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歷史的不同面相之四】——民族主義實踐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站隊”，成為戰勝國之一，這是民國外交的巨大成功，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對此，我們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

　　關於民族、民生、民權的“三階段”說

　　民國歷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還是在民族獨立方面。曾經有人在談到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時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中國意味着三個階段：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實現了民族主義；改革時代中國人民富起來了，實現了民生主義；今後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解決民權主義的問題了。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上，簽署《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網站/圖）

　　這個說法的確有見地。儘管民族自立、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在中國的具體實現（含將來可能的實現）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但實現的先後順序，大概就是那麼回事。只是要補充兩點：

　　一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並非只有“民族”的含義，“民權”的含義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權主義不能實現，最多只能說“中國站起來了”，那和“人民站起來了”還是大有區別的。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僅從簡單的語義上講，也應該是兩者的共同實現。

　　如果只講“中國站起來了”，那麼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一直就站得很好，現代民族解放的目標如果只是回到那種狀態，還叫什麼“新中國”？何況僅從領土上講，今天的中國比鴉片戰爭前的清帝國不也還差得遠嗎（僅從外蒙和外興安嶺兩個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們應該明白，現代民族主義的本質本來就是“國民主義（nationalism），而不是“國家主義”（statism）。

　　二是，即便僅就“中國站起來了”而言，它“實現的順序”與“爭取的順序”也有所不同，爭取民族、民生、民權的鬥爭，應該說是同時開展的。中國人爭取民權的歷史，卻並不比為民族、民生的鬥爭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權，爭取“民權”，實現民主共和。雖然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認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驅逐韃虜”、“排滿興漢”的民族性，與後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時期，無論革命派、立憲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對庚子時的“反動排外”記憶猶新，十分反感，因此這時的鬥爭，各方都對列強示好，不能爭取到列強支持，也是希望他們中立，至少並沒有擺出對抗姿態。

　　民國時期的外患主要來自日、俄

　　但民國建立後，中國與列強的國家利益矛盾就凸顯出來。尤其是日本與俄國這兩個近鄰，給中國帶來的“外患”，是晚清以來前所未有的。可以說，民國時期的中國，對於其他列強，只有把清末喪失的權益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進一步喪失的問題。而日俄兩強的胃口，卻比清末時更大，民國政府對日俄的抗爭，是極為艱苦的。

　　而且，這時日俄兩強的侵華，與晚清西方列強的侵華，性質上也有所不同。後者主要是謀取“在華利益”，儘管很多確實是不正義的強權利益，但是他們並不想滅亡中國，把中國變成他們統治的殖民地；他們與中國的戰爭是局部性的，中國戰敗後喪失給他們的主要是藩屬和邊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這類據點，沒有涉及漢族居民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僅清末就通過甲午戰爭割去了台灣（以漢族居民為主的一個省），進入民國後，胃口更加膨脹，先是提出“二十一條”，然後出兵侵占東三省，最後更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其自以為得手時，竟公然叫囂不以民國政府“為談判對手”，擺出一副吞併中國的架勢。“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誠非虛語！

　　俄國方面，雖然在民國時期經歷了由沙俄到蘇俄的變化，但其對華野心完全是一脈相承。

　　晚清時，俄國就是列強中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一個，而且也是首先對大片漢族居住區東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說是其學生。日本侵略東北的兩大先遣力量“滿鐵”和“關東軍”，就是沿襲俄國東清（中東）路和遠東軍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戰爭中失敗，東北就是俄國人的了。

　　進入民國後，日俄兩國在東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國為犧牲。蘇軍1929年借中東路事件大舉入侵東北、攻陷海拉爾等地、重創東北軍的“成功”，不僅為兩年後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奠定了信心，而且連事變的藉口都為日本人所複製：兩年前，蘇聯人出兵，藉口是中國侵犯了他們的鐵路權益；兩年後，日本人製造“柳條湖事件”，也說中國破壞了他們的鐵路。

　　更有甚者，蘇俄在武力挫敗中國收回中東路權益的企圖，嚴厲報復了中國之後，卻把中東路全部賣給了日本，後來更成為軸心國以外承認日本人製造的“滿洲國”的惟一重要國家。

　　更嚴重的是，俄國雖然在入侵東北上輸給了日本，但在中國北方和西北卻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動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復主權後，蘇俄又揮軍入蒙，擊敗中國軍隊，使蒙古“獨立”，並從此駐重兵於蒙古，直到蘇聯解體，使蒙古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並附帶吞併了懸隔於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

　　此後，蘇俄先與日本交互承認滿、蒙“獨立”，實際上是聯手瓜分中國領土，後借日本瀕敗之際，參加對日“最後一戰”，不僅把日本敗後中國收回的東北權益又切去了一塊（中東路、旅順大連等），完全恢復了沙俄在東北的昔日“光榮”，還借中國內戰之機，先後要挾雙方承認蒙古獨立，從而成為列強中惟一成功地把侵華成果永久化的國家。

　　盛世才投靠蘇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絕非不重要的是：蘇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亞於在蒙古的進展。

　　1930年代，蘇俄出兵干預新疆內戰，扶植盛世才成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雖未宣布“獨立”，但完全脫離民國中央政府的控制。蘇聯不但給盛世才大量軍援，還派出蘇軍精銳機械化部隊，常駐新疆不是駐在國境附近，而是駐在新疆面對內地的門戶哈密一帶，明擺着就是防範內地中國軍隊入疆。

　　那時的新疆，拒掛中華民國國旗，而掛盛氏政權的“六星旗”，新疆不理會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發展“蘇新關係”、簽訂各種投靠條約。盛世才本人還秘密加入蘇共，持有1859118號黨證，並立下效忠誓詞。新疆境內的五個蘇聯領事館和大量蘇聯顧問，成為盛氏的“太上皇”，而蘇聯中亞也公然設立了五個不屬於中國外交部的新疆“領事館”。

　　盛氏新疆不僅體制高度“蘇化”，甚至還按蘇聯的步調，在新疆內部搞“肅反”、“鎮壓托派”之類的政治清洗。現在人們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後殺害了毛澤民、陳潭秋等中共烈士，卻很少提到他“革命”時就按共產國際旨意，大搞“紅色恐怖”，自行殺害、捕送蘇聯殺害和配合中國的“斯大林派”，殺害了為數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黃超等著名中國共產黨人和杜重遠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當時民國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曾有名言：“人常雲，不到西北，不知中國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國之危。”蔣介石則將新疆與東北、外蒙一樣視為外國占領區：“新疆已成為東北，當忍之。”（轉引自王建朗：《試論抗戰後期的新疆內向：基於〈蔣介石日記〉的再探討》，《晉陽學刊》2011年第1期）

　　當時人們心目中，新疆與外蒙一樣都是蘇聯控制區，則不言而喻。雖然沒有公開宣布“獨立”，但事實上盛世才確曾建議新疆獨立後加盟蘇聯，只是蘇聯認為時機未到，沒有同意而已。可以說，那時盛世才依附於蘇俄的程度，比偽滿依附於日本、外蒙依附於蘇聯的程度，或許稍遜一點，但是比據稱是“日本走狗”的張作霖、段祺瑞，則高出不知幾個數量級，南京民國政府受英美影響的程度與之相比，簡直不值一提了。

　　從國家主權的角度講，新疆、蒙古與東北，當時無疑都是最能體現中國“到了最危險時候”的典型地區。

　　因此，整個民國時期“中國站起來了”的鬥爭，對象主要就是日俄兩強，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只是次要的問題。這是認識民國時期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一個基本點。

　　國內鬥爭、列強爭奪與國權維護

　　而當時中國國內所處的亂世，對於外爭國權而言，也有兩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中國的“內亂”自然影響對外禦侮的能力。中國參與逐鹿的各派政治勢力，都不同程度地藉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無論打着什麼旗號，也都不是“無私”的，都有“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譚嗣同語）的動機，也都借參與中國內爭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為爭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對“帝國主義”（主要是國內對手所依附的列強）作為“政治正確”，並抨擊對手的對外依附。在沒有真正的多黨憲政的情況下，這種互相抨擊也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多元制約，從而確實也對各方擴大對外依附的可能性構成抑阻，不像大一統時代那樣，無所顧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強“同時宣戰”，忽而又“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同時，各方列強的在華角逐，對他們各自的企圖也是一個多元制約因素。尤其是，為了支持他們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會“歸還”一些已攫取的權益，以增加這些力量在國內鬥爭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戰時期，日本與英法等西方國家都競相放棄租界、治外法權等在華權益，蘇聯在1949年與新中國的談判中承諾減少其在東北的權益，都是這方面的例子。當然，日本人把權益“歸還”給自己的“兒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強與蘇聯的上述行動，顯然是有利於中國的。

　　那時，日、俄兩強在中國擴張勢力，都打着幫助中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旗號。當然，他們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國的依附者對抗對方的擴張。而當時的歐美列強，英美法在華基本上沒有大的矛盾，德國本是野心勃勃的後起列強，從巨野教案、攻占青島、掛帥八國聯軍、滲入膠濟沿線，19-20世紀之交其在華擴張勢頭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終止了這一勢頭。

　　此後，德國雖在歐洲重新崛起，並與英法對立，在中國則由於利益不多，與處於利益守勢狀態的英法也沒什麼衝突，因此除了在二戰中因同盟關係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國的大部分時期，德國也屬於在華“西方”陣營，甚至在早期中日衝突中，從參與李頓調查團到不滿南京大屠殺，德國的態度也與英美相仿。

　　所以，那時列強在中國，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為主）三方角逐。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抗日、俄侵略擴張的鬥爭，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這種同情，雖然也並非“無私”，而且由於美國的孤立主義和英法的守勢，在除抗戰時期以外的多數時段，都顯得軟弱無力（用當時批評者的話講，就是有“綏靖”傾向）。

　　但另一方面，同樣正因為美國的孤立傾向和英法的守勢傾向，英美法借幫助中國抵抗日、俄為名，擴大自身對華侵略的危險，可以說很小，而在關鍵時刻（如華盛頓會議和抗戰時期），他們一旦放棄孤立和守勢，對中國的助力確實很大。

　　相反地，在中國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的正義鬥爭中，日、俄不僅不幫忙，反而構成更大的阻礙（說詳下），而日、俄打着幫助中國反抗“西方”的旗號擴張自己勢力的險惡企圖，則很容易魚目混珠，國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線，就會構成致命大害。

　　蘇俄支持孫中山、盛世才時都打着“反帝”旗號，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長玩這一手，它發動侵華戰爭的理由，居然是要從“白人帝國主義”的控制下，“解放黃種人”，團結“大東亞”各國，來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日軍在攻占西方租界時，曾強迫白人拉黃包車，讓中國人坐着招搖過市，接受歡呼鼓譟，以煽起“大東亞”的“反帝”情緒。

　　偽滿、汪偽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為投靠日本人的藉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為投靠蘇聯的藉口一樣。

　　評價民國時期外交的標準

　　平心而論，當時中國國內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響外沒有受到外部實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識分子為主的中間派，其成員在思想史上可能頗有影響，在當時的政局中卻不成氣候。

　　而成了氣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藉助外援。所以簡單地貼“愛國”“賣國”的標籤，恐怕是不管用的。從有利於“中國站起來了”的角度講，評價它們的標準應該有這麼幾個：

　　

　　

　　參加1945年聯合國國際組織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合影。代表團正式成員10人，團長是行政院代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自左至右，分別是施肇基（高級顧問）、胡 霖、董必武、顧維鈞、宋子文、王寵惠、吳貽芳、李璜、張君勱。魏道明、胡適不在其中。胡適因為不同意蘇聯提議的常任理事國具有一票否決權的主張，未在憲章 上簽字。 （聯合國網站/圖）

　　第一，對外依附的程度，是像偽滿、汪偽那樣完全是“兒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樣基本是外國代理人，還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樣基本上獨立自主，只是在“弱國無外交”的情況下，才有對外妥協之舉？

　　第二，對外依附的代價，尤其是在一些明顯有損於中國、卻有利於自己黨派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問題上，持何種態度？外援並非“無私”，通常都是有“代價”的，而且這個代價不只是“口惠”，必須是“實至”，能夠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相當權力。所以歷史上的專制者都是“愛國”的“國”幾乎就是他家的私產，他豈能不愛？但同時也只有他們最能“賣國”老百姓想賣也賣不了呀。孫中山在密謀革命爭取外援時，曾對日本有很糟糕的許諾，但是當時的孫中山是在野力量，沒有什麼權力，日、俄在華攫取的權益並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當政後真的這樣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寧可自己失敗，也拒絕出賣國家權益的正面典型，則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樹仁。在新疆出現反金政變時，蘇聯曾表示願意出兵為他平定事態，條件當然是金必須像後來的盛世才那樣，聽命於蘇，金的部屬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寧願失敗下野，也拒絕引狼入室，並毅然向部屬發出通電：“我不能圖一時之快，遺萬世之譏。諸君應以地方為重，勿以我為念。”

　　金氏歷史上有功過是非，但此舉確實難能可貴。

　　民國時期其他的一些勢力，就不能像金樹仁那樣決斷，為取得外援，他們願意付“代價”，但也還是有底線。例如，張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願越過底線，最後遭遇皇姑屯之禍。孫中山當年為爭取蘇聯援助，也付出了代價，但他的底線更是明確，從今天披露的檔案看，他與蘇聯的矛盾其實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幾年，他的“聯俄”能否聯得下去確實是個問題，這不僅僅是誰“背叛”與否的問題。君不見就連陳獨秀，這個中國共產黨的創黨總書記，最後都被蘇聯“逼反”了嗎？

　　第三，對外依附的選擇。從理想角度講，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純潔”的外援而振興國家，當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實很難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純潔”的外援，並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處於依附狀態，選擇仍然是重要的。

　　民國時期的一些漢奸，以“曲線救國”來為自己賣身投靠的惡行辯護，當然令人不齒，不過我們也確實看到，中外歷史上的確有很多通過忍辱生存，終於實現國家東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對敵忍辱以求最終滅敵典型的就是我國古代越王勾踐的故事，有的則是通過依附於某個列強，“以夷制夷”戰勝敵人，甚至還有依附外力先擊敗自己的同胞，然後自己強大起來再把當初的“主子”幹掉的。

　　當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帳汗，靠蒙古人撐腰，狐假虎威地統一了羅斯諸國包括擊敗了不肯屈服於蒙古人的羅斯同胞諾夫哥羅德，最終壯大到把金帳汗國也打敗了，莫斯科公國就是靠這種不光彩的辦法，成功“崛起”，變成了沙俄帝國。

　　其實莫斯科大公當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羅斯同胞，確實很像是“漢奸”行為，但是這當然不能給我國的那些漢奸提供解脫理由。

　　關鍵就在於，這種“對外依附的選擇”，又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從功利角度，在國際政治環境中選擇最有利於自己國家權益發展的依附對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經強大了很長時間，長到足以讓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後來蒙古人又“適時”地衰落了，坐大後的莫斯科得以反客為主。否則，蒙古汗要是像汪偽投靠的日本那樣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強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兒皇帝了。

　　二是從價值角度，選擇最有利於本國社會進步的依附對象。

　　莫斯科的故事發生在野蠻的中世紀，那時它所處的交往環境中，並沒有什麼更先進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來是落後的游牧民，但與當時諾曼海盜遺風之下的羅斯諸國相比，並不落後，後來羅斯的賦稅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學的）。

　　如果換到近代，假如某國依附於納粹德國而壯大，而且為虎作倀擊敗了民主國家，即便它像當年的莫斯科那樣成功，這種成功難道不可怕嗎？當年汪偽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這樣的邪惡勢力。像南京大屠殺這樣兇殘的大規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來的。

　　被侵略、被殖民，當然是壞事，但正如反對專制並不排除對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評價一樣，當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並沒有認為只是換了個“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對港英時代的感受，當然不同於韓國人或我國東北人民對日治時代的感受。不要說這是因為英國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國人其實最清楚兩者的區別。

　　當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動，幾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國在華基本沒有租界）進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營救措施就是盡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給中國政府。因為落在“英法帝國主義”手裡，還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國主權”之下，必死無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裡的共產黨人就從來沒有防止引渡之說，也沒有哪個共產黨人認為被日本人抓住，會比被國民黨抓住強。毫無疑問，日本法西斯遠比英法野蠻、殘暴，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麼“黃種反對白種”、“東亞反對西方”的日式“反帝”詭詞所能顛倒的。

　　兩次正確“站隊”的重大意義

　　從以上三個方面看，民國時期代表中國主權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後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國際政治行為是相當成功的。尤其是與既顢頇自大一味虛榮，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諳世情的清朝相比，這個時期中國的外交進步非常明顯。

　　我們只要看一個基本事實：1840年以來的清朝，和平、統一的時段比民國長，1840年時清帝國與列強的實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連串的喪權辱國。而基本處於“亂世”之中、國力相對更為孱弱的民國，在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這兩個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對此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

　　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當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對外依附，他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中國其他政治勢力之間，也為此互相抨擊。但平心而論，這兩個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與國內其他政治勢力相比，還是最小的。

　　這或許不是因為他們更加“愛國”，而是因為他們的談判地位更為有利，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是“兒皇帝”，也都沒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國勢力的附庸。他們的領導人也希望獲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內戰和鎮壓國內反對派，但畢竟這些領導人不需要“國際”的批准與“遠方”的任命。

　　由於實力不強，他們在盟國中也受過氣，但就說蔣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為吧，他在抗戰最危急的關頭，對幾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國人，也還是敢於頂撞的（頂撞的對不對是另一回事），而不會百依百順，更不至於為消除“為首者”的懷疑，就主動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國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現在那個時代國際政治的兩次大變局，即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站隊”。

　　應當說，這並不容易，因為珍珠港事件前，美國長期實行孤立主義，並沒有刻意“拉攏”中國，而英法那時被視為衰落中的列強，對急於“崛起”的中國來講，其榜樣的魅力，遠不如後來居上、成功“趕超”的新興強國德、日當時世界上一些急於翻身的老大帝國，如奧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較親德的。而日本對北京政府、德國對南京政府的影響，也曾經非常大。

　　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關鍵的變局中何以能選擇與英美法而不是與德日結盟（一戰中日本雖屬協約國一方，但中國參戰是支持英法，與日本無關）？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國又是日本的盟國；而列強之中，美國在近代欺負中國最少，並且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中國收回利權運動和抗戰等主要關鍵問題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國。

　　但應當說，辛亥後孫中山以下許多國民黨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國自容閎留美運動和庚款辦學以來）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以及早自晚清徐繼畬、郭嵩燾以來“反法之儒”對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國人搞民主共和，儘管“尚未成功”，中國人也並非不知民主國家對外也會自私，但對民主共和的嚮往，還是明顯影響了中國人在國際政治中的傾向性，甚至激進的中國人對蘇聯的好感，在相當程度上也與此有關（當時很多人都把蘇聯的制度想象為一種最激進的民主）。這些潛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兩次“站隊”，對中國國家權益的增進是非常顯著的。眾所周知，二戰時的“站隊”，使中國成了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當時俗稱“五強”），這是多少比中國發達的國家幾十年夢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體現“中國站起來”的最大標誌性事件（下文還要提到）。

　　而一戰時“站隊”的收穫，今人很少談到。

　　當時中國只是派出了華工，付出遠小於二戰，收穫也無法與二戰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國借宣戰之機，一舉廢除了對德奧兩國的所有舊條約，不僅終止了德國在華擴張的勢頭，也開啟了此後廢約外交的先河。

　　儘管巴黎和會不尊重中國的戰勝國權益，引起了國人的公憤，但正是這公憤，使與民權相關的民族主義（即不同於古代“精忠報國”“夷夏大防”觀念的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出現了第一次高潮。而隨着巴黎和會上被忽視的中國權益在華盛頓會議上得到重視，中國不僅確實收回了德國遺下的侵華權益，並且順勢開啟了持續的普遍“廢約”“改約”談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時，中國雖然拒簽和約，但仍以戰勝國身份，以參加“一戰”和巴黎和會為契機，開始介入國際事務，參與多邊政治遊戲，並在國際聯盟中積極活動，與清末中國的國際孤立（庚子時甚至是國際厭棄）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兩次大戰間，雖然中國因為實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負，但國際上普遍同情中國。日、俄對滿、蒙的侵占，長期不被國際社會承認，這在當時崇尚實力政治、習慣接受既成事實的國際上，是很罕見的。

　　儘管在二戰前，這種同情顯得軟弱，但日本為此退出國聯，蘇俄對國聯也素有惡評（我們以前也跟着罵國聯，現在看來是不對的），反過來恰恰證明了，這種同情並非可有可無。經過國人在抗戰中的壯烈表現，戰前國聯的同情，演進為戰後“聯合國家”的尊敬，這是中國成為“五強”的基礎。

　　民國時期中國軍隊對外國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慘烈，但由於國力與體制的問題，戰果常難如人意。於是，正確的“站隊”，就顯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個標準來講，就是在儘可能地保持獨立自主的情況下，付出最少的國家權益損失代價，選擇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贏家、價值上最文明進步的陣營一邊，使陣營的勝利成為中國的勝利。正是這樣的選擇，使中國在民國時期兩次成為戰勝國之一，這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

　　反法西斯性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參加的一方，既是勝利者，也是正義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正義性雖不及二戰，但從國際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國如果選擇不參戰或參加另一方，結果都會非常糟糕：如果不參戰，就不可能藉機對德奧廢約，也很難啟動由此發端的普遍改約。而如果參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為“老大帝國”的奧斯曼土耳其由於在這次大戰中“站錯了隊”落得什麼下場，就很清楚了。顯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如果被汪精衛等親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說當什麼“兒皇帝”，即便是作為自主的盟國，與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後果也不堪設想：如果日本獲勝，那麼中國也不過與日治下的韓國相當，戰敗了，中國的下場會比奧斯曼帝國還慘！至於什麼聯合國“五強”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別想了。

　　當然，由於實力弱，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權益，無論是在一戰後的凡爾賽體系，還是在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中，都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爾賽體系的巴黎和會，被中國人視為國恥，還引發了“五四”抗議；但是也應該看到，凡爾賽體系對中國的不公，後來在華盛頓會議時得到了相當的彌補，正如雅爾塔體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後也得到了相當的彌補一樣。

　　總的來講，中國在這兩次（尤其是後一次）正確“站隊”中的獲益，對“中國站起來了”是非常關鍵的。當今國際上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德國與日本、人口比蘇、美眾多而發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樣從老大帝國的衰落中通過變革脫胎換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與聯合國“五強”無緣，而中國早在1945年就有了這樣的地位，這兩次正確選擇無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今天應當說，抗戰初期，中共武裝在正面戰場上還是頗有作為的。而另一方面，國民黨軍隊在敵後地區的活動也不能忽視

　　秦暉 清華大學教授

　　【民國歷史的不同面相之四】——民族主義實踐

　　共赴國難：抗日戰爭中的“正面”與“敵後”

　　承認民國政府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站對隊”的重要性，當然不是輕視國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戰爭來說吧，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就是“站隊”能起作用的前提。儘管中國軍隊的戰績並不理想，這場戰爭也不是僅靠我們自己打贏的，但正是由於國人的屢敗屢戰，堅持到底，絕不投降，才贏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陣營的勝利成為中國的勝利，得到了“站隊”的果實。如果中國政府像汪偽鼓吹的那樣投靠了日本，站錯了隊，也就談不上什麼果實了。

　　說起來，抗日戰爭和辛亥革命，這兩件大事，20世紀的中國人都引以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釋也有很大衝突。



　　1921-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終於埋葬了“二十一條”，迫使日本交還青島和膠濟路權益，實際上完成了糾正巴黎和會錯誤、消除德國侵華“遺產”（制止日本繼承這一“遺產”）的任務。圖為華盛頓會議中國全權代表顧維鈞（駐英公使，左一）、施肇基（駐美公使，左二）、王寵惠（大理院長）。

　　抗日與摩擦：關於“積極”與“消極”的討論

　　這裡應該指出：游擊戰作為對抗入侵強者的作戰方式，弱者別無選擇，是無可非議的。

　　當時國共兩黨都是從全球角度考慮戰局的。第一，雙方都是堅決抗日，決不屈服；第二，雙方實際上都把勝利前景寄託於反法西斯陣營的全球勝利；第三，雙方都有保存實力以待時變、再行逐鹿問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戰前途取決於反法西斯陣營的全球勝利，那麼中國戰場的地位，就取決於重慶政府的堅持到底。

　　因此這裡的關鍵，還不在於“正面戰場”、“敵後戰場”戰果的孰大孰小，而在於國家主權體現者的態度。從國際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國屬於哪個陣營，是由該國主權體現者的態度決定的，而不是由反對派和在野黨決定的。

　　當時，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主權的是重慶政府，如果它像汪偽那樣投靠了日本，中國這個參戰國就屬於軸心國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國一方了。

　　國內存在着反對派的抵抗運動，並不能改變這一點，這正如保加利亞、意大利這類國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這些力量也被視為英雄，但這並不能改變該國屬於軸心國、也就是二戰的戰敗國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慶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國也難逃“日本勝則為其奴僕，日本敗則為其殉葬”的悲劇命運。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後來即便推翻了重慶的附敵政府，都未必能改變這一點。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國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國一邊，但戰後它還是要作為戰敗國，接受割地賠款。然而如果反過來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慶堅持抵抗，中國就仍然屬於盟國陣營，戰後仍會是“五強”之一。

　　也許讀者會說，法國維希政府投降德國後，盟國陣營不是承認了戴高樂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國”為法國主權代表，法國在二戰後不是也成為戰勝國了嗎？這裡我要說，當初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爭議的，而且維希政府雖然屈服於德國，卻沒有加入軸心國，而是聲稱中立，戴高樂也是前法國政府要員，不是反對派。如果不是戴高樂，而是由法共作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國後來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樣了。

　　當然，事實上重慶與延安都堅持抗日直到勝利，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中國軍民，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相對而言，國民黨軍隊的實力強，對日作戰規模大，殲敵多，犧牲的官兵包括高級將領也多得驚人，但是另一方面，“國軍”戰敗降敵成為偽軍的，也不少。

　　而共產黨武裝實力弱，對日作戰規模小，殲敵少，犧牲官兵較少，尤其是將領極少犧牲。但中共武裝從無成建制降敵成為偽軍之例。相對其實力而言，或相對其損失而言，其作戰效率應當說是超過國民黨的。

　　總之，兩黨在抗戰中各有長短。計較兩黨中誰的貢獻更大，遠不如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更重要。

　　國民黨將領在抗戰中犧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為偽軍的也不少。後者當然是國民黨方面的一大恥辱，不過這就能說明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嗎？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後來內戰中國民黨將領投降共產黨的不是更多嗎？這能否說明國民黨只是“消極反共”呢？

　　當然不能。

　　因為這些將領之投降，並非國民黨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國民黨降將多，說明這個長期執政的獨裁黨許多成員暮氣深重，鬥志遠不如當時作為新銳革命力量的共產黨。而這個鬥志差是對所有敵人，並非僅對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過去我們的解釋卻採取“雙重標準”：

　　國民黨在內戰中降將多，證明他們不正義，所以眾叛親離。

　　——他們在抗戰中降將也很多，難道證明抗日不“正義”？

　　國民黨在抗戰中降將多，證明他們不抗日。

　　——他們在內戰中降將更多，難道證明他們不反共？

　　事實上，國民黨在抗戰中表現的鬥志還是遠遠超過其在內戰中的表現的。其主流派（即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重慶政府）尤其如此。

　　與組織高度一元化的共產黨不同，所謂“國民黨”，當時是個多派系的龐雜複合體，在重慶眼裡，其某些派系之異己，比共產黨好不到哪裡。

　　從資料中不難發現，投降日本人的“國民黨將領”，基本上都是敵後的雜牌軍、故主失敗後無所依歸的東北軍、西北軍舊部、地方軍閥與豪強，有的是否國民黨員，尚未可知，稱為國民黨將領，實不如叫非共產黨將領更確切。

　　而重慶政府直接指揮的嫡系（即所謂中央軍），乃至大的國民黨派系如桂系、閻系等，都極少有將領降日的現象。即便像衡陽守將方先覺那樣力戰至絕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戰俘，並未當“偽軍”。

　　抗戰中的雜牌軍、地頭蛇們，當然也有好樣的，但很多人的確是見風使舵，有奶便是娘，為國抗日固然消極，為蔣反共也不熱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楊、李長江），國共摩擦時親共中立而拒絕受命於蔣，鬼子來了又降敵附逆而為虎作倀。他們可以說是“消極抗日、也消極反共”的。

　　而蔣、桂、閻等國民黨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們積極，抗日更比他們堅決。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國民黨都很積極一樣。

　　所以，那種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說法，和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民國”的說法一樣，都是偏頗之論。

　　把“抗日”與“摩擦”對立起來是一種理想化的價值判斷。但令人遺憾的是，史實並非如此：

　　那時的中國，總的來講，國（國民黨主流派）共雙方抗日、摩擦都比較積極。高概率的降敵現象，則出現在那些為自利自保而擁兵，對抗日與反共都消極的地頭蛇中。

　　或者說，越是對重慶或對延安忠誠的勢力，在抗日與摩擦中就越堅決、越不妥協。而那些無原則無立場的軍頭，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吳化文、劉子仁、邢仁甫、郝鵬舉等都曾投國、投共又投日。把他們的行為記在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的賬上，都是不合適的。

　　從五四抗爭到華盛頓會議：不同往昔的“紅白臉”互動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是民國時期“中國站起來了”的兩個主要方向。前者要靠軍事手段，而後者則主要是外交談判。

　　如前文所述，中國靠正確站隊，在一戰中首先廢除了與德國和奧匈的不平等條約。但是日本人搶占了青島等德國侵華“遺產”，巴黎和會未能主持公道，這激起了中國1919年的“五四”愛國民眾抗議浪潮。

　　根據現今的研究，我們知道，這場抗議其實得到了當時許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許乃至支持，否則不可能有那麼大聲勢。實際上，可以說是政府與民間，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向列強施壓。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爺與“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對列強唱過這麼一出。但結果形成鮮明對比：

　　19年前那場紅白臉的鬧劇，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爺先殺了幾萬教民，後殺了幾萬拳民，使中國人流血成河之外，對外只招來了空前絕後的奇恥大辱、聞所未聞的巨額賠款，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嘲罵。

　　而19年後，第二場紅白臉抗議，卻成了典型的正劇。

　　中國人沒有流血，外國人嘆為觀止，抗議的聲音引起廣泛的國際同情，列強也不得不正視。在兩年後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終於埋葬了“二十一條”，迫使日本交還青島和膠濟路權益，實際上完成了糾正巴黎和會錯誤、消除德國侵華“遺產”（制止日本繼承這一“遺產”）的任務。

　　在這次會議上, 中國還對所有列強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其中包括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撤退駐華軍警、退還租借地等。

　　列強表示同情中國的自主願望, 同意就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等問題與中國談判以求逐步解決。此外，在日本同意交還青島的同時，英國允諾交還威海衛, 法國允諾交還廣州灣。

　　這些成果都極大地鼓舞了國人。

　　顯然，1900年與1919年，同樣是針對涉外問題的官民互動，過去的教科書把兩者都定位為“愛國運動”，但兩者結果卻完全相反。

　　這當然不是由於中外實力的對比有多大的變化，因為1919年中國國內的分裂與對外的相對弱勢，不亞於1900年。

　　之所以能有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五四的“民國”不同於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產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於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幾乎都有譴責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論。

　　五四的背景，是一場“啟蒙運動”（它的局限性我們以後會談到），但庚子的背景，卻是一場皇權瘋狂和“怪力亂神”風潮。

　　五四與庚子的對比，體現了民國以來中國的進步，儘管那時無論“民國”，還是“公民”，都還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華盛頓會議對中國有利的安排，是國人五四愛國浪潮的果實（當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對日矛盾），在“中國站起來了”的過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環。

　　然而，由於華盛頓會議國內受到廣州革命政府的抵制（會議邀請了廣州方面，但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拒絕合組代表團），國際上也沒有蘇俄參與，它長期以來便得不到應有的評價。

　　一些學者甚至指責這次會議“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會議一般性表態多，具體成果則大都還要到會後討價還價，中國收回青島和膠濟路時，也答應了一些條件，如青島要開放為通商口岸等等。

　　當然，華盛頓會議只是中國收回權益歷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會議就能解決所有不平等問題，無疑不現實。但是中國在這次會議上至少沒有損失權益。

　　有人把中國收回青島時答應開放為商埠也看成損失，其實對外開放符合中國利益今天已是常識，今天我們的開放口岸也比當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動開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於“被動”，而不在於“開放”。我們譴責用炮艦轟開我國國門的侵略者，卻不必欣賞清朝的閉關鎖國。

　　民國時期，開放已是國人所需，中國本來也不打算收回青島後，把它封閉起來變成死港，收回青島的協議，更不是在炮口下簽訂的，怎麼能說中國沒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學者還把華盛頓會議“在修約問題上不情願地邁出微小的一步”和蘇俄宣布“廢棄一切在華特權”作對比，稱讚蘇俄如何善待中國。這真是太離譜了。

　　我們知道，蘇俄當時不僅發表了動聽的《卡拉漢對華宣言》，甚至還允許俄遠東“分離”，成立“遠東共和國”，但這與列寧的第一個外交傑作《布列斯特和約》一樣，只是基於臨時需要的姿態。蘇俄本來就沒有想讓遠東“獨立”，也並沒有真想歸還中國什麼權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實際上是民國時期不僅沒有收縮、而且還力圖擴大其在華權益的僅有兩個列強，在蒙古、新疆和唐努烏梁海，蘇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沒能做的事。

　　至於說到不平等條約，可以說，中國擺脫的最後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1945年雅爾塔體系中的那個中蘇條約。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經永久化的侵華成果外，俄國從中國攫取的東西後來確實放棄了一些，為此我們應該感謝的，與其說是列寧，還不如說是赫魯曉夫和葉利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