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輔先生長我十二歲，我認識他將近四十年了。１９７２年，我從一個插隊知青被抽到山西省委政策調查研究室當幹部，當時２１歲。那年李輔３３歲，已經 是調研室副主任，副廳級幹部，是我的單位領導。當時知道他在文革初期是省直機關群眾組織七一公社的負責人，由此而當選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委員，中共山西省委 候補委員。我在他領導下工作約一年時間，後下鄉掛職鍛煉。一年後李輔出任襄汾縣委書記，我也轉到襄汾工作隊，兩個月後我得了肝炎，回家養病，從此和李輔再 無工作上的聯繫。但和他一直保持交往，成為朋友。他一生三起四落，我目睹了其中的兩起三落，感到他一生很不平凡，所以一直建議他撰寫回憶錄。

之所以認為李輔的經歷不平凡，因為他兼有造反派和清官兩重身份。文革中因造反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不算太少，但有機會出任一方首長，並在任上有出色政 績的並不多。文革中的幹部政策雖然是老中青、軍干群三結合，但青年幹部和群眾組織代表多任副職，難有大的作為。而李輔卻兩度擔任縣級領導班子的第一把手， 在七十年代中期擔任襄份縣委書記近四年，在八十年代初期擔任平遙縣委書記近三年。這六年左右的時間，給他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負和才能的機會。他一方面努力貫 徹彼時黨的路線和政策，同時內心一直懷着廉潔公正、造福百姓的社會理想，加上他出眾的行政才能，所以很快打開局面，成為深受當地群眾擁戴的清官。二三十年 過去了，他的故事至今在當地口口相傳。尤其二十年來吏治腐敗日甚一日，就更被當地群眾所懷念。

李輔為什麼能夠成為一方清官？又為什麼被強行趕下政治舞台？這既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學問題，又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政治學問題。

從主觀方面看，李輔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毛澤東關於幹部不能脫離群眾，要為人民謀利益，要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等號召，他是真誠信奉，身體力行的；對大寨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他也是真心佩服的。但他又不是一個愚忠型的幹部，他同情百姓疾苦，力求從實際出發變通政策，施政用人，所以，他一旦獲得到主政一方的機會，很快就能改善當地政情，讓百姓受益。平民百姓通過前後左右對比，自然對他表示由衷地擁戴。

從客觀方面看，李輔兩任擔任縣委書記，也是特殊年代和山西特殊政治環境造成的。中共１９４９年建政以後，一直實行以黨治國、黨管幹部的體制。雖然黨 的層面有黨代會，國家層面有人代會，但由誰出任哪一級領導幹部，實際上都是黨的領導人內部安排的結果。講究資歷，論資排輩，逐漸成為安排幹部的基本秩序。 如果說，在建政之初，參加武裝奪取政權的一代人還比較年輕，那麼到了六十年代，他們就不算年輕了。但是，文革改變了這種秩序。毛澤東決心以大規模群眾運動 的方式，重洗牌局。在一個公民多年不能實踐結社自由的國度里，結社自由的大門猛然敞開，一些思想敏銳，政治潛能活躍的年青人，一下子成為群眾組織的領袖。 ２８歲的李輔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成了山西政壇新星。毛澤東要在組織上鞏固文革成果，就要在各級政權機構里提拔一批文革中湧現的青年幹部。這使一些年 青人獲得了原有秩序里得不到的從政機會。李輔３４歲出任襄汾縣委書記，已經是以副廳級幹部到基層掛職鍛煉，這在當時還不是最年輕的，因為有人三十幾歲已經被提拔到中央領導層。文 革中，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毛澤東的意圖有過多次調整，事態的變化常常超出他的預想範圍，身處領導層的高級幹部常常感到無所適從。一批又一批響應號召 衝鋒陷陣的小將，因為不能適應高層戰略部署的變化，被高速旋轉的政治離心機甩出去，成為犧牲品，屢見不鮮。相比之下，能夠在政壇立足者，還要有特殊原因。 李輔的性格中不只有敢於鬥爭的一面，還有善於協調的一面，後者正是不少造反派領袖所缺乏的。所以直到毛澤東逝世，他還在政治舞台上活動，算是那個年代的幸 運者。四人幫倒台以後，山西的清查運動搞成了一派對一派的整肅。省委書記王謙背靠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永貴，把和前省委書記謝振華關係比較密切的一派幹部，當 作四人幫幫派體系整肅，受迫害者數以萬計，李輔在劫難逃。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華國鋒從權力頂峰開始跌落，陳永貴隨之失勢，中央派霍士廉、 羅貴波取代了王謙。李輔翻身，得以重新啟用，擔任平遙縣委書記，成為平反冤假錯案，推行新農業政策的得力踐行者。毛澤東有害怕後人否定文革的心病，鄧小 平、陳雲也十分擔心後人為文革翻案。於是，他們力主把所有文革中提拔的青年幹部趕下台，並以“三種人”之名，把一批當過群眾組織頭頭的人開除出黨，有的甚 至判處徒刑。李輔被撤職，並以“三種人”之名開除出黨，與其說是山西省委製造的冤案，不如說是這種政治大背景下的必然。

所謂“三種人”，官方的說法是指“追隨林彪四人幫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打砸搶行為比較容易分辨，造反起家和幫派思想卻有 很大的彈性。共產黨就是造反起家奪取政權的政黨。毛澤東治黨治軍歷來是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後來的領導人也不例外。在這裡，造反起家和幫派思想卻成為剝奪 一批人從政權利的理由。對於這些被定為“三種人”者，不認識他們的，容易接受主流輿論的妖魔化宣傳，把他們想得很壞，但和具體的“三種人”有較多接觸和交 往的，往往發現他們是一部分很有能力的中國公民。毛澤東執政期間，政治運動過幾年就來一次，每次都號召全黨全國人民積極參加，每一次都有積極分子。“三種 人”其實也是一次運動的積極分子。所不同的是，歷次政治運動實際上沒有被徹底否定，而這次政治運動被徹底否定了。

從１９６６年春天到冬天，毛澤東有關文革的動員令發出過多次，有的是以毛澤東本人的言論和文字發出的，有的是以黨的文件發出的，有的是以黨報黨刊的 社論、評論發出的。大而言之，中共中央５１６《通知》到６月１日決定廣播聶元梓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算一次；毛澤東決定撤消工作組，８月１日給 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８月５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８月８日通過“十六條”，算第二次；１０月《紅旗》雜誌第１３期社論，號召批判資產階級 反動路線算第三次；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和中央文革的談話，１９６７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１９６７年初對上海一月革命的支持算第四次。毛澤東每一次動 員，都吸引了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參與和響應。每一次動員也都得到了一部分中央領導成員的支持與擁護。就像剝筍一樣，原來的中央領導成員，一批又一批先後淪為 運動對象。但在運動的烈火燒到自己身上之前，他們大部分都是力圖緊跟毛澤東，參與整肅前一批運動對象，並不心慈手軟。劉少奇、鄧小平也不例外。當時，有政 治熱情的青年學生和其他社會成員，在最高領袖一次又一次動員令面前，誰有定力不為所動？文革中登上政治舞台的年青人，與其說是追隨林彪、四人幫起家，不如 說是響應毛澤東起家。至於哪一次動員令成為他們行動的契機，則因人而異，各不相同。有的是一經號召便投入運動，有的是受到迫害後揭竿而起，到了後來，那些 文革前各級黨組織精心培養的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都紛紛登上了政治舞台。鄧小平主政以後，從徹底否定文革，到清理三種人，文革中進入 各級領導班子的群眾代表基本上都被剔除，只有文革初期風光一時的部分高乾子弟受到特別保護，不影響他們的仕途升遷。這都是老人政治的產物。有關回憶文章表 明，胡耀邦、趙紫陽等一線中央領導人，對清理三種人並不積極。他們頭腦中有更多的現代政治理念，更願意依法治國，不拘一格降人才，讓更多的群眾擁護的幹部 參與開拓改革開放的新局面。但他們在中共中央名為總書記，實為“大秘書長”，不但在清理三種人問題上作不了主，連他們自己的去留也作不了主。

至於為什麼那麼多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與造反？更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的社會問題。八十年代的流行輿論，試圖用一個簡單的邏輯來解釋：造反派 都是政治野心家。這樣的解釋，其實沒有說服力。文革之所以延續這麼長時間，波及面這麼深廣，固然是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發動的結果，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 十七年積累的社會矛盾發酵的產物。自從１９４９年共產黨依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後，一直採取自我授權的專政體制。各級官員的權力不是來自選民的賦與，而是 來自上級黨組織賜與。久而久之，共產黨官員隊伍勢必演變成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特權階層。經過十幾年的積累，官僚特權階層和平民百姓的矛盾已經相當嚴重。毛澤 東發動文革固然是想打倒“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同時他承認中國存在官僚主義者階級，承認和舊社會差不多。他提出自下而上地揭露體 制的黑暗面，用巴黎公社的原則，來防止社會公僕變為主人，在當時占領了道德制高點，頗具精神感召力。這是吸引相當一批有社會理想和正義衝動的志士投身文 革，參與造反的重要原因。李輔出身底層的農民家庭，偶然的機遇使他進入省委政研室和省四清辦公室，親身感受到高官與百姓生活的懸殊。這也成為他在文革初給 省長王謙的夫人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心理動力。在這一點上，他與１９５７年積極參與鳴放而被打成右派的某些知識分子，其實頗為相似。所不同的是，右派是當年就 遭到報復，他是十幾年後才品嘗苦果。

十年文革，中國沒有找到化解官民矛盾的途徑，８０年代徹底否定文革，中國仍然沒有找到化解官民矛盾的途徑。９０年代以後，中國演化為權力與資本相勾 結的社會格局，官民矛盾比毛澤東時代更加普遍、更加尖銳、更加深刻。回憶錄最後一章談到晚年幾次出境旅遊的見聞，並非閒筆。因為，在全球範圍內，把公共權 力關進籠子，由廣大公民實施監督，用憲政的方式保障官權民授，官仆民主，並不是遙不可及的政治夢想，而是一些國家和地區行之有效的現實。在那些國家，官員 面對公眾，不能不謙卑，不敢不廉政。這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特別高尚，而是因為受到制度的嚴格約束。中國人關於清官和廉政的夢想，在彼國彼地早已成為常態。 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格局中，公民有志於從政做官，是正當的職業選擇。有沒有機會做官，則取決你的政治才能，取決於你能否被廣大選民認可。中國要想告別貪腐橫行，兩極分化，民怨蜂起，道德淪喪的困境，除了接受普世價值，融入人類先進的政治文明，走向民主憲政，我看不出有什麼更好的出路。

本書的價值除了政治史方面，還有社會史方面。以吃飯問題為例，從民國年間縣城小吃的繁榮，到建國初餓着肚子幫母親人工碾米磨麵的艱難；從大躍進造成 的大饑饉，到文革中石家莊學習班伙食費花不出去；從文革前縣委書記到省里開會吃西餐出洋相，到改革開放初期當縣委書記面對公款招待的兩難，全書有關吃的鮮 活細節多達幾十處，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卷濃縮了的中國當代飲食史。其中有的是人們比較熟悉的，有的是人們比較陌生的，是史家不曾記載的，這就更顯可貴。

本書在微觀細節方面的長處，也反襯出宏觀反思方面的弱點。作者對當代中國的許多重大問題還有困惑，還在求索，還沒有形成定見。作者決定以敘事為主， 先把一生的經歷和見聞訴諸筆墨。這種選擇是明智的。我相信，這本書將引起文革研究者和當代史研究者的濃厚興趣，為歷史的長卷增添獨特的一頁。

《所思所憶七十年》李輔著， 美國溪流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