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和波尔布特/淳于雁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28日 转载)     月内, 看到悉尼SBS电视台（本地唐人惯称“民族台”）播映有关柬埔寨的文献纪录片：一部是《波尔布特 – 杀戮旷野的后面》（Pol Pot – Behind The Killing Fields），评述波尔布特的成长，领导“赤柬”（亦称“红色高棉”，就是柬埔寨共产党）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解放”金边，实行种族灭绝的方针政策，在全国滥杀数以百万计包括妇女儿童无辜平民的滔天罪行。另一部是《亚洲的王国：柬埔寨》（Asia’s Monarchies: Cambodia），介绍柬埔寨王国的近代史，着重评述西哈努克国王的成长和统治国家经历的兴衰荣辱。在网上，又看了一篇署名上林的《文史参考》资料文章《写实〈杀戮之地〉：“红色高棉”血洗柬埔寨》，详细介绍1984年公映的英国影片The Killing Fields（一译《战火屠城》）的背景，提到柬共成立和波尔布特“发迹”及其一系列暴力罪行的事实。
    
     这些文献纪录片和资料提到的有些情节，是过去未曾听说过的，例如1960年成立的“柬埔寨劳动党”（后来到1966年才改称“柬埔寨共产党”），是由一批50年代曾留学法国归国的左派分子组织的，其中有些留学生还获得西哈努克资助；像杜斯木、乔森潘等。当时在包括波尔布特、英萨利、宋先等党的高层中，杜斯木的声望最高，公举他出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杜斯木甚得西哈努克器重，而且与亲王的一位公主相恋，经常出入王宫。后来杜斯木突然“神秘失踪”，其实就是被波尔布特秘密杀害了，由他接任总书记的领导职务。这个阴谋，后来才由他们内部揭露出来。波尔布特谋杀杜斯木夺取领导权，和毛泽东当初谋杀创立“陕甘宁根据地”的刘志丹，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看了有关的这些影片和资料，对柬埔寨问题了解更多的真相，加深了认识，同时也勾起当年在北京听到的一些“悬疑”的联想。 (博讯 boxun.com)

    
    从现在揭露出的越来越多真相材料可以看到，波尔布特一伙的“赤柬”领导的农民武装攻占首都金边，赶走1970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的朗诺政权以后，以暴力强制手段“清洗”城市“非无产阶级”人口，展开全国性大屠杀运动的彻底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甚得“毛共”的高度评价和全力支持。在多个东南亚的“兄弟党”里，毛泽东最喜欢、最称赞的就是“波尔布特同志”。这是众所周知、家喻户晓，不容争辩的事实。
    
    毛泽东从1965年深谋远虑地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组织、亲自指挥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近因是要铲除“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搞“修正主义”的异己集团，远因则是要在他有生之年亲手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文革”前的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等极“左”方针政策和措施，就是“过渡”的准备。正是在中国的“文革”如火如荼开展的那个年代，波尔布特的“赤柬”应运而生，蓬勃崛起，获得“毛共”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全力支持，发展壮大起来。而波尔布特一伙“柬共”领导人，也深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
    
     有一种分析评论认为，“柬共”在金边和其他城市，把原来的城市人口全部赶出去，迁到边远农村的变相集中营，监督“劳动改造”，受尽凌辱虐待折磨，甚至任意杀戮，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暴戾残酷措施，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从肉体上消灭非无产阶级”的目的，这是受到“毛共”极左思潮的启发，也就是“文革”时得到毛泽东首肯赞扬，说得比较好听的所谓“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文革”期间，被“插队落户”到郊区农村期间，曾听知情的老干部说，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一伙，原来也有逐步“轮换”北京市人口的阴险计划措施，先从彭真、刘仁领导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着手。后来因为高层意见不一致，毛泽东没有坚持，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叛逃”时又摔死了，这个恶毒的阴谋也就胎死腹中、不了了之。这就是为什么别的机关单位的干部到“五七干校”，唯独北京市干部职工“插队落户”的猫儿腻。“毛共”究竟有没有“轮换”城市人口的设想和计划？“柬共”波尔布特一伙的金边大清洗、大屠杀，是不是师法“毛共”而“青出于蓝”？这些“悬疑”尚有待学者专家考证核实。
    
     不过，有些“传闻”倒是可供佐证参考，“柬共”在金边大肆杀戮清洗，华人社区也受到迫害，多个平日和中国驻金边使领馆来往密切的“爱国”华人社团侨领，特地跑去诉苦，要求救援逃离虎口，帮助安排回中国老家；结果被那些平时把他们当作“贵宾”的使领馆官员训斥一通，要他们“跟上柬埔寨革命形势的发展”，“拥护贯彻执行波尔布特同志的号召”云云，结果他们无奈失望回到农村，许多华人遭遇很惨，有些遭到处决，有些被抓进监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少数人冒着生命危险，越境逃进泰国，被联合国的难民营安排移民来欧洲、美加和澳大利亚。他们回忆当年的恐怖情景，至今仍感心有余悸。然而，毛泽东对波尔布特的大清洗举措，甚为欣赏。越南南方“解放”后，1977年11月间，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黎笋访华期间，曾向毛泽东请教对待南越华人的问题，毛某明确回答：“可以按照柬埔寨同志的办法去做。”后来，越南在西贡等地“如法炮制”，迫使大量南越华人“投奔怒海”，“中宣部”发动官方传媒谴责越南“排华”，越方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中方一查“毛黎会谈”纪录，白纸黑字果然如是，弄得中方颇为尴尬。
    
     因此，波尔布特领导“柬共”的“群体灭绝”罪，“毛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算上一笔，加以追究。说起来，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27年里（且不计井冈山、延安各个时期），“毛共”的The Killing Fields，比波尔布特的“柬共”要大得多、多得多，杀戮的总人数不是以百万计，而是以千万计。如果把各个时期、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的骷髅都收集起来，恐怕要把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都装满了。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