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東和波爾布特/淳于雁
(博訊北京時間2012年5月28日 轉載)     月內, 看到悉尼SBS電視台（本地唐人慣稱“民族台”）播映有關柬埔寨的文獻紀錄片：一部是《波爾布特 – 殺戮曠野的後面》（Pol Pot – Behind The Killing Fields），評述波爾布特的成長，領導“赤柬”（亦稱“紅色高棉”，就是柬埔寨共產黨）武裝鬥爭奪取政權，“解放”金邊，實行種族滅絕的方針政策，在全國濫殺數以百萬計包括婦女兒童無辜平民的滔天罪行。另一部是《亞洲的王國：柬埔寨》（Asia’s Monarchies: Cambodia），介紹柬埔寨王國的近代史，着重評述西哈努克國王的成長和統治國家經歷的興衰榮辱。在網上，又看了一篇署名上林的《文史參考》資料文章《寫實〈殺戮之地〉：“紅色高棉”血洗柬埔寨》，詳細介紹1984年公映的英國影片The Killing Fields（一譯《戰火屠城》）的背景，提到柬共成立和波爾布特“發跡”及其一系列暴力罪行的事實。
    
     這些文獻紀錄片和資料提到的有些情節，是過去未曾聽說過的，例如1960年成立的“柬埔寨勞動黨”（後來到1966年才改稱“柬埔寨共產黨”），是由一批50年代曾留學法國歸國的左派分子組織的，其中有些留學生還獲得西哈努克資助；像杜斯木、喬森潘等。當時在包括波爾布特、英薩利、宋先等黨的高層中，杜斯木的聲望最高，公舉他出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杜斯木甚得西哈努克器重，而且與親王的一位公主相戀，經常出入王宮。後來杜斯木突然“神秘失蹤”，其實就是被波爾布特秘密殺害了，由他接任總書記的領導職務。這個陰謀，後來才由他們內部揭露出來。波爾布特謀殺杜斯木奪取領導權，和毛澤東當初謀殺創立“陝甘寧根據地”的劉志丹，真有異曲同工之妙。看了有關的這些影片和資料，對柬埔寨問題了解更多的真相，加深了認識，同時也勾起當年在北京聽到的一些“懸疑”的聯想。 (博訊 boxun.com)

    
    從現在揭露出的越來越多真相材料可以看到，波爾布特一夥的“赤柬”領導的農民武裝攻占首都金邊，趕走1970年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西哈努克政府的朗諾政權以後，以暴力強制手段“清洗”城市“非無產階級”人口，展開全國性大屠殺運動的徹底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甚得“毛共”的高度評價和全力支持。在多個東南亞的“兄弟黨”里，毛澤東最喜歡、最稱讚的就是“波爾布特同志”。這是眾所周知、家喻戶曉，不容爭辯的事實。
    
    毛澤東從1965年深謀遠慮地親自發動、親自領導、親自組織、親自指揮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近因是要剷除“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搞“修正主義”的異己集團，遠因則是要在他有生之年親手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文革”前的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化”等極“左”方針政策和措施，就是“過渡”的準備。正是在中國的“文革”如火如荼開展的那個年代，波爾布特的“赤柬”應運而生，蓬勃崛起，獲得“毛共”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全力支持，發展壯大起來。而波爾布特一夥“柬共”領導人，也深受“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
    
     有一種分析評論認為，“柬共”在金邊和其他城市，把原來的城市人口全部趕出去，遷到邊遠農村的變相集中營，監督“勞動改造”，受盡凌辱虐待折磨，甚至任意殺戮，讓他們“自生自滅”的暴戾殘酷措施，實際上就是要達到“從肉體上消滅非無產階級”的目的，這是受到“毛共”極左思潮的啟發，也就是“文革”時得到毛澤東首肯讚揚，說得比較好聽的所謂“消滅資產階級法權”。
    
     “文革”期間，被“插隊落戶”到郊區農村期間，曾聽知情的老幹部說，毛澤東、林彪、“四人幫”一夥，原來也有逐步“輪換”北京市人口的陰險計劃措施，先從彭真、劉仁領導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着手。後來因為高層意見不一致，毛澤東沒有堅持，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叛逃”時又摔死了，這個惡毒的陰謀也就胎死腹中、不了了之。這就是為什麼別的機關單位的幹部到“五七幹校”，唯獨北京市幹部職工“插隊落戶”的貓兒膩。“毛共”究竟有沒有“輪換”城市人口的設想和計劃？“柬共”波爾布特一夥的金邊大清洗、大屠殺，是不是師法“毛共”而“青出於藍”？這些“懸疑”尚有待學者專家考證核實。
    
     不過，有些“傳聞”倒是可供佐證參考，“柬共”在金邊大肆殺戮清洗，華人社區也受到迫害，多個平日和中國駐金邊使領館來往密切的“愛國”華人社團僑領，特地跑去訴苦，要求救援逃離虎口，幫助安排回中國老家；結果被那些平時把他們當作“貴賓”的使領館官員訓斥一通，要他們“跟上柬埔寨革命形勢的發展”，“擁護貫徹執行波爾布特同志的號召”云云，結果他們無奈失望回到農村，許多華人遭遇很慘，有些遭到處決，有些被抓進監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少數人冒着生命危險，越境逃進泰國，被聯合國的難民營安排移民來歐洲、美加和澳大利亞。他們回憶當年的恐怖情景，至今仍感心有餘悸。然而，毛澤東對波爾布特的大清洗舉措，甚為欣賞。越南南方“解放”後，1977年11月間，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黎筍訪華期間，曾向毛澤東請教對待南越華人的問題，毛某明確回答：“可以按照柬埔寨同志的辦法去做。”後來，越南在西貢等地“如法炮製”，迫使大量南越華人“投奔怒海”，“中宣部”發動官方傳媒譴責越南“排華”，越方說這是“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中方一查“毛黎會談”紀錄，白紙黑字果然如是，弄得中方頗為尷尬。
    
     因此，波爾布特領導“柬共”的“群體滅絕”罪，“毛共”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當算上一筆，加以追究。說起來，在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的27年裡（且不計井岡山、延安各個時期），“毛共”的The Killing Fields，比波爾布特的“柬共”要大得多、多得多，殺戮的總人數不是以百萬計，而是以千萬計。如果把各個時期、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的骷髏都收集起來，恐怕要把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和“人民大會堂”都裝滿了。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