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有些事情其實就是一個常識問題。對常識性的問題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過去真話講得不多不全，導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沒有基於常情、常理來做判斷。


　　楊奎松像：李媛繪

　　在我們的傳統印象中，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勝利似乎沒起過太多好作用，多與那幾個瞎指揮的領導人聯繫在一起。在北京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 奎松近期出版的《讀史求實》一書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很多關於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進行實質性援助的史料解讀。
　　楊奎松教授告訴我們，在援助中國革命這個問題上，蘇聯經常陷入國際主義和國家利益這兩者的相互糾葛，而這種糾葛在歷史上也造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謎團。

　　有關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談得並不多。在我們的印象中，莫斯科似乎總是在扶植那些後來被證明犯了路線錯誤的領導人瞎指揮，對中國革命造成了相當大的危害。

　　楊 奎松：具體應該如何看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共革命的關係問題，我還是主張先要擺正心態。所謂擺正心態，就是要能夠從常情、常理、常識的角度，置於當時的歷史 條件下來分析兩者間的關係。兩者關係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基礎是，中共是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影響、幫助和支持下建立、發展起來的。不要說馬克思主義是俄國人 送來的，中國革命的方式方法是俄國人送來的，就連共產黨這種組織形態也是俄國人送來的。毛澤東在中共革命成功之際，即1949年6月30日寫過一篇很長的 文 章，叫《論人民民主專政》，專門做過一個歷史性的總結，裡面對兩者關係的關鍵之點講得清清楚楚，絲毫沒有避諱和否認。
　　有 些事情其實就是一個常識問題。對常識性的問題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過去真話講得不多不全，導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沒有基於常情、常理來做判斷。比如，我 1991年發表過一篇文章，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篇第一句話講：“作為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塊民族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的過程，必 然的只能是一種不斷中國化的過程。”文章發表後，馬上有人寫文章批評我的這一提法，說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看成“外來的”。這真有點讓人啼笑皆非。馬克思主義 不是外來的，難道是中國土產的？但就是有不少人因為長期聽到的全部都是艱苦奮鬥獨立自主，內心裡就認為所有的東西都應該是這樣。在他們的眼睛裡，一切最核 心的價值只能是中國的。你把馬克思主義講成外來的，豈不等於說共產黨是 “西化”的組織嗎？
　　過 去有些歷史不研究，或者不去講，情有可原。查一下過去的黨史著作就知道，延安整風以前，雖然對外不同時候可能會有些避諱，黨內講自己與共產國際、與蘇聯的 關係從來都是直截了當的。因為那個時候中共還是共產國際下級支部，自誕生以來就直接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幫助。不大講這方面的情況，甚至在黨史上也不大提 這層關係和這段歷史，是在延安整風之後。一方面共產國際在1943年解散了，不存在了，一方面當時中共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變得比較微妙，中共完全獨立自主 了。故毛澤東也專門講過，說中共歷史上犯過很多錯誤，不要老扯上共產國際，說到底還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因此1945年中共中央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里 面就只在兩處簡單地提了一下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作用，無論成功、失敗，就都着重講自身的問題了。後來抗戰結束，和國民黨打起來了，政治上要把“美蔣關係”樹 為靶子；再後來建國了，要樹立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合法性，這方面的歷史也不宜多講。但1950年代初，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中蘇關係又好得不得了，因此 我們看1951年毛澤東審定、胡喬木主撰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一文，還是會發現，裡面明白肯定共產國際幫助、指導的表述與說明很多。只是，幾年後，中蘇 關係出了問題，以後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不論好的、壞 的，就幾乎都不講了。
　　這 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那個時候不能不講了。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不久蘇聯就陸續披露，接着又公布了一批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檔案，和我們長期以來這方面 情況的講法有了很大出入，不研究不行了。這以後一段時間裡，研究的人相對就多了起來。但當時中蘇關係並不好， 何況感情壞了，老說法已經講了二十多年了，突然要講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作用，也很少有人能夠講得出口。因此，黨史學界這時的研究也主要是解釋性的，研究者大 都想要為中國革命勝利的傳統觀點來正名，這一研究在具體還原歷史的功用上作用並不是很明顯。也正是因為這種情況，才會造成公開了那麼多檔案資料，今天卻還 會有許多人相信蘇聯、共產國際當年對中共及革命沒有起過多少好作用。
　　為 什麼說那種斷言蘇聯、共產國際當年對中共沒有起過多少好作用的說法是違背常識的？這裡只講中共建黨背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作用問題，至少，第一，親歷者如毛 澤東就不是這樣講的。第二，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 “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才懂得要“走俄國人的路”，才知道要成立共產黨，“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 的時期”。你要承認毛澤東的這些歷史總結，就不難看出蘇聯和共產國際到底有多重要了。第三，現在很容易看到的中共中央一大、二大、三大文件里，都清楚地記 述了中共從醞釀之日起，就開始接受俄國黨和共產國際的財政援助，黨的幾乎一切活動，包括主要成員的生活開支，都要靠共產國際的經費。
　　今 天，不少人也看到共產國際財政援助的相關檔案，不能否認這一事實，然而他們心裡並不舒服，因此硬是根據極個別人的並不可靠的回憶，說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 就不想要蘇聯人的錢，不想要別人干預自己的事情。殊不知，這都是今人拿自己今天的觀念來猜度當時的共產黨人。他們完全不了解，當時的中共參加者之所以會組 織、加入共產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自認為是“國際主義者”。毛澤東1920年底剛轉向共產黨時就講得很清楚：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凡社會主 義 都是國際的”。因此，我們傾向於世界主義， “鄙棄謀一部分一國家的私利”，都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員，而“不願意隸屬於無意義之某一國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為其奴隸”。中共一大、二大的文件 中也寫得很明白：“無產階級是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世界的”，蘇聯和共產國際才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本營。試想在“工人無祖國”這樣的思想影響下， 他們當年會抱着警惕、防備、排斥的心理來看待莫斯科的幫助嗎？

　　這就引申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蘇聯為什麼要援助中國共產黨？今天批評最多的一種聲音，就是認為蘇聯（包括共產國際）更多其實不是出於無私的國際主義的立場來援助中共，而是出於其自身的國家利益的考量。甚至會認為，蘇聯當年就是基於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來插手中國的事情的。

　　楊奎松：記得在十幾年前我在東北參加過一次有關張學良問題的研討會，有一位軍事院校的副教授的文章就讓我在這方面很開了一次眼界。他的文章研究的是1929 年中東路事件，基本觀點就是批判蘇聯當年的民族沙文主義政策，甚至稱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反過來，文章自然對張學良當年的做法充分肯定，認為張查抄蘇 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理由充分，藉機武力收回中東路權，更是捍衛中國主權的正義之舉。如果文章的作者是比較傳統的有國民黨背景的學者，我也能理解，不會覺得奇怪。問題是作者是大陸軍事院校的資深教員，而且肯定是共產黨員。這就奇怪了。
　　凡 是多少熟悉這段歷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這一事件發生在國共兩黨正在你死我活的內戰初期。共產黨本來就是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之一，大家無不把蘇聯視為世界無產 階級、也就是共產黨人的祖國。因此，當張學良以“非法進行共產黨秘密活動”的名義查抄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然後又下令驅逐中東鐵路蘇方管理人員時，中共中 央當即公開發表聲明，站在支持蘇聯的立場上加以譴責。它根據共產國際“擁護蘇聯”的政策要求，號召全黨及工農群眾共同起來，“武裝保衛蘇聯”。在蘇聯學習 軍事的大批中共幹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趕往蘇聯遠東，準備隨同蘇軍組織對東北軍的武裝鬥爭。僅僅因為時過境遷，中蘇關係後來出了問題，再來敘述這段歷史，就 反過來全面肯定張學良，斥責蘇聯帝國主義，那麼，作者是否也要跟着當時的國民黨來斥責當年的中共中央呢？
　　很 顯然，這是今天讀者也好，研究者也好，都很容易發生困惑，甚至讓自己掉進陷阱的一個地方。這裡面的原因很明顯，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語境，連同思維方式全 都變了。如果我們不能讓自己回到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歷史語境的背景中去，就無法合理看待和理解我們所要研究的歷史現象。我們需要了解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是， 當年的共產黨是公開地作為共產國際，又叫第三國際的支部在中國活動的。中共代表李大釗1924年在國民黨一大上面對國民黨代表的質詢，就代表中共直截了當 地告訴國民黨代表說：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設在中國的支部，因此我們可以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來工作，但不可以解散中國共產黨。因此，一直到1930年 代中期以前，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是公開的，中共在各種場合中維護蘇聯的利益，或基於國際主義的原則思考問題、制定政策，也是堅定不移的。以至於，到 1936年中共中央公開改變策略，主張把中國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 策，國民黨，包括許多中間派的知識分子，還會公開發表文章對中共的轉變表示歡迎。
　　這 種尷尬複雜的情況，很大程度上其實也是蘇聯自身的問題。蘇聯既是一個民族國家，又是一個階級國家的兩重性，決定了它的利益需求及其思考也具有明顯的兩重 性。我們如果簡單地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只是從今天流行的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出發，一切都只從它民族國家的一面去看問題，認為所有的都是利益博弈，就難免會對 很多事情理解不了，或者乾脆把它妖魔化。
　　共 產黨首先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黨，它的意識形態核心是把人、把世界用階級來分析，屬於無產階級或勞苦大眾的，就是自己人；屬於非無產階級，尤其是屬於剝削階級 的，就是異己力量。但共產黨裡面的人，又是屬於各個民族的，共產黨也都是在不同民族國家的範圍里形成的，它們勢必要基於自身所在的國家民族的角度來思考問 題和解決問題。蘇聯共產黨也是一樣。它首先是把自己看成共產黨，看成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勞苦民眾利益一致的黨，相信蘇聯既是無產階級的祖國，又是與世界 各國地主資產階級反動陣營鬥爭的堡壘和大本營。因而它時時處處都會把資本主義各國當成危險的敵人，不會簡單地憑藉有利或不利的外交原則來行事，會用盡一切 辦法來保護和扶持那些國家內部的共產黨及其革命力量。但是，蘇聯黨的領導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屬於大俄羅斯民族的一分子，在長期執政之後，他們無論從動員民 眾或個人情感的角度，都不能不更多地從蘇聯民族國家利益的立場來考慮問題，因而也不能不潛移默化地受到民族主義傾向的影響。
　　我 們由此不難注意到，蘇聯早期，如列寧時代，國際主義的特色表現得非常鮮明；到了斯大林以後，就常常容易出現民族主義的色彩遮蔽國際主義色彩的情況了。但即 便如此，只要是共產黨，它就絕對不可能完全變成民族主義者。它永遠都會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區別放在第一位，因此它的政策永遠都會有兩面性。以蘇聯二戰 後的政策為例。蘇聯在戰爭期間得到美、英的大力幫助，三國元首事實上統治了世界。如果僅僅着眼於民族國家的利益，斯大林只要保持二戰期間大國政治的外交關 系，戰後蘇聯就能獲得和平的發展條件，並且還能繼續得到美國的各種技術或財力的幫助。但情況恰好相反，戰後雙方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對立和冷戰。原因很簡 單，雙方的意識形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即使在戰時，蘇聯對美、英的戒備也一如既往，戰後就更不用說了。這種矛盾不可調和。

　　您說的這個兩面性對於詮釋中國革命中的很多問題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間和在抗戰期間，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比對共產黨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戰爭初期，一開始蘇聯也還是和國民政府簽訂條約，表態支持國民政府。以後蘇軍占了東北後，一面悄悄允許八路軍進 入東北，一面碰到國民政府外交施壓時又不得不把中共的武裝從城裡往外趕。這些是否能說明您說的兩面性的問題？

　　楊 奎松：沒錯。你講的革命年代裡的這些情況，有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不能忘記，就是蘇聯當時一直是在和一個國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個正常的 國家建有外交關係，不論你喜不喜歡那個中央政府，它到底是這個國家的代表。然而你卻出於意識形態及其階級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個以推翻 那個政府 為目標的革命黨，作為一個國家政府的蘇聯這樣做是可行的嗎？
　　蘇 聯人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很功利地處理國家利益的問題的。列寧時期不用說了，就 是斯大林執政的早期，也照樣犯過至少從蘇聯外交史的角度是盲動主義的錯誤。比如1924-1927年一直承認北京政府，又向反北京政府的廣州國民政府派駐 政治軍事顧問，而且還以駐北京的大使館作為指揮中心，並允許共產黨、國民黨利用來做庇護所。這最終給張作霖政府提供了查抄大使館的藉口，中共重要領導人之 一李大釗等因此被害，大批策劃和組織援助反對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幾 個月後，即1927年12月11日，中共組織反抗南京國民政府的廣州起義。斯大林再度出馬，不僅親自選派軍事人員前去廣州指導暴動，組織巷戰，蘇聯報刊也 公開對中共廣州起義大書特書，宣傳鼓吹，就連蘇聯駐廣州的領事人員也全體出動，直接參與了這次起義。最後的結果給了斯大林同樣沉痛的教訓，五名外交人員被 當場殺害並曝屍廣州街頭，南京國民政府公開宣告與蘇聯斷交，五 年後雙方才得以重新恢復外交關係。
　　顯 然，蘇聯黨和共產國際是在此之後才逐漸改變不顧外交、公開輸出革命的做法的。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這一共和國的幾乎所有醞釀、 組織的過程，都有共產國際參與其間，包括憲法和其他各種法律文件也多是蘇聯專家在莫斯科幫助起草的。 但這一次蘇聯政府就變得圓滑和聰明了，儘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極力想要取得蘇聯的外交承認，蘇聯最終也沒有這樣做。這之後，蘇聯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正 式承認南京政府並確保與它的外交關係不發生嚴重問題的情況下，通過共產國際或其他各種渠道和辦法來幫助中共。這種關係一旦被南京政府發現並可能嚴重影響兩 者關係時，蘇聯方面往往會選擇做出讓步。你提到的1945年戰後蘇聯在中國東北對八路軍態度幾度變化的原因，就在這裡。
　　毛澤東在斯大林去世後曾經抱怨過蘇聯戰後不相信中共有能力打敗國民黨，從當事人的角度感到有些怨氣，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戰後最初的國際形勢及其大國關係的角度，說斯大林應該支持中共打仗，不該幫着美國人要求去重慶談判，組織聯合政府，在當時條件下於情於理恐怕也行不通。
　　舉 一個例子，1954年，打了三年多的朝鮮戰爭停戰不久，援越抗法戰爭也打了三四年了，考慮到不能老這樣打下去，中國的經濟建設也需要和平環境，中共中央調 整政策，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方針。為了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新中國政府採取了和斯大林戰後支持去重慶談判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做法。即在日內 瓦會議上與法國和英國合作，並由周恩來出面，代表中共中央，把越南黨領導人請到廣西柳州，連開幾天會，力勸越南黨停止正在順利發展的大規模武裝鬥爭，與法 國人在十七度線劃界停戰了。像毛澤東晚年抱怨斯大林一樣，越南黨領導人後來對此也極為不滿。
　　不難看出，共產黨當政後，又要國際主義，又不能不講國家利益，都難免會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弄得兩邊不討好，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我有一個疑問，難道全力援助中國革命就不能和蘇聯的國家利益統一起來嗎，比如說中國革命成功了不是最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嗎？蘇聯在援助中國革命的時候，難道沒有想到中共有朝一日可以取代國民黨政權？

　　楊 奎松：當然有。從中國共產黨創建開始蘇聯就有這個考慮。它幫助創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是這樣考慮的。包括大革命時期，它要國共兩黨合作，它的主要援助對象 是國民黨。為什麼主要是援助國民黨？這是因為，第一，國民黨當時也是革命黨，反帝反封建，或者叫打倒列強除軍閥，它的鬥爭目標和中共民主革命的鬥爭目標沒 什麼兩樣，為什麼不援助？第二，國民黨號稱十萬黨員，廣東地區至少就有三萬左右，它還可以在全國公開組織、公開活動，中國共產黨1923年才不過三百多黨 員，而且還只能秘密存在，我蘇聯怎麼大力援助你？把大量的槍炮運給你？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我怎麼給你？
　　今 天很多人老在抱怨，說蘇聯當年不援助中共，把槍炮武器都給了國民黨了。我要說，這首先有個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你是政府時，我可以公開給你；你是反政府的力 量，我怎麼公開給你？當年中共幾百號人，分散在全國各地，蘇聯怎麼給你武器？一旦和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合作了，共產黨就在國民黨內活動，就更難單獨給共產黨 了，給，就得承擔合作關係全面破裂的風險。
　　其 次還有個體積的問題。中國當年援助過至少幾十號各國小黨、小組織，但最後毛澤東很喪氣，說這些黨“都不爭氣”。在毛晚年，除了緬甸等個別有根據地且和中國 靠得很近的共產黨外，基本上都不再給予援助了。原因就是這些組織都太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斯大林在抗戰期間對他派駐中國的軍事總顧問講過一段話，講的也 是類似的意思。他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新生力量，照理中國共產黨人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他們。但是，要是我們給中共這種 援助，第一，這等於是向一個我們與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輸出革命，帝國主義不會容忍，蔣介石也很可能會轉而聯合日本來反對共產黨。第二，中共目前要成為抗 戰的領導力量還顯得太早。中共要壯大起來還需要時間，而我們現在必須集中精力應付德國的希特勒，需要有人幫助我們拖住東面的日本，使它不能從背後進攻我 們。這個短時期內光靠中共還承擔不起來，而蔣介石至少是中央政府，可統帥全國的力量，再加上有英美的援助，有我們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進攻，也能長 期拖住它。
　　從 斯大林的這段話里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點，就是蘇聯人援助力度大小有兩個基本條件，一個 是合法與否，一個是體積大小。而且不是給的援助多，雙方關係就好。骨子裡，凡是共產黨，都是講同一意識形態的，因而也都是出自同一個祖宗，立於同一個階 級，至少兩個共產黨之間，從心理上就像斯大林說的那樣，總比與其他非共產黨人的關係要親近得多。斯大林給蔣介石援助再多，他內心裡想的也是如何能幫助中國 共產黨發展起來。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大革命時期斯大林指導下的蘇聯對國共兩黨的政策。
　　前 面講過，許多人都抱怨蘇聯當年沒有給中共更多的援助，但大家很少看到的是，莫斯科給中共的援助是按中共自身數量的增長和工作範圍的擴大不斷地增加的。像 1921年到1922年十個月，中共只有 五十幾個人，莫斯科只給了一萬五千六百元的黨費。1922年到1923年，中共人數增加了，工作範圍也擴大了，經費的提供也增加了。黨費還是一萬五千元， 但同時還開始另外專門給了工會費、團費。等到1925-1926年以後，中共黨員增加到一萬人以上，黨費大幅增加不說，其他工會費、農運費、團費、反帝 費、濟難費等，給的範圍更大了。共產國際有時還會為一個較大的運動公開在全世界進行募捐。另外像召開一次臨時性的全國會議，發動一個緊急的大規模的罷工等 等，都還有專門的特別費可以申請和撥付。像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許多緊急事件要應對，在在都需要花錢，全都用特別費在支出。像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 州起義，全都是列入中央計劃然後由共產國際專項撥款，才得以組織發動起來的。事後人員被捕，或死了人，安葬及家屬還要用濟難費來進行善後。這些都是實實在 在的幫助。
　　至 於說莫斯科為什麼不乾脆一步到位，從一開始就直接援助中共到底就算了？首先，這完全不現實，而且誰知道當時一個幾十人的小組織能不能成氣候？其次，中共如 果不藉助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秘密狀態下什麼時候能夠發展起來，變成全國性的政黨？莫斯科就算是最赤祼祼的了。它在最初設計國共合作的時候，其實就計劃好了 要藉助國民黨的力量，一步到位奪取政權的。1922年列寧提出這個動議，當年中共二大通過先民主革命，再社會革命的“兩步走”方案後，陳獨秀等人還不清楚 民主革命成功後誰來執政。大家當時都以為既然是加入國民黨，主要由國民黨領導民主革命成功，執政的當然就是國民黨了。但這個看法很快就被共產國際否定了， 共產國際的意思是要“不間斷革命”。即是要求中共做好準備，國民黨革命一成功，馬上就發動社會革命，不能等到國民黨政權鞏固了，然後再來革命。你可以想 見，莫斯科又何嘗不想一步到位？後來兩黨關係發展過程中，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一次一次給予指示，包括到1927年提出把國民黨改造成工農政黨，和中國革命應 一步走到非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之類，都顯示出莫斯科急於求成，想要一步到位的心理。只不過，靠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的辦法來取得政權，最後證明還是太過異 想天開了。

　　您這個說法很有意思，可不可以這麼說，1927年南昌起義之後，中共一開始採取城市武裝暴動起義的方式，希望迅速成功，也是來自於斯大林當時有一個幻想，認為中共可以在短時間內複製蘇聯的革命，然後迅速奪權？

　　楊 奎松：是這樣。俄國十月革命就是這樣發生和成功的。先是有一個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社會革命黨掌了權。幾個月之後，布爾什維克就發動了十月革命，推 翻了社會革命黨主政的臨時政府，取得了政權。因此，斯大林也很想在中國再來一次俄國革命。中共在1927年之所以會接二連三地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原因也 就是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大力援助。

　　為什麼莫斯科的指導總是習慣按照自己的經驗來指導中共，它不知道中國和俄國的國情完全不同嗎？

　　楊 奎松：人的知識總是有局限的。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里指揮中共革命，依靠書本和經驗更是必然的。但問題是，就像毛澤東說的，當時中國的共產黨人對 革命是怎麼回事，怎麼去革命，革命的步驟、方法如何，還都是不明確的時候，只能“走俄國人的路”。俄國人的路，當然也只有由俄國人來指導才是可能的。因 此，對也好，不對也好，總是要聽的。好在俄國人僵化歸僵化，他們的目的還是想要按照理想的程序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因此，中國人在學習，俄國人也在學習。有 人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我說只要把馬克思主義用到中國來，不管是中國人，還是俄國人，都一定要把它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才行得 通。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實早就開始了，而且最初還是由俄國人開始的。比如，我們看中共一大的黨綱，後來再也不提了——沒有用處。為什麼？因為當 時參加制定黨綱的代表們完全沒有經驗，基本上是照搬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綱領，完全沒有顧及中國自身的實際。中共二大就改過來了，提出了“兩步走”的方 針。 這個“兩步走”，以及具體結合中國實際的新的政策決議，就是列寧、共產國際提出和幫助制定的。因此，即使莫斯科是按照自己的經驗來指導，也不見得都是壞 事。
　　如 果我們辯證地看問題，包括今天看起來有些可能屬於僵化教條的做法，也未必對中共就毫無幫助。比如，因為俄國人習慣於一切從本本出 發，一切嚴格按照命令行事，因此從蘇聯開始，不論哪個國家的共產黨都習慣於開會、報告、學習，包括對黨員幹部進行從理論到技術的各種專門培訓。這種訓練方 式，當年對那些完全是從零開始的中共幹部來說，卻有着顯著的成效。中共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馬列主義理論知識多半都是這麼來的。
　　當 年中共各級領導幹部大都經由蘇聯培訓過，光是由蘇聯人花錢接去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這些專門為亞洲，特別是為中國培養學生和培訓幹部的學校里學習培 訓過的中國人，就超過兩三千人。這種學習培訓也不限於政治理論，只要對中共革命有用的各種專業和技術能力也在內。比如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共都 有不少人去 蘇聯學習過軍事，其中一些後來做到高級將領；也有一些專門就是學的現代化裝備的使用與維修，這些幹部在後來的戰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這裡最值得一提的，是 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中共迅速轉入地下，莫斯科幫助中共組織設計各種地下交通線、培訓地下工作技術，包括組織培訓情報工作、電訊工作，以及刺殺爆破等 等，使得從未經歷過白色恐怖的中共組織，在短期內迅速恢復了各地的組織，並連續幾年在城市堅持了下來。
　　當 然，按照蘇聯人的經驗和書本知識辦事，也一樣會犯錯誤。比如1927年國共關係剛剛破裂之際，莫斯科接連發表文章批評說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沒能堅決執行 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導致革命失敗的關鍵。至於陳為什麼會犯如此大的錯誤，則被上綱上線到階級本性的問題上去了。因為共產黨理論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 而陳獨秀等都是知識分子或青年學生，充其量也只屬於小資產階級。

　　由 於莫斯科發出這樣的聲音，中共中央領導人人人都主動檢討自己的出身，都希望能夠找到工人領袖來領導中國黨。結果，一方面中共各級領導人開始自律，明明自己 是知識分子成分，卻把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編到部隊裡去做戰士；另一方面蘇聯黨和共產國際出面幫助中共進行改組，為此從中國各地挑選了一大批工人黨員，並把他 們弄到蘇聯去，參加蘇聯人召集並幫助舉辦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不僅會議的文件幾乎都是蘇聯專家幫助起草的，就連中共中央的構成，從中央委員到總書記，也 基本上都是蘇聯人幫助挑選的。只是，幾年後，這些工人出身的各級領導人，比如像向忠發這樣的，很多都叛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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