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留下難題，還得八十年代精英來解？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0月25日15:36:2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中國學者榮劍說，中國未來十年，是“八十年代”延長的十年，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政治演進的一個必然階段。——我理解，他是說，“八十年代”沒有邁過去的坎兒，現在到了非邁過去不可的地步。但是是否能邁得過去？在紐約研討會上大家似乎束手無策，而榮劍在北京與精英們聚談，也似乎一個比一個更悲觀 　　老高按：“八十年代”已結束了二十多年，走入歷史；但它所承載過的那些人和事，並未徹底退場。最近幾年來，我一再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不期而遇”“狹路相逢”，有時是一位久已失聯的故人，有時是一段早被塵封的往事，有時是一股淡化久違的激情，更多的，是再次迎頭撞上八十年代纏繞我們、激動我們的那些難題和挑戰。雖然我已經從當年一個中國青年官僚，變成了一個美國華裔公民，中國的身份證已經交回，美國的選民登記表榜上有名，按說，更牽涉我的切身利益、我更關心的，應該是11月6日揭曉的美國大選，而不是11月8日開幕的中共十八大——畢竟，對前者，我還可以投上一票，加上億分之一的砝碼；而於後者，我只是一個份量純屬零蛋的看客。 　　但是，人的思緒情感並非完全遵循理性，這兩者若權衡比較，更吸引我的注意力，竟然還是中國的權力新舊交替，還是更想知道，即將全面接班的這些從八十年代冒升出來的精英，如何解決中國從八十年代就面對、卻沒有解決、到今天變得嚴重百倍的巨大難題。 　　中國大陸學者榮劍指出，中國未來十年，是“八十年代”延長的十年，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政治演進的一個必然階段。——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說，“八十年代”沒有邁過去的坎兒，現在到了非邁過去不可的地步。 　　幾天來忙《新史記》雙月刊出刊，全力以赴，夜以繼日。終於送到印廠（順便在此做個廣告：第10期的主題，是“知青掌控中國”）了，長舒一口氣，卻又想起來，10月初在紐約長島參加的“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20天了，除了發出些與會者的照片，竟一直沒有來得及整理出發言紀要，於是不敢懈怠放鬆，繼續埋頭苦幹。這個會上來了不少中國大陸學者，多半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活躍起來的人士。就會議發言看，總體上對中國的憲政轉型，竟多表示很不悲觀，對於“當權者就是不政改，看你怎麼辦？”這樣的問題，似乎別無良策——只能發出不政改將導致革命的警號。 　　正在整理會議紀要之際，讀到這次紐約研討會上認識的大陸學者榮劍的一篇文章《“八十年代”的出場與返場》，他記敘的是在北京與“八十年代”一些精英們討論的情況，似乎也一個比一個悲觀。榮劍捋出來的一些問題，對於我們認識中國在執政黨開十八大的時節所面臨的局勢，頗有參考價值，特轉載於此。 “八十年代”的出場與返場 ——思想聚會之三 榮劍，共識網   榮劍在紐約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發言。（高伐林攝） 　　“八十年代”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標誌性的歷史符號和政治符號。 　　從歷史角度看，“八十年代”在中國改革史上，代表着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大膽探索、黨內鬥爭和政治風波，是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轉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的重要開端；它開拓出中國改革開放不可逆轉的趨勢，形成了市場化導向的基本路徑，同時，也遺留下許多制度性問題，為其後20年的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製造了至今依舊難以克服的重重障礙。 　　從政治角度看，即將出場的新的一代領導人，是“八十年代”的政治象徵，代表着那個時期成長起來的一批政治精英，他們共同經歷了文革災難，有過長期的底層體驗，沐浴了思想解放的春風，具有豐富的基層和地方工作經驗，了解人民疾苦，擁有國際視野，掌握新的知識、資源和人脈，個人稟賦和風格完全不同於戰爭年代和文革前湧現出來的那幾代領導人。“八十年代”，在時間意義上早已終結，但它所承載過的那些人和事，並未徹底退場，在未來的十年裡，它或將再次上演最後的輝煌。 　　我以“出場”和“返場”這兩個不同說法來描述“八十年代”在當下再現的意義，是基於1980年代結束以來中國精英階層分化的歷史事實。“八九風波”橫空降世，不僅迅速改變黨內權力格局，重鑄其核心層，而且使得體制內幾個主要由年輕人主導的研究機構被成建制解體，得以倖存者所剩無幾；體制外知識界那些有所關聯的學者和人士，或出走，或下海，或進去，或消沉，被迫處於渙散狀態，已經無法形成一支有效的話語力量。現在能夠“出場”的人，顯然在當時沒有被捲入到政治風暴之中，或者以各種方式遠離黨內權力之爭，至今已經歷二十多年的政治歷練，長期在一個地方一個領域獨擋一面，羽毛已經豐滿，足以問鼎全局，中國未來走向應在他們的掌控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未來十年，是“八十年代”延長的十年，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政治演進的一個必然階段。 　　如果說，政治“出場”意味的是權力更替和權力交接，是新一代政治氣象的形成，是一個全新的執政時代；那麼，“返場”則是指那些在八十年代已有相當成就，後來卻因各種原因完全退出“政治場”和“學術場”的各類人物，在謝幕了二十年之後，又紛紛返回前台，重新面向觀眾發表演講。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2011年，沉寂已久的張木生，以一本大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高調亮相，不僅引發社會廣泛議論，也讓高層納悶：這個人前些年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怎麼又冒出來了？張木生重出江湖，顯然有備而來，是帶着綱領和藥方而來，不僅重提新民主主義理論，而且講出重話：不要抱着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出言不凡，語驚四座。 　　張木生靈魂轉世般的“返場”，在我看來，至少是激活了人們對八十年代以來那些似乎已經完全銷聲匿跡的改革“新星”的記憶，除了張木生，“改革四君子”被再次提到，杜潤生麾下原來的那批年輕人紛紛進入人們視野，中國體改所也不再被諱言，八十年代期間由年輕人主導的農村問題調查和研究、“莫干山會議”、價格雙軌制、“大進大出”的沿海發展戰略，均被人們一再提起。以八十年代為主題的文章和著作開始多起來了，各種獎項也被設置出來頒給那些理應獲得這些榮譽的人們。正是在這些集體記憶中，八十年代所承載的精神、活力、做派和經驗，又有了重新挖掘的價值。 　　9月2日，受共識網老總周志興邀請，我參加了由他組織的一個聚會，對於這個聚會，他已有文章披露，題目是“三十年後再煮酒”。文章感情真摯，寓意深厚，既是對八十年代的緬懷，也是對這一代人的期許，他其中提到，聚會期間的議論，足可以寫出一篇大文章，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確實，那天聚會，來的都是八十年代的時代弄潮兒，“改革四君子”本可以來三位，因翁永曦身體有恙臨時缺場，來的是朱嘉明和黃江南，同來的還有華生、郝一生、王巍、王瑛和周為民，這些都是八十年代改革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是歷史的當事人。 　　最近這段時間，我儘可能廣泛地接觸八十年代的“遺老遺少”，或者說改革“餘孽”--這是楊冠三那個十四歲兒子對他爹的評價，我看可以拿來戴在這一代人的頭上。就在這次聚會的前一天，由我做東，邀請了楊冠三、翁永曦、張維迎、金觀濤、劉青峰、中央黨校教授周為民、《求是》雜誌社前編委兼秘書長盛天啟等人，聚會討論羅小朋的一篇文章《黨天下的總理難題》（這篇文章，海外是刊登在明鏡集團旗下的《大事件》雜誌上——老高注）。對於這樣的聚會，我謂之“思想聚會”，席間閃爍出來的思想精華，足以傳世。所以，我不避才識淺陋，願意做這些人思想的記錄者和提煉者。 　　周志興在他的文章中，對聚會中“充滿睿智和具有歷史感的話語”，概括了三點，即理性、建設性和前瞻性，我認為概括得很到位。這一代人中的有代表性者，現在不管是高居廟堂，還是遠在江湖，大概都不能擺脫已深入他們骨髓的改革意識，以及通過理性的研究、建設性的態度和對未來的前瞻性看法所構築起來的使命感。周志興的夫人喻杉就提到，她在美國期間，想和羅小朋談談日常生活，羅毫無興趣，他可以一天到晚地談論國家大事，憂國憂民之心常人難以理解。這絕非個別現象。這次朱嘉明回國省親，專門抽時間跑到西北的窮鄉僻壤考察，和收破爛的人交朋友，促膝長談，其心之誠，惟天可鑑。楊冠三也是如此，對羅小朋的問題毫無興趣，興趣全在農民身上，談起農村問題來滔滔不絕。王瑛始終抱有一份理想主義的激情，最近以馬小平為典型，配合錢理群積極推動中學教師人文精神的培養。華生坦言，這一代人的改革情結已揮之不去，為天下蒼生立言的情懷已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這大概就是“八十年代”最難能可貴的地方，這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理想和價值遠未消失，他們的“出場”和“返場”，或許就是未來十年決定中國變革的最重要的因素。 　　這次聚會不像上兩次，沒有誰做主題發言，完全是隨意漫談，作為主人的周志興，特別交代是為朱嘉明送行。朱這幾年回國探親，均需有關方面專門開出條子，來去並非易事。從這個環節也可看出，當下的執政格局已經完全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氣度和雅量，再無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風氣，反而是宵小擋道，心胸狹窄，四面樹敵。記得上世紀匈牙利事變之前，匈共中央講的話是：“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卡達爾上台之後講的話是：“誰不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歷史總結，是經驗之談，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有誰還記得這話？當然，這還不僅僅是指朱嘉明一人的遭遇，最被詬病的是，八十年代開拓的解放思想的傳統，銳意改革的傳統，大膽探索的傳統，現在恐怕已經喪失殆盡，要不要改？能不能改？怎麼改？均已成為問題。那天的聚會，實際上就是圍繞着這些問題而展開。鑑於議論都是以即興隨意的方式進行，為方便讀者理解，我把相關話題整理為如下幾個方面。 　　1、中國的制度已經高度固化。 　　這是朱嘉明談論的主題。朱嘉明並非第一個發言者，而我把他的發言作為第一點加以陳述，是因為對中國制度性質的認識在“邏輯”上應當是改革的前提，只有準確地看到中國現行制度的問題所在，才可能對症下藥。事實上，這些年來，圍繞着如何認識所謂的“中國模式”，學界分歧巨大，對於國家主義制度安排，或者說國家主導的社會發展模式，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是中國的制度優勢所在，是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迅猛發展的制度原因，也是未來必須繼續堅持的制度選擇；而對此持相反觀點的學者則認為，中國當前的所有制度性問題，均是國家權力與資本結合的產物，其實質就是權貴資本主義，一種惡性的完全喪失公平正義的資本主義。在這個巨大分歧之下，社會和思想界同時被撕裂，左右對峙明顯，利益衝突加劇，對中國制度的認識缺少共識。 　　朱嘉明對現行制度的看法是，現在黨和國家制度已經完全公司化了。從黨的代表大會來看，現在既不同於九大，也不同於十三大，那時黨依靠的是統一的意識形態和階級利益，現在從上到下則完全是公司化了。中央是總公司，省是分公司，縣是子公司。嘉明這次回國特地跑到寧夏做了一些調查，從他調查的情況來看，一個縣的政治生態基本上是由三到五個家族所控制，這些家族類似於一個家族企業，內部有所分工，在縣裡的主要部門均都安排人員，形成家族性的共同管理和經營，基本壟斷了該縣的政治和經濟事務。嘉明坦言，這是他深感震驚的發現，地方政治已經完全淪為一種血緣或家族政治。在這種權力和利益格局下，交易變得非常簡單，看起來就是市場行為，謀得一個職位需要投資多少錢，受益多大，馬上就可以算出來。在嘉明看來，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建築物，在這二十年裡完成了澆灌，從上到下，像水泥一樣完全固化了。這和大清晚期不一樣，晚清時統治集團已經開始分化，不僅中央和地方分化，國家和社會也在分化；而現在的執政格局是，利益在權力支配下重新得到整合，執政者也懂得讓步，搞些轉移支付，地方也注重發展地方經濟，不是利益一邊倒的零和交易。對於這種權力和利益格局，不是說革命就可以改變，而是很多人都覺得沒法改變。中國這個巨大的鋼筋水泥體，和晚清末期，和任何一個王朝的末期，都不可比。 　　對於中國高度固化的鋼筋水泥體，嘉明說他沒有結論，也就是說看不到它如何才能開始分解，但是，他補充了另外一個發現是，一些微小企業或海歸創新性企業，在水泥體的外面依舊還有發展的空間，加之中國過於龐大，各種新的要素組合的機會還有，只是這些新的要素能否順利成長起來並取代舊的水泥體，嘉明沒有答案。 　　2、自然演進的解決辦法。 　　黃江南從朱嘉明的談話中，覺察出嘉明現在對中國的認識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以前的觀點是，中國還可以改造，現在則基本上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對此，黃江南闡述了他的看法。 　　我把黃江南的看法概括為“自然演進的解決辦法”。他上來就對朱嘉明說，還是按照小平同志說的辦，這些問題留給後人去解決，用生物周期的更迭來完成社會轉型。每一代人都和前一代人不一樣，我們下一代人希望的社會結構是什麼，我們不清楚。在我們的腦子裡，一半是老一輩革命家給的，另一半是自由化；我們這一代人就是一個過渡的一代，是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教育下長大的；在我們的記憶里，還能記得解放戰爭，滿清是怎麼回事，誰能記得？社會形態的進化只能依靠自然進化。針對我關於血緣政治的插話，黃江南說，現代的經濟和政治也是依靠血緣維繫，李嘉誠家族是依靠血緣，香港的政治也是在大家族的支配和影響之下。這是東方政治的特點，完全是通過人際關係和人脈來建構政治結構。 　　對於朱嘉明提到的這個鋼筋水泥體怎麼辦？黃江南的回答是：沒辦法。因為所有主張改革的人，都是被改革的對象。蔣經國主張改革，他是一個非常清廉的人，其實蔣家都是清廉的，蔣介石也是清廉的，他的夫人宋美齡從美國回台灣，坐頭等艙，還要政府買單，她如果有錢還需要這樣嗎？現在，我們缺的是像蔣經國這樣清廉而同時又有權威的人，要清廉，要有權威，還要有能力，只有具備了這三個要素的統治者，才能推行改革，領導改革，才能實現台灣這樣的奇蹟。我們有這樣的領導人嗎？我們至多有一些既要滿足自己利益也能為社會做些好事的領導者，他們至多在個別領域對個別人進行反腐，要從整體上徹底清理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整體的制度改革，拿刀子砍在自己身上，誰能幹？對於這種狀況，誰也不願意突破底線，包括底層，也都不願意革命，因為畢竟這幾年程度不同地富裕起來了，畢竟天下大亂對誰都沒有好處。大家都希望通過改革把庭院打掃乾淨，但是從上到下的改革，拿刀砍自己，可能還沒等你砍下去，你自己就已經被拿下來了。這一代領導人不能解決的問題，可以放到下一代領導人去解決，對於社會進化來說，早十年晚十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的事，為什麼要這麼着急？現在惟一的一招就是維持，是維穩，後一代人比我們聰明，他們有辦法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這些問題。 　　黃江南的自然演進說，初聽起來讓人無法接受，體現着比朱嘉明更深一層的悲觀主義，難道人為魚肉，任其宰割？難道現有體制的權力和利益紐帶不會依靠血緣而自然延續下去？難道現有制度的弊端和腐敗會在時間之流中自然沖洗乾淨？誰能保證在這種權力和利益的自然延續中我們的後人會活得更好？這些問題，我想黃江南一定也想到了，他之所以把社會形態理解為一種自然形態，一是在內心裡想避免革命這種激烈的人為的變革方式對社會進化的破壞，二是的確在現有體制中找不到真正的改革主體--清廉的、有權威的和有能力的改革領導者。改革的對象怎麼可能成為改革的主體？我以為，黃江南提出了一個大問題：誰來改革？ 　　3、改革何以可能？ 　　八十年代是以改革為標誌，是改革的年代，執政黨是通過改革得以重鑄其合法性；現在執政黨儘管每天還在高喊改革的口號，但是差不多所有人的心裡都清楚，改革不說已死，確已停滯。為什麼不能改或不想改？黃江南的答案是，因為改的是自己，是在自己頭上動刀，下不了手。這可能就是一個重大原因。八十年代搞改革，執政黨作為改革主體，除了掌握權力，利益包袱不重，要打破的瓶瓶罐罐還不多，加之鄧的意志和決心，有一種一定要殺開一條血路的氣概。現在今非昔比，真要改下來，不僅有可能徹底失去權力，利益也將有可能遭到重大損失。不改，已不僅僅是主觀意願，更是一種客觀態勢。華生那天談的主題，就是為什麼不改。 　　華生上來先假設，如果我坐在這個位置上，我改不改？我能不能開刀？他的回答是，開不了刀，我不能開刀，開刀的結果是革命，是導致革命，因為你一上來就先打倒了維繫和支持你的一大批人。華生強調，在這個看法上，他和黃江南接近。華生的論據是：第一，現有體制並沒有達到朱嘉明所說的那種固化狀態，它還處在不穩定之中，資本和權力的結合也沒有達到高度合一的狀態，天下大部分是由私營企業控制，各級官員是很不穩定的，他們只是得到一些好處而已，真正的財富其實是在私營企業家手裡。如果說，權力和資本高度合一了，那只有革命，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並不是共同體，還是不穩定的，是分離的，權力和資本只是互相利用的關係。第二，現在全面改革的時機沒到，時機還不成熟。蔣經國是從七十年代就開始搞改革，到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轉向真正的憲政。韓國也是這樣，都是在中產階級形成之後才開始全面的民主。現在的中國和當時的台灣韓國比，根本沒有達到人家的那個發展階段，中國現在還是農民占據人口數量的大多數。如果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就全面改革，結局就是戈爾巴喬夫式的，就是蘇聯解體，很可能中國的情況要比蘇聯差得多，因為中國也沒有達到蘇聯的發展水平。 　　基於體制不穩定和改革條件不具備這兩種情況，華生談到了中國的兩種可能性。一個可能，是政府做的比較聰明，沒有犯愚蠢的錯誤，社會的互動還好，那麼社會就會往前走，隨着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好，經過十到十五年時間，中國很可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出現台灣式的變化。還有一個可能，是這個良性的轉變沒有轉過去，原因是政府犯了愚蠢的錯誤，因為當前面臨的問題的確很複雜，富有挑戰性，處理不當，就會犯大錯誤。還有一個原因，現在時代變了，已經不是台灣韓國那個時代了，互聯網能迅速把反對的力量放大許多倍，以前人家可以過得去的事，你現在很可能過不去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國的轉變會加快，成本會增加，不可控的風險會加大。針對這兩種可能性，華生明確認為，中國未來就是兩條路，一條是東亞的路，即韓國台灣式的轉型之路；另一條是南亞的路，走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式的激進民主之路，通過革命，建立了民主和自由，但腐敗和民生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利益集團完全合法化了，真正實現了權貴和資本的合一。 　　在華生看來，他們這一代人的工作價值，就是要實現第一種可能，走第一條道路，避免第二種可能，走第二條道路。在他眼裡，現在許多人還根本看不上東亞式的轉型之路，他們是希望以美國為標準，立即建立美國式的民主，也就是說，在上述兩條道路之外，還有一條美國式的道路。這是一個新的“三岔路口”的說法。在討論羅小朋問題的那個聚會上，楊冠三提出的“三岔路”是：或者繼續走目前的權貴資本主義之路，或者回到文革，包括新民主主義，或者走憲政民主之路。未來的中國究竟會走哪條路呢？ 　　4、民營企業對改革的態度。 　　王巍的發言，我認為，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對改革的態度。最近三十年，民營企業有了迅猛發展，有人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有人說兩分天下有其半。華生說天下財富大多數還是在民營企業手裡，應是不爭事實。民營企業家手裡有錢了，掌握社會主要資源，理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些年來，民營企業在社會慈善方面的捐助已遠超國有企業，這是一個重大進步。但是，民營企業家在政治領域卻極其謹慎，忙於追逐政協委員這樣的虛職，卻從不言政議政，不講政治。當然，他們所理解的政治，是和政府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所謂政治體制改革這套言辭，他們輕易不講。在一次自由主義的聚會上，學者劉軍寧就說，民營企業在盡享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之後，卻長期對自由主義失語，這是中國在政治上步履維艱的一個重要原因。王巍的發言，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會進一步加深人們的這個印象。 　　王巍是金融企業家，最近忙於籌建金融博物館，這對那些曾經參與中國金融改革的人士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涉及到歷史評價。人到了一定份上之後，最高的價值評價就是歷史評價了。王巍其實也是從這裡開始談起，他上來就說，每個人的人生都像在演戲，有些人入戲太深了，比如嘉明和華生，這麼多年來，始終抱有改革的情懷。入戲太深的人，在現在是得不到人們的理解。在王巍看來，他所接觸的大多數人--這些人應該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對八十年代的那段歷史不感興趣，已經翻過去了。他提到，在周其仁主持的一個場合里，許多人倡言重建體改委，他則說了一些得罪人的話，說你們這些人都是改革的遺老遺少，是沒有改革製造改革，是沒有需求製造需求。不僅如此，大多數80後這代人，普遍沉浸在互聯網中，沉浸在平庸的平凡的和消費的生活中，他們是娛樂至死的一代，對我們這一代人現在談論的話題毫無感覺。這就是現實，八十年代的人和事都已成為歷史，對於塑造未來的歷史有影響，可以作為一個歷史的思考者，但是，對於直接參與改造歷史，已經沒有可能性了。 　　王巍同意黃江南的看法，個人在歷史中是非常渺小的，三十年在歷史長河中極其短暫，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八十年代少數幾個精英，制定方案、政策以改變歷史的做法，已經一去不返。像李彥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在自己的企業王國里，都是老大，是皇帝，是毛澤東；李彥宏百度的市值已經超過了寶鋼，而且可以隨時套現，套現後可以買斷幾個產業，這是什麼感覺？馮侖想買下一個島，在那裡當國王，來了這邊領導人就要出來接見。這是一種什麼心態？他們就是想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內，在自己的權力王國里，干自己想幹的事情。現在的互聯網時代，幾乎是每一個人，都是想在自己的領域裡成為主人。依靠別人的設計，依靠別人的想法、觀念去改變世界，已經毫無可能性。王巍談到，在他密切接觸的四十多個朋友中，迄今已有十一個進了監獄，還有個別被判了死刑，這些人都是智商極高、能力極強、富有使命感的人，到頭來還不是被大浪淘沙，席捲而去。想改變別人命運的人，自己卻沒有好下場，這可能就是王巍最深刻的生命體驗：把自己領域裡的事情做好，就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在我看來，王巍的言論，體現出中國民營企業一種普遍的價值觀：把自己的事業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做好了既是自我價值的實現，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他們不相信救世主，也不想承擔救世主的責任。從這個價值觀中，我們是否可以發現他們遠離現實政治的原因，發現他們再也不想講自由民主這套話語的原因，以及發現他們對八十年代的精神和傳統不以為然的原因，他們在做他們能做的事情。於是，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社會精英階層的責任何在？ 　　5、社會精英階層的責任 　　郝一生的談話直接正面地提出了社會精英階層的責任和作用問題。他首先引用了一個歷史哲學研究者的看法，從一百多個國家的歷史中可以看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興衰，和這個國家的經濟沒什麼關係，或者說沒什麼大的關係，主要還是看這個國家的領袖集團是什麼水平，這個領袖集團是怎麼造成的。現在的“80後”、“90後”，有他們的生活方式，有他們自己的想法，但是，國家的變化，國家的政治前途和經濟前途，不在他們手裡，能夠掌握和決定國家發展前途的，不在大多數人手裡，最後說到底，是在精英手裡，精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現在的問題是，經濟的繁榮掩蓋了太多的問題，一旦中國出現美國這樣的失業率，從百分之四上升到百分之十，中國一定會亂。現在連出租車司機都在說，這個國家早晚要變，我們在等，現在沒辦法。至於怎麼變，有什麼辦法，他們是不知道的。 　　談到變化問題，郝一生回憶起1989年他和陳一咨朱嘉明兩位在紐約的一次談話。那時，一場巨大風波剛剛過後，郝一生說他是悲觀派，陳一咨是樂觀派，朱嘉明是中間派。所謂悲觀，是認為中國從此將進入一個較長時期的政治黑暗期，所謂樂觀，是認為中國在兩三年時間裡即可看到一個巨大變化，而中間派朱嘉明的觀點是，這個巨變將在五六年或七八年之後出現。在郝一生看來，這段歷史已經不必再提了，現在重要的是，要找到和扶持新的社會要素的成長，他看重的是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發展。按他的說法，如果現在還是繼續搞國進民退，搞大型國企，搞壟斷經營，以後變化的餘地會越來越少。中國未來變化的根基在民營企業，現在民營經濟已經占到國民經濟總量的一半了，形勢不壞，這是一個最有利的因素。此外，郝一生同意朱嘉明的一個判斷，英國人用一百年的時間，把香港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一個超級大都市，還給中國，同時也給了中國一個定時炸彈，香港的經濟制度、民主將對中國產生直接影響，香港能做的，中國為什麼不能做？ 　　對於精英的社會責任和作用方式，郝一生認為，不見得完全以華生這樣的方式進行，不見得完全需要上達帝聽，運用話語權來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鍵是要有一種精英意識和責任感。這種精英意識不是用來考慮個人的事情，只關注社會的變化和家人的關係。一個社會，如果所有的精英都去打網絡遊戲，這個社會肯定是完了。問題是，精英要把這個國家帶到什麼方向去？這不是一句兩句話能說明白的。能否像華生所說的那樣，極力避免國家犯大的錯誤。為此，郝一生簡要介紹了他即將在三聯書店出版的新著中的一個觀點：一個大國是絕不可以隨便借錢消費的，中國目前的國債和地方債務達到如此之高的程度，將成為中國未來最大的隱患。中國經濟如果進一步下滑，失業率大幅上升，將引發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中國沒有美國那樣的失業保險制度。到了那一天，不一定爆發革命，但一定是要有人出來負責的，會引發政治危機，甚至引發執政集團的分裂或分化。對於中國變化的趨勢，郝一生相信，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大家期待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有生之年能夠看到。 　　6、改革的約束條件與路徑選擇 　　周志興最後叫我發表意見，我談了自己對這次聚會的體會和這幾個月來的一些思考。大家都看到了改革的難度，都說不能改，改就是對自己動刀子，就會爆發革命，只能以漸進的方式慢慢過渡，在過渡中尋找適當時機。這就涉及到了改革的邊界或改革的約束條件，即為什麼不能改？改了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這些後果執政黨能否承受？ 　　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涉及農村土地承包製、國企改制、股份制和各種要素市場的培養，不涉及權力體制；現在的改革，顯然要大大突破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邊界，不僅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對黨和國家制度進行根本改革，建立憲政民主制度。這意味着，改革將遇到五個重大約束，這是我在《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裡》這篇文章中已經提到的：改，有可能動搖國本；改，有可能徹底改變現有利益格局；改，有可能引發歷史清算和形成新的歷史評價；改，有可能引起社會失控和失序；改，有可能導致民族分裂影響中國統一。在這五個重大約束之下，誰在台上，都要考慮改革的後果問題，改革步履維艱，有其內在的邏輯。 　　但是，如果不改，執政黨依靠八十年代以來改革所建立起來的合法性，將喪失殆盡，其面臨的一系列制度性問題更無從解決，近三十年來逐步積累下來的各種潛在危機必然釀成總體性危機，最後引發社會的劇烈動盪或革命。中國何去何從？路徑如何選擇？的確面臨兩難。不管是華生講的東亞路徑、南亞路徑或美國路徑，還是楊冠三提到的“三岔路”，其實從根本上看，還是中國近一百年來的老問題：革命還是改革？雖然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革命產生的社會原因，或者改革的具體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性質都是一樣的，當社會受制於各種約束條件不能以漸進的改良的溫和的方式演進時，革命的激進的方式必然取而代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情。我贊同朱嘉明這樣一個判斷：歷史上的重大變化，一定是沒有理性的，沒有全局觀和歷史觀，都是從那些最初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件引發，由於統治階級所犯下的錯誤，導致一個舊的格局的改變和新的局面的產生。 　　那天，朱嘉明看似不經意講的一番話，我認為包含着深刻的道理，我現在把它概括出來，作為本文的結語：沒有悲傷記憶的一代是沒有歷史包袱的，忘記了歷史儘管有着種種局限，但這同時讓新的一代人忘記了對恐懼的記憶。 　　近期圖文： 　　今年秋色不太理想，但還是值得觀賞（組圖） 　　左派學者稱：薄熙來正要推出民主舉措（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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