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新華網 作者：李海文 王燕玲

　　原題為《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1963年後的關係》

　　張道一(1926年出生)雲南人。1948 年，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研究生，北平地下黨學委幹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調到北平市委宣傳部工作，歷任幹事、組長、辦公室副主任、處長、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總編輯。“文革”後，歷任北京語言學院黨委副書記、常務副院長，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院長等職。

　　1959年至1966年，張道一擔任彭真同志秘書，前後長達7年。跟隨彭真同志親身經歷了許多重大事件。

　　毛主席講過這樣的意思，擔心死後讓人鞭屍。 1958年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講到要反對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在“八大”的黨章里又刪掉了黨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議從黨章中刪掉毛澤東思想的是彭德懷，贊成刪掉的是劉少奇、鄧小平，這是個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擔心將來是否有人會像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那樣反他。廬山會議上他表現出來了：他擔心彭德懷要反他。

　　本文系對張道一的訪談實錄。

　　問：您從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邊工作，前後共7年多，這是很關鍵的一段時間，經歷了許多事情，您能先談談“七千人大會”的情況嗎?

　　答：“七千人大會”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省、地、縣主要負責幹部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為有七千人之多，通稱為“七千人大會”。這麼多的人云集北京開會屬歷史罕見。1962年是什麼情況呢?1962年是我們經歷了“大躍進”的挫折失敗後，經過調整，經濟開始恢復，但是，還有很多問題，開會是想總結經驗。本來中央沒有想開這麼長的時間，因為與會人員特別是縣級幹部，對“大躍進”以來發生的困難局面，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批評或者疑惑。這樣才決定延長會期，讓大家講話、提意見、修改報告。毛主席當時有四句話：“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七千人大會”我作為彭真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參加了。

　　大會上，劉少奇講，這幾年，我們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錯誤。彭真在一次會議上講：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重。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好像一檢討就會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錯。書記處最大的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彭真說，誰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錯誤。陳伯達當時就反駁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後勸彭真：你不要那麼講。彭真回答，實事求是嘛!錯誤是誰的就是誰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誠。

　　劉少奇和彭真是那樣講的，林彪卻在大會報告中說：這幾年所以犯錯誤是恰恰因為我們沒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事業就取得成功;黨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麼個歷史。不聽毛主席的話就失敗。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所造成的困難故意輕描淡寫，說這幾年雖然我們付出了些學費，但代價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諛逢迎的這番話，明顯地是另一種調子，但毛主席愛聽，果然受到了稱讚。“七千人大會”後，林彪的位置直線上升，這應該是一個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認為林彪是對他最忠誠的。

　　問：“七千人大會”對以後的歷史發展有什麼影響?

　　答：“七千人大會”後黨中央繼續進行的調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也就是北戴河會議，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要抓階級鬥爭。大躍進以來，在經濟上打了一個敗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認為劉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會”上以及以後對經濟工作提了一些意見是衝着他來的。這是不是就埋下了禍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實際上，這些人所以提意見是對黨負責，對國家負責，而不是反他，但他心裡好像是有點不平衡。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 “憋了一口氣”。他在北戴河開始反擊，提出：經濟建設沒搞好，是因為沒有抓階級鬥爭。“七千人大會”的因，引出了“北戴河會議”的果，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毛澤東認為一些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批評是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從“北戴河會議”開始了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錯誤在政治思想領域大發展的時期。

　　北戴河會議上一提出抓階級鬥爭，江青就嗅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馬上抓出《李慧娘》這台戲來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說《李慧娘》這個鬼戲就是要反黨的。於是到上海找人寫文章批這個戲，批這個戲附帶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寫戲人孟超和廖沫沙關係很好，廖應邀寫了一篇文章，叫《有鬼無害論》，江青和康生就把這《有鬼無害論》抓住做靶子批。實際上，康生是最喜歡鬼戲的，記得幾年前他在紫光閣一次會議上有一個講話，他說：“鬼戲也可以演嘛，將來你們如果不演鬼戲，我就不看。”他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戲，而且孟超寫這個戲也曾受到康生的稱讚和鼓勵。

　　當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抓階級鬥爭之後，康生就180度大轉彎，翻臉不認人，批孟超，附帶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緊張了。彭真、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宣傳部長李琪等人都認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黨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壓下來了，不予刊登，不組織批判。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寫了一個應付性的檢討。實際上，從這時起，思想意識形態上的一場嚴重的鬥爭就展開了。江青和康生這是第一次點北京的名。發展到後來就是批《海瑞罷官》了。本來，海瑞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會上講話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緊跟毛主席的，在中央全會後馬上就叫我找吳晗借明史書看。吳晗送來明史，經我手轉給了彭真，他還真翻看了，可見毛主席講的這些話彭真是很重視的。《海瑞罷官》的戲，胡喬木也很重視，是他聽毛主席講後找吳晗談，建議他寫的。誰料後來竟造成了一大歷史冤案!

　　問：這一時期，毛主席對文藝有過兩次批示。第一次是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的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是直接批給彭真、劉仁的，是介紹柯慶施在上海開展文藝工作的一個簡報。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答：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衝着北京市委來的。表揚上海，批評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給劉仁，這次特別批給彭真、劉仁，是批評北京跟不上。第二個批示就更厲害了，矛頭指向整個思想文化界。江青在那一時期藉口病後調理身體，聽了北戴河會議的風，就調了許多電影片看，從中找階級鬥爭動向，就找出了現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占領舞台的問題。毛主席的第二個批示說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而上海是受到表揚的，他們提出要大演大寫解放後的13 年。

　　問：北京對毛主席的批示有什麼反應?

　　答：北京接到這個批示確實感到了壓力，市委常委趕快開會討論怎麼辦。從那時起，彭真、鄧拓、李琪等就大抓演現代戲的問題，北京就此產生了一批現代戲。像《箭杆河邊》等戲都是1963年1964年抓出來的。1964年8月9日，周總理、董必武、羅瑞卿等都去看了《箭杆河邊》，給予鼓勵。

　　彭真曾親自要我把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趙起揚(黨委書記)請到家來，表示希望人藝創作表現北京的現代戲。劉仁隨着就安排趙起揚等去京西礦區體驗生活。這以後，他們趕寫出劇本《礦山兄弟》。此劇彩排時我去看過，回來後向彭真匯報說此劇不錯，彭真很高興。這說明當時北京市委是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的。彭真同志還提出了口號，叫“寫北京，演北京”。這個口號，李琪曾在大會小會上廣為宣傳。北京市在那個時期創作和演出了《向陽商店》、《背簍商店》等一批反映現代生活的劇目。所以說，北京一直在積極貫徹毛主席的指示。當時北京還專門召開了一次文藝工作會議，我參加了。會後，李琪要我參與起草市委向中央的報告。報告中講：北京市是努力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批示的，多年來北京市是貫徹執行了中央關於文藝工作的方針路線的，總之，不承認北京是一條黑線，而認為北京市是一條紅線。江青和康生看了這樣的評價，當然會極不滿意的，毛主席也不會滿意的。

　　問：聽說，因為滬劇《蘆盪火種》，彭真和江青曾發生衝突，您當時在場嗎?

　　答：這得從頭說起。

　　1963年，北京市委為了貫徹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劇團也試演現代京劇。北京京劇團將滬劇《蘆盪火種》改編為《地下聯絡員》投入排練。即將正式上演前夕，江青來看了彩排，回去後打電話給彭真，對京劇團排成的戲橫加挑剔，不許上演。當時，預售票已經售出三場。李琪把這個情況向彭真反映後，彭真把鄧拓、陳克寒、李琪、趙鼎新幾個人找到家裡來開會。我回憶，這一次彭真是採取了忍讓的態度，說服李琪、趙鼎新給買了票的觀眾退票道歉。

　　可是，江青並不以此為滿足，她看到這個戲底子不錯，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點，把北京京劇團作為她搞京劇改革的“試驗田”，隨着又把上海滬劇團調到北京來給北京作觀摩演出，並要北京市文化局給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給安排了兩場，她認為少了，不給她面子。為這個她到處吵，和李琪吵，和趙鼎新吵，最後直接找到彭真家裡吵。第一次來是為安排劇場的事，那次我正好在場，看到江青很橫的樣子，激言厲色、嗓門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訴你!你北京市不給我安排，我讓劇團到中南海去演，我請毛主席來看!”彭真很不高興，說：“我讓他們研究一下。”江青說：“就你們北京難辦事!”江青走時彭真沒送，對我說： “道一同志，你幫我送送。”我出門送她上車，她頭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當時覺得：江青真是盛氣凌人，蠻不講理，形同潑婦，還直呼人的名字“彭真”。

　　後來江青又進一步提出，要把工人俱樂部作為她專用的劇場，禁止一切別的演出;為了把她的試驗田搞好，她竟指名把北京幾個京劇團的尖子演員都調到她的試驗田。而有些尖子演員是別的戲的主角，抽出後其他戲就沒法演了。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局長趙鼎新有意見，李琪有意見，協調來協調去，不那麼痛快地調給她。李琪向彭真反映後，彭真也有看法。江青為此又第二次直接找到彭真家裡來吵。這次彭真不讓步了，她又氣呼呼地走了。她走後，彭真對我說：“我不管她什麼人!我要到中央去告!”

　　我雖然是個小幹部，但當時對江青的這種作為也是憤憤不平的，因此我曾在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罵過：江青“她算老幾?”這曾成為“文革”中我的一條罪狀。

　　江青在提出把北京京劇團作為她搞京劇改革的試驗田後，就直接插手《蘆盪火種》的改編。在《蘆盪火種》改編成《沙家浜》的過程中，江青管的特瑣碎，細到演員衣服上打幾個補釘打在什麼地方都要管，唱詞也是反反覆覆地改。改得太多，趙燕俠唱半截就記不準是舊稿是新稿了，頗有怨言。那時因為彭真特別交代我注意一下文藝方面的事，我就常去看彩排。江青在劇場休息時和劇團的人談話就在劇場的小客廳，我自然要去了解，去聽談的什麼，好回去向彭真匯報。江青在 “文革”中說她在進行革命現代京劇改革時市委派特務跟蹤她，“盯梢”，指的就是這個事。我把趙燕俠等的反映向彭真同志匯報了。彭表態說：“我們作為領導，管的是政治方向，是方針，至於藝術上的事，細節上應讓藝術家自己去處理，不應干涉過多。”彭真的這些話我曾向市委宣傳部傳達過，李琪同志等也同意這一方針。這些後來都成為我們反江青的罪狀。

　　趙燕俠對江青所作所為無法不流露出不滿，使江青十分生氣。江青覺得趙燕俠所以這樣，是因為“背後有人支持”，就不再用她了。趙燕俠本人為此在“文革”中也吃了許多苦頭。

　　後來在京戲改革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有的戲搞得不倫不類，把京劇的傳統唱腔改得面目全非，像“話劇加唱”。我反映後，彭真明確指出說：“京戲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這和江青主張破傳統程式，大破大改的干法是不一樣的。彭真對江青主張將傳統戲一律作為封建糟粕打倒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的方針更是明確地不贊成的。他認為：主要應提倡反映現實，但是歷史戲，好的也可以演一些。用新的觀點編寫的優秀的歷史戲，對人民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娛樂作用。他的這一觀點，也反映在他為1964年京劇現代戲匯演大會所作的報告中。報告前他口授，由我記錄整理了個提綱;報告後，又根據大會的記錄稿予以整理，由彭真親自修改審定，在《紅旗》上發表。他還說過：像馬連良這些人也要給條路走嘛，也得給碗飯吃嘛!

　　北京市委當時那樣對待江青，我覺得是因為他們認為應當按原則辦事，不能因為你是主席夫人我就要對你如何如何。當時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江青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只是早年曾經在中宣部文藝處掛了個副處長的名。她到北京來，剛來時市委還是比較重視的，派市委書記鄧拓陪她看戲。只是因為她隨意指指點點，隨便議論人、隨便批評人，才引起大家不滿。鄧拓至終只陪了她兩場，就是因為看不慣她的作風，藉口有偏頭痛就不陪了。江青因此更覺得受冷落了，因為她去上海是柯慶施場場陪她，而在北京，不僅彭真不陪，劉仁不陪，連鄧拓也不陪，她便覺得太降格了，心裡老大不高興。

　　彭真和北京市委在處理和江青的關係上堅持原則，不願苟同，不願屈從，使江青大為光火。這也許就是造成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這種“枕頭狀”的一個因素。

　　京劇匯演大會時，《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了一個通欄大標題，說顧問康生、江青到會上作了重要指示。我看到後在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發議論：江青又不是中央領導，怎麼能在《人民日報》用頭版頭條通欄發她的消息?這是違反常規。“文革”中這也被揭發，成為罪行。

　　我在當時曾把我在京劇改革中的所見所聞毫無保留地向彭真同志講了。彭真同志有一個特點，就是他能聽各種不同意見，所以我在他面前無所顧忌。

　　問：關於彭真同志能聽各種不同意見，和他接觸較多的同志似乎都有這個印象，您能再具體說說嗎?

　　答：我講幾個小故事：三年困難時期，他派我隨副市長趙鵬飛去懷柔一渡河農村蹲點，研究農村的體制和分配關係怎麼個搞法。我們倆人回來就向他匯報吃食堂不行，那時吃食堂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標誌”啊!取消食堂就是反社會主義。但我們仍然和他說，辦食堂把樹砍光了當柴燒，沒有柴時，就拆房子，把檁條拿來燒，農民吃飯又吃不飽。後來我隨他去山西，他讓我出去轉轉，看看自由市場，我回來和他說，在自由市場上能買到雞，買到豬肉，當然價錢貴一點，但是能買得着。這是在反對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背景下向他反映的情況。他是願意聽真話的。

　　大躍進時期，東北大協作區計委下邊有個處長叫李仲雲，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這是在廬山會議之前)，他的基本看法是：這幾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我看了這個材料後專門挑出來給彭真念了，可以明顯地感到我是同意李仲雲的意見的，當時彭沒有說什麼。廬山會議之後興起了反右傾運動，李仲雲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並沒有一句批評我的話。所以我有什麼話都可以和他講，他是能聽得進真話的人。

　　1960年有一次，他問我：你拿過碉堡沒有?我說，我沒當過兵怎麼會拿碉堡?他說，這次我讓你去“拿碉堡”，改造“三類隊”。我給你請個老師 ——趙鵬飛，我讓他帶着你去。趙帶我去了通縣牛堡屯東永和屯大隊。趙把我介紹給公社的幾個頭頭，請他們介紹了情況，對我說，過幾天再來看我，他把我在大隊安排好以後走了。後來又來過幾次，幫我分析情況。我在東永和屯吃食堂，交糧票，吃豆腐渣子、醬渣子摻和着做的窩窩頭，每天給我一個大窩窩頭，裡邊就是麩子、米糠等這些東西。農民還吃不到那麼多。我為了讓他知道農村的貧困狀況，特地拿了一個我們在大隊食堂吃的窩窩頭回來給他看，說這就是老百姓每天領到的 “三兩八錢一”的糧。彭真看了後直搖頭。這時老百姓的生活已貧困到了極點，北京地區有許多村也出現了浮腫，餓死人的現象時有發生。我在村里住了些日子也浮腫了，腿上一按一個坑。彭真見我回來了，讓我和他一起吃了頓飯。當時他有特供，當然，肉已大大減少了。我心裡很熱乎，知道他關心我，也願意了解下面的疾苦。

　　問：“文革”前夕，批“三家村”時您在哪裡?

　　答：1966年春天，我在通縣農村正搞“四清”，突然接市委組織部電話，讓我回來，說組織部佘滌清部長找我談話。我趕回來，佘部長說彭真發話了，分配你的工作，要你去《北京日報》。我心裡老大不願意去報社，我跟老佘說，我能不能找范瑾談談，他說可以。范對我說：“現在要批判三家村，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市委考慮要找一個熟悉市委情況的人，在《北京日報》內部成立大批判組，市委決定讓你負責這一工作。”范瑾轉述萬里的話說：“現在三個秀才 (指鄧拓、吳晗、廖沫沙)都掉下去了，我們這些人在旁邊看着干着急，沒辦法!”確實，姚文元的文章出來後形勢已經十分緊張了，要趕快籌備大批判。但我在鄉下四清，對形勢的緊張並無感覺，我還是不願意去，就又找了劉仁。劉仁正養病，他說他不清楚這件事，就立刻用電話把佘滌清找來，打聽出是市委常委討論定的，劉仁說：“常委討論了，你就去。”我只好去了。出劉仁的辦公室後，碰見劉仁的秘書張天泰，我說要調我去報社，我不願去，他說：上海市委已組織了理論隊伍，北京市委也要組織，你就去吧!我得先回通縣村里交代工作。范瑾打電話催我，我沒有立馬回來。這是3月底4月初的事，這一下就錯過了《北京日報》“4·16 編者按”這件事。我當時不願去，倒並不是我已經嗅出了點什麼，想故意推脫，只是不喜歡去《北京日報》，拖延其事，碰巧就錯過了北京市委被迫倉促應戰的這些準備。“文革”中我才了解到：在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主席對彭真的批評，說“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 日，連續召開市委常委會議研究如何對“三家村”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以爭取主動。於是，4月16日，在《北京日報》上以3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對“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材料，並加了《前線》和《北京日報》的編者按語。按語是由范瑾等起草，經彭真親自審改定稿的。這後來被江青、康生斥為“假批判，真包庇”。配合着編者按，還發了《“燕山夜話”究竟宣揚了什麼?》一文。以上這幾批材料，都沒有應和毛主席的批評：《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我到《北京日報》後立即就着手組稿了。與此同時，李琪同志在市委也組織了一個大批判組，拼湊批判內容。我當時感覺到，市委領導內心有矛盾，真是很苦的。毛主席既然已講話，只好按指示辦，但是心裡並不相信鄧拓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彭真當時已被逼得步步後退，但是，彭真從來也沒有想過要“丟車保帥”。我後來琢磨，他當時也還沒有感悟到：毛主席為什麼要批“三家村”。

　　過不幾天，范瑾找我，說“康老”(康生)已組織了一批人在搞材料，“我們慢慢發”。5月8日，《光明日報》登了何明、高炬的文章，那是江青、關鋒的化名。這兩篇文章登了後，《北京日報》第二天就開了我的鬥爭會，說我是彭真派來的什麼什麼，會上有些人喊：“張道一滾出去!”我說我還不願來呢，和有關人士打了個招呼，拿上我的水杯就離開了《北京日報》。

　　問：廬山會議時，毛澤東曾委託總理和彭真主事?

　　答：廬山會議彭真是後去的。本來彭真是在北京留守，主持書記處工作的，彭德懷寫信之後，毛主席讓打電話把彭真緊急召上山。中央委託總理和他管這件事。他走前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就只帶着張彭一個秘書匆匆去了，到那裡才知出了大事。因為要看大量的材料，又要找許多人談話等，他才又急忙叫張彭給我打電話，叫我連夜去南苑機場，坐軍用小飛機於清晨趕去廬山。

　　彭真和總理在廬山會議主事期間，有一件事值得談談。當時同情彭德懷的人中有四個秀才，即胡喬木、田家英、李銳、吳冷西。本來也要批判他們，彭真對我們說：最後是總理、彭真為他們講了一些好話，說他們是屬於思想問題、觀點問題，才算沒有多計較，沒有批判，沒有劃什麼分子，保下來了。

　　在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沒有一個人敢不積極。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沒有形成一個民主風氣。特別是當毛主席的威信越來越高，最後變成了神時，他講什麼別人都不反對，已經到了這種程度了。認識到他在長征中正確，發展到認為他一貫正確，到不敢懷疑他有什麼不正確，這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 1934年所以有長征，是反“圍剿”的大失敗，實際是逃跑了，在蘇區呆不住了。在長征途中，大家體會到毛主席是正確的，是他挽救中國革命於危難之中，因而在遵義會議上確認了他的領導。大家從實踐中真正體會到毛主席是正確的，全黨一致信服他，以致後來形成毛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所以，彭真敢於在某些場合講點不同意見，實在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彭真在廬山會議上的態度，雖是緊跟毛主席，但我的感覺並不特“左”。據我的體會，彭真同志對幹部是很愛護的，完全不是隨便整人的那種壞領導。延安整風時期搞極左、搞搶救幹部，康生要負主要責任。但是，因為高級幹部都集中在中央黨校學習，彭真又是中央黨校副校長，因此，有他一定的責任。“七大”時選他的票不是很多，但還是被選為政治局委員，他說就是因為延安整風時，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閒時和我們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風中的錯誤，“延安整風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後來我與他們見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覆道歉!”

　　話說到這裡，我還要插一段文藝整風的事。1964年毛主席對文藝問題的第二次批示下來後，文化部和各文藝協會都展開了整風。文化部黨組整風中，齊燕銘(黨組書記、主管戲曲改革工作)幾次檢討過不了關，他很緊張，竟在會上痛哭流涕，說自己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黨，真有點惶惶不可終日。文化部的整風簡報上反映了這個情況，我看到後，把簡報送給了彭真。彭真很重視，接着就通知文化部黨組幾個成員夏衍、齊燕銘、徐平羽、徐光宵等到他家裡來。我招呼他們都坐下後，在一邊作記錄。彭真對他們說：現在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對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大家都缺乏思想準備，身子進了社會主義，頭腦沒有進來。這不要緊，這就要加強學習。這就好比，我們都是要去天安門，有的人走得快點，有的人走得慢點，但大目標是一致的。文藝整風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該“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大家有了錯誤，好好檢查就是，沒有什麼緊張的。這一番話，顯然使文化部的人感到溫暖。與江青、康生之流非得要揪出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人”而後快的態度成了鮮明對比。可見，彭真是反對在意識形態鬥爭中動不動就亂上綱亂打棍子的。也許，這也是他從延安整風中吸取的教訓。

　　彭真一向提倡實事求是。大躍進中間，大家頭腦都很熱，什麼一畝地打1萬斤稻子等等。鄧拓調來北京後辦了一個理論刊物《前線》，《前線》發刊詞是彭真寫的，其中有很精闢的話：“更不要像風箏、氫氣球，隨風飄蕩，即跟着空氣辦事。”這就是針對大躍進講的，提倡的是實事求是。不僅彭真是這樣，包括劉仁。劉仁從來不講虛的話，所以彭真很信任劉仁。這兩位市里主要領導的作風都不是那種浮誇的、譁眾取寵的，吹牛拍馬的、阿諛奉承的。所以，在整個市委幹部中，風氣較正。我們叫彭真都是稱彭真同志，沒有叫彭市長、彭書記的。

　　問：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他回了趟山西，主要是去做什麼?

　　答：是看他母親去了，但主要目的是沿路考察農村的情況。我們從北京出發，走保定、石家莊，先後找了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開會，談農村經濟形勢。當時彭真想的是怎樣儘快恢復農村經濟。他的具體想法是，從分配政策上着手，要讓農民有餘糧，他在探索從政策上規定“三包”：包工、包產、包公糧，徵購定死，三年不變。如果徵購後還有餘糧，餘糧怎麼辦?除完成徵購數外，還可賣餘糧。怎麼賣?他提出1：3：3的比例，就是國家拿一成，公社拿三成，農民留三成，或採取其他比例，可以商量。他這次出去是按毛主席在中央全會上講的，要恢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精神。後來去了太原、曲沃、侯馬，他想聽聽老家的人講真話。他回了趟村里，住仍是住在火車上。他把老媽接到火車上，吃吃飯。他也去土窯洞看了看，看了他二弟、四弟;又叫安排和村幹部、村民見面，他被安排在一個大房子裡和約200個村民見了面。彭真講話說，幾十年沒回來了，回來看看大家，又講了經濟形勢、政策等。在講話中他說：這些年大家受苦了，因為我們犯了錯誤。他接着說：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馬克思犯過錯，毛主席犯過錯。他說：“誰不犯錯誤?毛主席自己講，我的錯誤一火車也拉不完。我彭真犯過的錯誤就更多了。”他在多種場合這樣說過。他說，這幾年搞的不好，大家吃了苦，我們有責任，黨中央有責任。以後會好起來的。這一次，他又講了他正在考慮中的徵購政策。在他講對錯誤他也應負責時，態度是真誠的。

　　他四弟在村里表現不好，欺負人，他當面批評了他弟弟，找到縣委書記，要求他們嚴格管他弟弟，不讓他胡鬧。他家裡人真是一點也沒沾他的光。他母親小腳，快80歲了。窯洞還是原來的，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