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的變節動因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5月29日15:36:3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我們在叱責龔楚的叛徒歷史時，也應看到變節背後的深層次動因。龔楚不無後怕地回憶了中共肅反濫殺的慘景：“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種種“叛徒現象”或許可以昭示人們：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終能走到哪裡，則要看思想建設 　　老高按：看到我這個標題，肯定不少讀者納悶：龔楚？龔楚是誰？ 　　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龔楚，並不奇怪。我數年前偶然得到一份龔楚的回憶錄時，也懵然不知此人是何方神聖？讀完他的回憶錄，驚心動魄，不能自已。很想寫點文字，卻因此人的經歷實在太複雜了，清理思緒不易，更難以率爾下筆。最近讀到中國大陸《同舟共進》雜誌的一篇關於龔楚的長文，覺得不妨介紹給讀者參考。 　　龔楚的資格甚老，中共三大起義，都有龔楚的影子，紅4軍組成時，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軍委書記陳毅，龔楚擔任紅4軍前委常委。國防大學教授、中央電視台名嘴金一南提到，紅四軍被稱為“朱、毛、龔”，說明他是三駕馬車中排位第三的重要將領；甚至在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患有嚴重的貧血症在汀州醫院療養時，龔楚一度被任命為紅軍代理總參謀長。1935年，他在擔任紅軍中央軍區參謀長時，叛變投敵。因為在當時為數不少的中共叛徒中，他的級別最高，所以得了一個雅號：“紅軍第一叛將”。 　　龔楚後來在蔣介石軍隊中賣力表現了一番，後來去香港，到美國，並拿到了綠卡，晚年在香港出版有《我與紅軍》、《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兩高”宣布：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在建國前的犯罪行為。龔楚得以“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來往”的待遇回到故鄉，最後以高齡壽終正寢。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叛徒（如果叛國，則還可以加上“漢奸”）是最受國人唾棄的。當年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給之安上的最有力、最能讓全國人民服氣、最讓有疑問或者有不同意見者閉嘴的罪名，就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後面兩個，彈性還比較大，而第一個卻是個“硬指標”，安上了，就鐵板釘釘。 　　十年前，讀中國著名作家史鐵生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也是獲得1996年全國最佳長篇小說第一名的《務虛筆記》，給我震動最深的就是他對這種觀念提出了尖銳而深刻的質疑。小說中他塑造了一個“叛徒”——還是一個女叛徒的形象，第一次讓我反思，中國文化傳統中對待叛徒的觀念，究竟是否合理。作者史鐵生以上萬字的篇幅抒寫自己的思考。在他後來的《病隙碎筆：史鐵生人生筆記》中，他也做了延續的思考。不過，因為不像《務虛筆記》中有具體、生動的人物、情節的支撐，可能有些讀者未必瞭然他的議論究竟何所依、何所指。他挑戰中國文化傳統、挑戰民眾價值理念的鋒芒，也相對來說顯得隱晦了。 　　又經過數年，由兩個叛徒——張國燾和龔楚寫序的《龔楚將軍回憶錄》的價值越來越被人們認識。此書關於紅軍和根據地的歷史講述十分翔實，涉及大量當時中共和紅軍領導人，黨史學界公認可以作為紅軍和蘇區歷史的重要參考文獻。其可信度如何呢？正如下面我轉貼的文章中所轉引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楊尚昆曾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一個叫龔楚的，在井岡山時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蘇區時是作戰處長。此人在三年游擊戰爭中被捕叛變，還帶敵人去抓陳毅。後來，龔楚寫了《我與紅軍》一書，在台灣、香港廣為流傳，書中寫了他是怎樣參加紅軍和在紅軍中做了些什麼工作。建國後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他說龔楚的歷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 　　中共黨史中，尤其是對廣大民眾和青少年所編寫的教材中，是決不會提到幾個史實的：第一個，是我曾經引用的楊尚昆所說，共產黨殺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殺的共產黨多；另一個，是共產黨中的變節者比堅貞不屈者多——我此前讀資料時讀到這一論斷時吃驚不小，但這句話的出處我此刻並沒有查到，但下面專貼的文章中就提到：“紅軍中叛變的團級以上軍官至少有四五十人，有的部隊甚至到了主要軍官全部叛變的程度”；此外我還查到歷史學家楊奎松所寫《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此書為“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一書中，提供了幾個源自《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中文圖書供應社，1974年）的數字：從1933年秋至1934年秋，亦即紅軍南方根據地全面失敗的時期。在不過一年時間裡，各地共產黨人被捕者即達4505人，據稱，自首者竟達到4213人！ 　　回到龔楚。讀龔楚回憶錄的時節，我正巧專訪了在美國三一學院當經濟學教授的文貫中，他講述了他的父親、戰犯文強和自己的數十年經歷；同時，我也接觸到關於文強的很多資料。讓我印象頗深的是，文強之所以在擔任中共四川省委軍委書記時，卻激流勇退，回到故鄉湖南（後來是他寫的文章被戴笠發現，才又把他重新拖進了政治風雲），是因為他不時發現自己的地下黨戰友被不明不白地裝進麻袋，拋進了嘉陵江，深感中共政治深不可測，無法適應，惹不起，還躲得起。看來，文強、龔楚，是不是都可以歸為當年被中共對待自己人的血腥舉措嚇退而“告別革命”者？ 叫一聲“革命”太沉重：中共叛徒龔楚其人 散木，《同舟共進》2012年第5期 　　所謂世事無常，白雲蒼狗，活躍於歷史帷幕下的人，往往魚龍蔓延，這就是人們慣常所見的現象——“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有位“紅色元老”的一生，即如此大幅度地沉浮於史冊之中，他就是龔楚。 　　龔楚於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此後在紅軍中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就在紅軍開始長征時，他還是中央軍區的參謀長。然而，龔楚最終離開了艱苦的革命鬥爭環境，變節投敵，成為當年若干叛徒中職位最高者，於是人們送他一個稱號——“紅軍第一叛將”。 　　但凡革命處於低潮時，叛徒就會大量出現。有人曾初步統計：江南三年游擊戰爭，紅軍中叛變的團級以上軍官至少有四五十人，有的部隊甚至到了主要軍官全部叛變的程度，如湘贛軍區獨立第四團的團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全部叛變；湘鄂贛軍區紅十六師的師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後投降。至於這一時期大軍區和軍一級的高級將領，叛變的則是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閩贛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委陳洪時、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曾洪易、閩贛軍區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等。 　　龔楚叛變後，變成了對方的“過河卒子”，在國民黨部隊中混了若干年後，退役成為國民政府廣東省參議員，又於滄桑鼎革之際遁往香港。終於，他等到了大陸的改革開放，等到了歷史塵埃的消退。所謂“往事如煙”，1991年，經“老戰友”鄧小平的批准，他葉落歸根，返回廣東老家定居，不久病逝。   一生“進進出出”，暮年回歸故里   　　龔楚，曾用名龔鶴村，廣東樂昌人。參加紅軍後，因其早年有從軍??歷，成為資歷雄厚的將官。早在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軍政府，龔楚即加入粵軍第2旅，先後擔任班長、旅部副官，後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韶州（今韶關）分校學習。1920年以後，先後任粵軍排長、連長，1923年任國民革命軍攻鄂軍（總司令程潛）少校參謀，參加攻打湖南的作戰，失敗後被派到廣州通訊處工作。 　　龔楚戎馬生涯，其間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了革命。1924年6月，在廣州加入“社青團”，一年後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龔楚參加革命後，又是主要投身農民運動的成員之一。1925年6月，他受中共廣東區委派遣，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身份，到廣東省農民協會的一個辦事處從事農民運動。國共合作後，參與建立國民黨廣東樂昌縣黨部的工作，並被選為縣黨部執委和監察委員。1926年5月，任共青團樂昌特支書記；1927年5月，他率領樂昌農民軍與北江工農軍匯合，組成工農討逆軍，親任總指揮，指揮部隊赴武漢參加討伐蔣介石的軍事活動。（討逆軍到達湖南耒陽時被改編為第13軍補充團，龔楚任團長。） 　　一段光榮閱歷下來，龔楚站到了時代的高台。彼時大革命失敗，中共開始獨立領導武裝鬥爭，此後一氣呵成的三大起義，其間皆有龔楚的影子。先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1927年7月，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宣布分共，龔楚奉命將部隊帶至江西，隨後參加南昌起義，此後，他的補充團被編入賀龍的第20軍3師6團3營，龔楚任營指導員。不久，他又被調赴長沙參與領導秋收起義，但中途遭敵軍襲擊，因失去聯絡，被迫轉赴香港，繼而潛回家鄉。彼時又有犧牲慘重的廣州暴動，龔楚任廣東農軍的北路指揮。三大起義功敗垂成，其殘部又有輝煌的湘南暴動。1927年底，朱德率軍抵達粵北，為軍閥范石生收留，此時中共廣東北江特委派龔楚赴朱德部隊開展工作，並委以團副的名義。1928年1月，朱德、陳毅發動湘南暴動，宣告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師，隨即擊潰前來進剿的國民黨許克祥部，繼而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3師，龔楚任黨代表。接下來，部隊開赴湘贛邊境，遙指井岡山。4月，朱、毛會師，紅軍的第一“山頭”由此形成，龔楚亦有與焉。 　　就在朱、毛會師不久，紅4軍組成，下轄3師8團，首長為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軍委書記陳毅，原來的工農革命軍第3師被改編為紅4軍10師29團，龔楚任黨代表，此外龔楚還擔任了紅4軍前委常委。 　　1929年5月，龔楚被任命為中共廣西前委委員，參加爭取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工作。彼時，龔楚以龔鶴村為化名，在廣西省政府辦公室任機要秘書，策動俞作柏等。是年12月11日，百色起義爆發，紅7軍宣告成立，首長為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小平（即鄧斌）、參謀長龔楚（龔鶴村）、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後部隊進入湘南，遭遇粵軍和湘軍的“圍剿”，龔楚因受傷留在地方療養，而紅7軍則開入江西蘇區，此後龔楚秘密潛入上海療傷，待傷愈後又潛赴香港，再經廣東、福建回到中央蘇區。 　　在蘇區，龔楚見證了蘇區的輝煌與衰落，也暴露了自己的弱點。1931年8月，龔楚傷愈後回到中央蘇區，即被委任為紅12軍34師師長，後接任紅12軍參謀長。其時，正值王明左傾路線開始發飆，就在龔楚到職不及一周，起義首領李明瑞已在“肅反”運動中被殺，龔楚倉促接任紅7軍軍長，隨即率紅7軍參與了擴大中央蘇區的歷次戰役。不料是年底，龔楚也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被撤去軍長一職，改任中革軍委直屬的紅軍模範團團長。不久，模範團改為紅1軍團第3師第7團，龔楚任團長；又不久，被調任獨立第22師師長兼政委，最終，改任粵贛軍區司令員。 　　1933年5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周恩來主持會議，會議期間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決定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並調赴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受訓。當然，歷史往往在弔詭中蹣跚而行，在這裡，真理與謬誤，堅定與動搖，光榮與可恥，明暗只在咫尺間。 　　還在龔楚受訓期間，1934年4月，他在“紅大”的高級研究班結業。因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患有嚴重的貧血症在汀州醫院療養，龔被調至紅軍總司令部任代理總參謀長，此時正是悲壯的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鬥時期。不久，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由龔楚任贛南軍區司令員，後又改任參謀長，負責部署紅軍突圍的準備工作。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龔楚和紅24師71團團長史猶生、政委石衡中率領該團的9個連，轉戰至湘南，以收容在湘江之役失散的紅34師部隊，並在該地發展游擊區。此後，龔楚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率千餘人從江西於都突圍，經歷了多次戰鬥之後，終於抵達湘南。此時，國民黨當局也在“清剿”紅軍和游擊隊的同時，採取了“剿撫兼施”的政策，龔楚原本革命意志就不堅定，又對蘇區革命產生了看法，此後在革命失利時曾多次試圖脫離革命隊伍，潛回家鄉，如今條件成熟，他終於以行動告別革命了。 　　1935年5月2日，龔楚帶着一個連開赴湖南郴縣某地。晚上，他託辭身體不適，晚飯後早早入寢。半夜，龔楚趁警衛人員熟睡之機，逃離隊伍，潛回廣東樂昌。不久，龔楚悍然投靠了國民黨粵軍余漢謀部，此後他先後擔任過國民黨“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等。其中最惡劣的莫過於“北山事件”了。叛變之後，他急於邀功，10月13日帶領粵軍30餘人，化裝成紅軍游擊隊，由廣東仁化到達北山，企圖消滅該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這支“偽紅軍”來後，先與當地土匪武裝（周文山部）亂打了一氣，隨即放出口風，說自己是湘南紅軍的一支，來尋找當地游擊隊，最後竟誘使贛粵邊紅軍游擊隊後方主任何長林也告叛變。此後，龔楚以召集紅軍游擊隊開會為由，將北山游擊隊誘入其設好的埋伏圈，脅迫游擊隊投降。當時這支游擊隊奮起反抗，但除數人衝出包圍之外，其餘30餘人皆壯烈犧牲，這就是“北山事件”。不僅如此，事後，兩個叛徒——龔楚、何長林又帶領粵軍清剿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即當時項英、陳毅等的駐地，途中，偶遇正外出採購糧食和物品的偵察員吳少華等，龔楚假借要尋找項英等匯報工作，要吳帶路，幸好吳識破對方，在到達營地前搶先登山，通知哨兵鳴槍示警。結果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李樂天等聽見槍聲後迅速轉移，才避免了一次危難。這也是紅軍長征後江南遊擊部隊遭遇的一次生死危機。卻說龔楚聽到山上鳴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紅軍，考慮到自己在山下，處於不利地形，乃慌忙奪路而逃。這也是天數，讓他免了又一重罪過。 　　此後的龔楚，也就堂而皇之地開始了國民黨的軍旅生涯。一晃，抗戰爆發，龔任第5戰區孫連仲部上校參謀處長，後歷任第7戰區少校參謀、第4戰區第46軍少將參謀長等。值得一說的是，他在第5戰區時，奉命駐守徐州以西的隴海鐵路，阻止日軍西犯武漢，再後日軍侵入廣東，龔楚曾出任第7戰區第1縱隊抗日游擊司令，與日軍激戰於木殼嶺，殲敵甚多，從而保衛了韶州的安全。抗戰勝利後，龔楚曾任徐州市市長、廣東省參議會議員、廣州行轅高參、廣東仁化縣縣長、廣東省第4區（北??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等。 　　時間又一晃，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打到了廣東北江，此時龔楚帶領一個保安團慌忙逃到了樂昌的瑤山。據說這時的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黃松堅寫信規勸龔楚投誠，龔楚也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遂率部下山，隨後被送到韶關北江軍分區交代問題。是年12月，四野大軍兵臨海南，時海南國民黨守將正是龔楚的同鄉、抗戰時打死鬼子最多的薛岳將軍，為了減少傷亡，時任廣東省省長葉劍英請示軍委意見，決定派龔楚去策反薛岳。當時龔楚滿口答應，隨即潛入香港，按計劃應轉道海南，但龔楚滯留香港不進。原來他考慮到自己的叛徒歷史，恐遭清算，於是在香港“隱”起來了。據說其間他曾應邀赴台謁見蔣介石，蔣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編殘部，組織所謂“反共救國軍”，以配合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伺機反攻大陸。然而此時的龔楚已窺破國民黨的命數，他婉言謝絕了老蔣的委任，回港後索性“立地成佛”，徹底脫離了政治漩渦，而且名字也由“龔楚”改成了“龔松庵”。 　　在香港，“居大不易”，沒有背景的“龔松庵”先是辦實業以維持生計。不久，香港這座“自由港”成了各色人等的天堂，一些“灰色”人物也“大隱”於此，如中共元老張國燾等。為了生計，他們不約而同分別以撰寫回憶錄賺取版稅，想必也有以此“名垂青史”之心。一晃，龔楚在香港有40年矣，據說他曾到過美國，並拿到了綠卡，但由於語言和生活習俗的阻隔，又回到香港。在香港，他以寫作和書畫自娛，出版有《我與紅軍》、《龔楚將軍回憶錄》。 　　晚年的龔楚算是有福之人，能在凋謝之前了卻心願，葉落歸根，並造福鄉梓。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時“兩高”宣布：因時間超期，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在建國前的犯罪行為。此時的龔楚不僅有心，也有了能力。原來他的幾個在香港辦實業的親屬也願意幫他實現宿願，他的侄孫、香港樂昌同鄉會的龔慶韶還願意回鄉投資，並牽線引資等。改革開放之後，地方領導也願意促成好事，所謂“常回家看看”。就這樣，龔楚在家鄉的祖屋得以恢復，還有了新居，也得以“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來往”的待遇回到故鄉。 　　1990年9月13日，龔楚夫婦坐火車抵韶關，樂昌當地政府為之設宴接風。在宴會上，垂垂老矣的龔楚拿出三封書信，那是他早就準備好的致“老戰友”鄧小平、楊尚昆、王震的三封書信，委託當地代為寄發。這些書信，內容是問候之意及請求准許他回鄉長住，此外他還特別向鄧小平發了電報，告知他已返鄉的消息。 　　晚年的龔楚還有一段逸聞。原來人們盛傳龔楚手中有三寶：一是從前蔣介石頒發給他的一件“中將高參”的委任狀，二是唐寅的一幅名畫，三是香港數名書畫家聯袂為他創作的四幅屏風水彩畫。然而他能夠向人展示的，卻只有最後一件。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95歲。 　　叛變之後的龔楚逐漸被人遺忘，特別是到了滄桑鼎革之後，人們更不屑提及此人了。久而久之，許多人也就根本不知道，在紅軍的歷史上還曾有過一位高級將領龔楚。於是，不久前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有一篇文章就特別吸引眼球。他問：你知道紅軍叛將龔楚是如何度過落魄餘生的麼？文章中，金一南提到龔楚曾在歷史上留下的幾個紀錄：   　　一、龔楚曾是我黨著名的農民運動領導者，紅四軍被稱為“朱、毛、龔”，就是說朱德、毛澤東、龔楚。這麼高的地位，最後卻變成了叛徒。 　　二、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後來龔楚向他原來的部下投降，又留下了這樣的故事——向“部下”投降的“首長”。這個曾經的“部下”，抑或所謂“下級的下級的下級”，正是有中共“戰神”之稱的林彪。也正因此，龔楚覺得非常沒有面子，跑到香港不回來了。當然，這種說法只是一種揣測。 　　筆者還在網上看到了黃文治先生的《從〈龔楚將軍回憶錄〉看龔楚何以會變節》一文，他說：“其實，中共黨史上的變節群體最值得研究。”“龔楚變節，無疑有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其對革命喪失信心的因素……在經歷失敗之後的消沉黯淡歲月里，此時的龔楚已難以化解革命失敗主義情緒對自己的銷蝕，最終脫離紅軍變節。這種表面的直接誘因，常被後人詬病。但仔細梳理《龔楚將軍回憶錄》，其間的動因又遠非上文所言的那麼簡單。他在回憶錄里反思其變節的深層次動因乃是其恐懼中國革命過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 　　談到所謂的“深層次動因”，這就要聯繫到黨史上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了。其實，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人們認識的深入，包括反思力度的加大，以及史料的發掘（特別是由於蘇聯解體之後歷史檔案的公開），沈志華、楊奎松、高華、何方等史家的新著也一改人們慣常的史觀和認知，甚至我們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改革的深入，其實是伴隨着歷史研究的深入的。作為歷史反思，歷史上的那些故事所起的作用和意義，正如溫總理在本屆人大會議結束答記者問時所說：“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這個道理全國人民懂得。” 　　至於龔楚其人，我們在鄙薄其叛徒歷史的時候，也應該看到“變節背後的深層次動因”。在龔楚的回憶錄中，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1933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蘇區開展了“消滅地主”的運動，結果，“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楊遇春出身黃埔軍校，也參加過南昌起義，而且是一個很能打仗的將領，就是因為自己的家庭遭到清算，又害怕牽連自己，於是索性投降，甚至不惜加入“軍統”與中共為敵，這也是中國革命歷程中“紅與黑”的故事之一了。以上種種，為龔楚的出走埋下了伏線。 　　不妨對照一本史學新作，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就可以看到當年蘇區的困境：“軍事上受制於敵之外，還有內生瓶頸的制約”。越到後來，中央蘇區人力、物力、經濟、政治資源日益匱乏，中共的生存和作戰資源面臨極大挑戰，而在錯誤路線之下，政策越發激進，肅反運動、查田運動、擴紅運動、濫發公債、強收穀米同時展開，加上國民黨軍的嚴密封鎖，兩年之內便把蘇區弄到資源枯竭、師老兵疲、財盡民困之境。特別是，1930年由贛西南黨組織和紅一方面軍開端的肅反運動，以黨政軍群的精英為殺戮對象，元氣大傷，而其理論依據則是一些黨的高級領導一再公開著文標榜的“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只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論”。在實踐中，更是廢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約，嚴刑逼供，放手殺人，成為後來一系列整人運動的先導，其遺害之大，已為人所共知。那段歷史的教訓，是我們必須記取的。   龔楚回憶錄里的“親歷、親見、親聞”   　　最後，說一說龔楚的回憶錄（即在《我與紅軍》基礎上擴寫的《龔楚將軍回憶錄》）。 　　此書關於紅軍和根據地的歷史，揭載頗詳，涉及的領導人頗多，可作為紅軍和蘇區歷史的重要參考文獻。至於其可信度，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楊尚昆曾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一個叫龔楚的，在井岡山時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蘇區時是作戰處長。此人在三年游擊戰爭中被捕叛變，還帶敵人去抓陳毅。後來，龔楚寫了《我與紅軍》一書，在台灣、香港廣為流傳，書中寫了他是怎樣參加紅軍和在紅軍中做了些什麼工作。建國後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他說龔楚的歷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當然，書中自我辯護的方面，讀者是能自行分析的。 　　這本回憶錄，還有一個“破記錄”的地方——它是由兩個叛徒寫序的：張國燾的序和龔楚的自序。 　　張國燾在序言中稱：包括他和龔楚在內的當年 “參加中共的青年，實質上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於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強之中國。中國一直被專制政權統治着，政治腐敗極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虛的，外侮紛至，國亡無日。民國以後，此種情況，並未改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無論在理論上行動上，已??具有急進的特色，然而孫中山先生窮畢生之力，仍未能撼動專制統治的根本；這就使中國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於是，張國燾感慨道：“我們讀了龔楚先生這本書，就可以了解和同情當時青年這一不平凡的經歷。面對中國半世紀來的這許多演變，也將發生無限的感慨。”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龔楚在自序中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國內戰爭中，我是紅軍中一個流汗流血備嘗艱苦的高級指揮員。我早年參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舊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顯然，這是為他後來的叛變預設理由，即：革命本身發生了逆轉，烏托邦走上了不歸路，革命者又該怎麼辦？真乃：叫一聲“革命”太沉重！ 　　龔楚在回憶錄里談及朱德、陳毅，他說：“那時我們忙得要命，因為軍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陳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幹部又十分缺乏，朱德雖很喜歡接近工農群眾，而且是一個措詞通俗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他每與群眾談話，首先必問人家的家庭狀況，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講共產主義的理論，和一個工人或農民常談一兩個鐘頭而不倦。他身負軍事重任，對於地方群眾工作，確是無暇兼顧。至於陳毅，他是法國留學生，返國後即任江西永豐縣長，缺乏群眾工作經驗，指導群眾工作，僅說些原則性的問題，既不夠深入，也不詳盡。因此，一切群眾運動的計劃和指導，多由我負責……” 　　龔楚在香港寫回憶錄，橫跨了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其間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呈多元。龔楚現身說法，似乎更增添了“過來人”的“三親”（親歷、親見、親聞）分量。彼時，在井岡山會師，龔楚初見毛澤東，“他的誠懇的談吐，親熱的態度，深深地使我感動，因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有長遠的鬥爭歷史，經驗豐富，我很激動地對他說：‘我們今後能夠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來領導，我們的責任就輕了。毛同志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今後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悅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地對我說：‘好的，我們大家努力創造一個新局面！’”而不久之後，龔楚對毛澤東就有了戒心，這似乎也不是他一人之見，因為在此前後當地軍政首領皆有此看法，如“接到陳毅的信，詳述何挺穎告訴他有關毛澤東的近況，並鄭重地說毛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後來“杜修經對我說：紅軍前敵委員會的組織，中央原擬以常務委員會集體領導，不設書記，目的是防止毛澤東操縱，現在又以毛澤東為書記，將來你們須要防止他操縱，否則的話，麻煩又多了”等。 　　龔楚說：“中國紅軍前敵委員會，自五月下旬軍隊分散以後，就沒有開過會，一切決策均由毛澤東以紅四軍黨委會、邊區特委、地方縣黨委書記等聯席會議的名義處理一切問題，實際上他此時已集大權於一身了。遇有軍事問題，他只和朱德、陳毅談談，便由軍部發布命令，他的獨裁作風，從那時起已充分表露出來了。朱德在當時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軍隊轉移，我和他見面，他對我說：毛澤東同志對我們總有點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動時才通知我，使我連研究和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各縣送來的情報都先??過他，真是有點麻煩；本來他個人要獨裁，我沒問題，事情總要有點時間準備才成。” 　　彼時，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已呈緊張態勢，龔楚認為“朱、毛”發生齟齬，原因在於：“（一）毛凡事都自行決定，而且非常固執，處處都想控制朱德為他守住井岡山，使朱德不滿。（二）（朱德）對毛澤東要以井岡山為中心，作波浪式的緩緩向外發展的計劃，不感興趣。（三）毛澤東常反對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不願跟着毛澤東作抗命行為……”但龔楚也認為毛“除了他缺點的一面外，他的聰明才智實非常人可及，是有許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一）他不是軍人，但他提出紅軍作戰時的戰略戰術觀點是正確的；（二）他有組織天才……” 　　由於是“三親”史料，龔楚的上述回憶自然很有分量。毛澤東隨後又與退入蘇區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很深的矛盾，據龔楚回憶，圍繞“長征初期的爭論”，“當時我覺得毛澤東的見解很對，屢欲起而發言，但想到我受過嚴重處分，恢復黨籍不久，也就不願參加這次辯論了”。 　　但龔楚在回憶往事時，因其身份和資歷的特殊，難免自炫，看輕他人。他認為周恩來“以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革命委員會參謀團主席的地位，把持決策，致貽誤戎機”。 　　對於左傾路線和政策的反思，一向被認為是《龔楚將軍回憶錄》的最大看點。龔楚也以此暗示讀者，他之“告別革命”，並非沒有原因。 　　十年內戰之初，龔楚說：“黨中央指示‘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因我自離開廣東後，就沒有與黨的省級黨委聯繫，不知黨的政策轉變（當時黨中央還在執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所以不便強加制止……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何以“難過”和“苦悶”？“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 　　不僅於此，對龔楚來說，似乎更多和更大的“難過”和“苦悶”是來自於“蘇式”的“肅反”。即“自1933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後，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最後又濫殺到了起義首領的身上，赫赫寧都起義（早在1931年底，“剿共”前線的國民黨26路軍經趙博生做工作，董振堂、季振同、黃宗岳等長官率1萬7千餘人之眾、攜兩萬多件武器起義，後編為紅一方面軍第5軍團，後來在這支部隊中，產生了31位人民解放軍的將軍），不料長征初期，起義首領季振同、黃宗岳被“錯殺”，龔楚驚出一身冷汗。他不無後怕地回憶：“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黨內“叛徒現象”給我們什麼昭示   　　龔楚的這本回憶，專門有一章是說蘇區的“政治保衛局”，局長即鄧發。但“政治保衛局”在陝北時已是“社會部”了，主持者為康生。回憶錄中不經意間還提及另外幾個叛徒—— 　　一是孔荷寵。他說：“孔荷寵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在湘東紅十六軍軍長任內，平日好買點肉食，且有時打麻雀牌為戲。中共即認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職調來??西蘇區。”隨後其人因受到處分，“給他的精神打擊極大，嗣後他在紅軍大學結業後，被派到興國縣做群眾工作時，乘機逃出蘇區，向泰和的國民黨軍隊投降。” 　　二是抗戰時“失蹤”了的周昆。周昆也是出身井岡山的元老，曾任紅8軍團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等。龔楚回憶：“‘紅大’校長周昆，過去曾任紅四軍的師長，後升軍長，在第四次反圍剿末期作戰負傷，治癒後調來高級班當學員，被選為校長。”就是這樣一位紅軍的高級將領，在抗戰初期，115師奉命開赴呂梁山建立晉西根據地，參謀長周昆則赴八路軍總部領取軍費（彼時由國民政府提供），豈料周昆遣人帶信（信言“共領取了6萬塊錢，我帶走了3萬塊，另3萬塊交警衛員帶回，望查收”）之後，就潛逃回湖南老家去了。 　　由周昆，又讓人不免想到抗戰初期八路軍第115師的張紹東（團長，1930年參加紅軍），被敗類蘭國清（一個吃喝嫖賭五毒俱全的人，曾任紅3軍團11團參謀長）拉下水，兩人攜不明實情的官兵攜械出走，至半路兩人叛逃，徐海東聞之頓時大口鮮血噴出。此外，還有新四軍成立之初的“楊、曹叛逃事件”（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乘打“土圍子”之機，侵吞金銀財物，叛逃到桂系軍隊之中），也是同類舊案。 　　凡此種種“叛徒現象”，大概可以昭示人們：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終能走到哪裡，則要看思想建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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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楚脫離紅軍是正常的。否則90%早死了。　　/無內容 - yuan2 06/04/12 (195) 　　比龔楚早一點出走的紅軍重要將領 - 小百臉 05/29/12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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