也說,21條徒然增加了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罵名,沒有實際的效果。袁世凱不是賣國賊,歷史已經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內政方面,起初他想維護民國體制,但他碰到一個對手,國民黨。國民黨千方百計牽制他,牽制無所謂,但有些做法錯了。比如,《臨時約法》的制訂是很荒唐的。民國初年十來年的政局所以發生那麼多混亂,根源在《臨時約法》,府院關係不清,府院之爭源於臨時約法。另外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的關係不清楚,違反憲政體制,立法權獨大,行政不滿意立法的話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讓公民作出抉擇。沒有這一條,不能通過選舉讓人民審判究竟誰對誰非,造成的惡果一方面雙方對立無法解決,另一方面是議員腐敗,非常腐敗,最高的表現是曹輥賄選。政治體制中憲法文件搞錯了,後患無窮。《臨時約法》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頌《臨時約法》,歌頌護法戰爭,是大錯特錯了。

  提問三:我的問題是兩個:一,革命黨在革命的時候起的作用比較大,但怎麼會成為一種對革命的崇拜,因為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後來的國民黨共產黨,都有一個放不下革命的問題,為什麼要把革命當成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而忽視了社會的建設?再延伸一點,《臨時約法》就算寫得好,在當時民國那種社會狀況下實施得了嗎?二,金觀濤的書《觀念史研究》,方法很獨特,把每個年代出現的詞彙統計起來,看社會的進步。想聽聽袁老對這本書的評價。

  袁偉時答:革命為什麼變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國家和社會困境的原因和解決辦法簡單化。
  一個文明古國,又是在儒家文化長期薰陶下,以“華夏之邦”、“天朝上國”自命的大國,怎麼一下子變為外受欺凌,內部民不聊生的弱國呢?出路又在哪裡?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社會精英反覆尋找答案。
  最簡單的辦法是把一切問題歸咎于洋鬼子侵略。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國共兩黨都高喊“打倒列強”、“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把列強一鍋燴,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這樣的能力嗎?如果有足夠實力為後盾,不必揮動拳頭或刀槍,通常在談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權。如果實力不夠,更要利用矛盾,伸張正義,維護主權。可是,這個口號有很強的煽動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變以後,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那就很正確和有力,贏得國內外贊同了。
  反帝的任務什麼時候完成的?1943年,中國與各國新的條約建立後,不平等的條約都取消了;1945年將日本打敗後,反帝的任務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條約是好的還是壞的?是不平等條約嗎?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個條約的話,中國領導人會高興得跳起來了,貿易、通商領域我們想要的,裡面都有了。
  還要冷靜想一想,中國貧窮的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掠奪還是自己不爭氣?帝國主義掠奪當然有。輸入鴉片罪大惡極!但是,認真研究中國近代史就會知道,中國經濟沒有發展起來,關鍵在自己內部沒有改革好,國民沒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相應地沒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權利。
  此外,我們把反封建歸結為一個土地問題,對嗎?
  楊奎松教授有個很重要的學術成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第二章總結了學術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豐富的數據,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視的論點。例如:
  1.“以往關於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大約70%~80%的土地的說法,是不準確的。”要把地主和富農分開來,地主中又要區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國土地占有情況是以小地主為主。“小地主不過是些‘有土地有家資的小農’而已。他們和多數農民並無多少差別……他們中許多人和極少數軍閥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階級利益。”
  2.“近現代以來並不存在土地日趨嚴重趨勢”。“中國近現代農村依舊是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而土地買賣,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並持續不斷地在小農中間製造着小地主”。總的趨勢是農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2]
  中國社會要轉型,大土地占有,應該解決。但焦點不在這裡。中外社會轉型,關鍵都是人的解放。多年來我反覆講,近代中國的基本問題在哪裡?在嚴復的兩句話:“身貴自由,國貴自主。”中國盛衰的命脈在於“自由不自由”。[3]
  有人問,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沒有民主政治也能發展那麼快?我說很簡單,一是穩定下來,不折騰了,二是恢復了部分自由。百姓種田可以不聽縣委書記指揮,農民可以自己當家作主,有了這樣的經濟自由就有飯吃了。在城市裡恢復經濟自由,可以創辦企業,中國經濟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現在經濟自由還沒有完全恢復,還有國進民退的問題。這些問題要很清醒來看。
  把革命口號與民粹情緒結合起來,和民族情緒結合起來,有很大迷惑性。特別是年輕人,聽到控訴帝國主義,控訴地主、資本家,很容易熱血沸騰,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一個國家要成熟起來,現代化要真正實現,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維方法極端。真正用自己的頭腦去想問題,敢於懷疑和辯論,根據自己的認識判斷,不要走極端。在座各位的教師責任很大,要教會孩子們和社會公民都要持這樣的態度。不要極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實事求是,符合實際地思考問題。
  金觀濤的《觀念史研究》是一部好書。學術研究,有新的觀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會出新成果。《觀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問四:對三權分立你的評價很高,想請你談一談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否變為真正的三權分立制度?

  袁偉時答:我想中國轉型的最好方式,就在現有的架構上改革,慢慢一個現代政治制度就出來了。人民代表大會過去講它是共產黨的橡皮圖章,一點不冤枉。但是現在正在變。以廣東來說,現在的人大代表會議批評政府毫不客氣,政協會議也一樣。同時,現在政府官員開始學會聽取公民意見,接受監督,這樣一種基本素養很多人開始具備了。
  所以,在原有的不滿意的事物裡面,要看到它轉化的可能,裡面合理的因素會慢慢發展起來。共產黨一再講人民要當家作主,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根本不用變,落實就行了。不斷實踐,慢慢落實。現在比較安定,大部分人從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實惠,要打破這個局面,沒有必要。亂起來飯都沒得吃,怎麼辦?所以,就是要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人民代表大會會變為真正的民主制度,會名符其實。但是時間可能長一點。
  另外,司法腐敗大家意見很大。但是現在的民間監督力量成長起來了,一出現司法不公等各種問題,馬上全國議論紛紛,所以它也要改革。大家應該關注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究竟怎樣。假如改得比較理想,司法會前進一大步。就是通過一項一項的改革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中國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可能實現的道路。不要把當前的局勢看得一片漆黑,要比較冷靜看到它的黑暗面與光明面,那樣就會比較樂觀。

  提問五:您強調私有制是公民自由的基礎。那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國經濟的探索?

  袁偉時答: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在十九世紀是件大事,是對資本主義黑暗面的抗議,是正義的呼聲,在當時有偉大的意義。所以應該肯定它誕生時的價值。但另一方面,由於條件限制,有些觀點走向極端。條件變了,不要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要學習鄧小平,時代變了,有些東西不適用了,就不必糾纏。世界上從來沒有全知全能的聖人,沒有誰的話可以一成不變,管幾千幾萬年的。

  提問六:剛才你講到私有制的問題。我對你所講的歷史上的私有制的觀點是接受的,但我有個不太恰當的顧慮,最近三十年尤其二十年現實造成很多國有資產被私人占有,現在鼓吹私有制,作為歷史真理會不會給現實造成一種讓那些私有化合法化?讓百姓受苦?

  袁偉時答:第一,對網上傳的資料要冷靜分析。說百分之幾的人而且大部分是高乾子弟占了90%存款,占了多少社會財富,造成社會嚴重不公,這個材料就應該分析,恐怕站不住。民粹主義是很麻煩的,還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用中國傳統文化說事,說中國怎麼了不起,為什麼一定要學西方,我們另搞一套不是很好?他不知道現代文明全世界基本是一樣的。經過千百年來人類積累下來的好東西我們都要,其中也包括中國人的智慧,西方的公務員制度就吸收了中國科舉制的智慧。
  民粹主義拼命講多數人怎樣。你為多數人說話,請拿出經得起考驗的數據來。當然有些太子黨和大大小小官二代利用特權發了財。但是,一方面有官二代太子黨發了財,另一方面,有沒有平民百姓發財?黃光裕是什麼人?賴昌星本來是個流氓爛仔,他也發起來了。
  對私有財產要有這樣的概念:一,不要誇大它的負面現象。二,現在的私有企業是不是百分百真正私有?它經營過程中,增值稅17%給了國家,利潤的25%也交給國家,如此等等,私企對社會和國家都有很大貢獻。所有這些企業,即使是官二代的,只要繼續經營,對社會就有貢獻,是行善不是作惡。資金取得當中有不合法的可以揭露,要是沒有超過追溯年代可以依法處理;要是已經過了就繼續經營,但從現在要守法,一違法就要追究。
  另外,所有這些財產,是交給政府管還是企業家管比較好?企業家管肯定增值更快,發展更快,對社會更有利。官僚管一定是腐敗的,會有很多問題,對國家不利。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走民營化道路。
  還有一個觀點:不要怕人家發財。無論誰發了財,能怎樣使用?只要它留在中國,仍是社會所有的資金。所以政治家要創造一個環境,讓所有的資金留在中國,讓國外資金也要流入中國,中國就發展起來了。不要怕。政治家要高瞻遠矚,要有這個魄力。有些人從民粹出發,主張徵收遺產稅越高越好。在我看來,中國不應收遺產稅。為什麼?香港不收遺產稅,聽說已經有十幾個國家不收遺產稅,中國大陸要是收,資金就會跑掉。香港原來收遺產稅,結果一些人很狡猾,在一個小島上註冊一個基金,財產都去了那邊;後來香港聰明了,廢除這個稅種,資金就留下來了。
  過去理論上有個錯誤,老是強調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對立。當然他們有對立的一面,但有沒有共同的一面?事物有多方面,怎麼光看到對立的一面、就不看到共同利益的一面?假如沒有老闆的話你有飯吃嗎?很簡單。現在科技發展,出現了人力資本的新概念,我掌握了很多知識,水平高,有創新產品。我光憑技術就能拿成數不等的股份。行即使不這樣,本身技能比較高,又是稀缺人才,也能拿到高薪。所以我們要着眼發展教育,讓孩子們掌握越來越多的知識,更重要的,讓他們學會創造,學會批判和懷疑,在中國湧現一大批創新人才,那些才是中國的發展之福。
  最後,即使有些老闆很苛刻,超出他們一家和後代生活需要的資金實際是社會資金。有些有遠見的老闆就成立各種基金會,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現在一些官員有點蠢,老給基金會設置很多障礙。廣東開始帶頭讓民間基金註冊,要是我們的政治家、官員都這樣,眼光長遠一點,把有錢人留在中國,成立大大小小基金會,對社會的發展非常有利。所以不要散布私有財產恐懼症,不要盲目散布導致社會對立的意見,那些很可能是陷阱。

  [1] 西南政法學院函授部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法制建設資料選編》第一冊第70頁,1982年2月重慶版。
  [2]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第105—167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3]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第17、2頁,中華書局1986年北京版。

  刊登於《中學歷史教學》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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