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記者問是否告密，袁世凱直言“哭笑不得”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1月13日15:33:0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戊戌之後的康梁等人，已經很難對於袁世凱在政治生命上的高歌猛進造成任何的影響，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國家的叛徒”，國內的多數臣民已經看清了他們意圖篡權的真實意圖。不過，袁世凱的“告密”惡名，在經惱羞成怒的康有為大加宣傳之後，被深深地刻入了歷史的最深處 　　老高按：轉貼又一篇關於袁世凱是否告密的文章，可供對此事有興趣的朋友，與前一篇《告密，還是沒告密——這還是個問題？》互相參閱。作者“宋儒孝南”這個名字比較特殊，讓人印象深刻，近年來他十分活躍，尤其是在“共識網”上，隔三岔五就能讀到宋儒孝南的文章，“明鏡歷史網”也轉載了不少。他這篇文章頗多“誅心之論”，又沒有依據有關史料進行充分論證，我並不贊成，不過不妨作為參考，讓我看到，百年來加諸袁世凱頭上的各種罪名，尤其是陳伯達撰寫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的蓋棺論定，已經分崩離析。 作為告密者的袁世凱 宋儒孝南，共識網 　　戊戌年9月18日深夜，譚嗣同來到法華寺見袁世凱，二人就“錮後”的問題展開談話，期間雖說譚以手槍相威脅，然而袁世凱還是答應他，如果這樣能夠拯救國家，那麼，讓袁世凱兵圍頤和園，不是不可以。 　　然而在譚嗣同走後，法華寺里發生的事情，卻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版本。 　　《康南海自編年譜》的說法是，譚嗣同走後，袁世凱便閉門不出，再不見客。他悄悄的跑到頤和園（康有為晚年說是派人傳信）告知慈禧戊戌黨人的政變事實，聽聞消息的慈禧為了爭取時間，在19日清晨匆忙趕回紫禁城。戊戌政變，宣告爆發。其後誅殺戊戌黨人，康梁流亡國外，而至百日維新宣告失敗，皆因袁世凱之為禍首。 　　另外的說法出現在《清實錄》以及袁世凱在事後補記並呈御覽的《戊戌日記》。譚嗣同走後，項城（袁世凱，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清廷封其為太子少保，故又稱袁慰亭、袁項城，袁宮保等等。本文中的項城、宮保，都指袁世凱。——老高注）起初既不想告密，也不想得罪老佛爺，於是他閉門謝客，直至次日政變爆發，他方慌忙找到榮祿，像“老師”求教解脫之法。於是榮祿暗示他立刻向太后告發戊戌黨人，既為自保，也是為了國家的軍事改革。於是才有了袁世凱如同“補課”般的告密奉上《日記》，也才有了所謂的戊戌黨人被“問責”的後話。 　　實際上，直到政變前夕，戊戌黨人仍然沒有明確的將矛頭指向袁項城，否則便他們便不會再關鍵的時候前去找慰亭幫忙。在康梁黨人的變法過程中，如果說康有為、譚嗣同是出力最多的話，那麼為了支持維新人士的黨團活動，袁世凱則是出錢最多的一個。在袁世凱看來，康梁所做的，應該是迅速看齊西方的好事，也是讓國家以最快速度走上立憲道路的扛鼎大事；他認為康梁將有這樣一番作為，因此在資金上，項城也是盡其所能，既是為自己在未來可能的政治利益的“蛋糕”之中不至一無所獲，也是為了國家至少是他的新軍能夠有個更好的前景。故康南海後來自稱在八月份便下了“錮後”、“殺袁”的決心，或者是他康有為沒有良心，將項城送給的銀子全部忘記，或者就是南海先生為了故意對立正在健康發展的“鷹派”首領，而為自己在海外的影響加分而故意說的謊話。 　　然而不管怎樣，戊戌之後的康梁等人，已經很難對於袁世凱在政治生命上的高歌猛進造成任何的影響，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國家的叛徒，國內的多數臣民已經看清了他們意圖篡權的真實意圖。 　　不過，袁宮保的“告密”惡名，在經惱羞成怒的康有為大加宣傳之後，被深深地刻入了歷史的最深處。兩年後，當有西方記者問及袁世凱“告密”之事，袁宮保直言：“哭笑不得。” 　　宮保可能確乎哭笑不得，因為他並不知道該如何向這位西方記者解釋自己當時的心境與行為。項城的矛盾在於，首先，他不知道那時的自己到底是資助了改革還是縱容了痞子；其次，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直到最後關頭還不願意告密，以至於差點使得戊戌黨人免於公正的懲罰；再者，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躺着中槍”。 　　對袁世凱而言，他是希望改革的。當南海會館裡響起第一聲講習變法精神的呼告，當《法蘭西政變記》被袁世凱大聲叫好的暢快讀完，項城似乎已經明白，自己應該支持這樣的力量，因為他們也許能夠挽救中國的命運。故而在維新黨團在京城活動期間，慰亭便派專人與之聯絡，並不斷的為之提供經費，甚至還將軍隊中存在的政治弊端寫成匯總交給南海會館討論。而當六月來臨，戊戌黨人在會試之後均被分派官職，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也在一種怪誕的氣氛之中逐漸展開。這時的袁世凱，對有關於他的政改指令予以堅決的執行，並且始終不渝的向維新黨人繼續提供着實際的支持。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並且隨着光緒皇帝的變法諭旨以每天三道的速度接連下發，袁世凱變得猶豫了。這到底是變法？還是別有用心的“愛國賊”在操縱政局？ 　　終於，令項城無法容忍的事情發生了，八月上旬，康有為竟然向光緒提出了“中、日、美”三家“合邦”的治國理念。這個治國理念意在三個國家之上再行成立一個“集團公司”，而三個國家統歸這個“集團總部”領導，這樣，便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分配，並間接的實現中國的真正“富強”。這哪裡是要改革？這是要亡國。 　　直到這時，袁宮保才看清了戊戌黨人的真正意圖。他們是想接變法之際，為自己在未來的政治利益中“預定”理想的席位。維新黨人根本不在乎“國家向何處去”，他們在乎的只是“自己向何處去”。袁世凱迷茫了，他也許沒有想到真正的維新黨人竟然是這般模樣，出於最後的信任，她還是決定暫不將實情向朝廷說出，因為即便目的不純，如果他們能為國家做事，那其效用則還是積極的。因此，也才有了後來直到政變前夕，戊戌黨人依然尊奉演宮保為其“大佬”的說法。 　　但直到最後，維新派也沒做出一件令袁世凱感到滿意的事情。他們竟然要直接斬斷大清帝國的改革命脈，亦即要“錮後”而架空光緒，以行篡權之實。這已經不再是政改，而是政變。故當譚嗣同找到袁世凱，希望在其幫助下“兵圍頤和園”時，袁世凱雖然嘴上答應，但心裡卻十分矛盾。他既想給改革派留下最後的餘地，同時又知道幫助他們做事會招來怎樣的後果？更會對國家造成何等危害？因此，他只能用不行動，而代替任何的行動，坐觀其變。 　　其實，在整個戊戌政變之中，應當被康南海罵斷脊梁骨的，應該是甘軍的統帥董福祥。他奉旨率先帶兵進京，並且在京城內大肆搜捕維新黨人，造成了許多的冤假錯案；然而，也許是出於更大的恨意，康有為將矛頭對準了他心目中的“叛徒”袁世凱。故而戊戌之後，對於維新派“懷有深厚感情”的袁宮保在保皇黨的口水之下“躺着中槍”。 　　袁世凱怎麼也想不通，自己支持的本該成為政改“中堅”的維新派為何對自己的苦心就是不領情？而自己在看清維新派“篡權”、“禍國”事實後的告密，為什麼也被提前了兩天？不過，他能想通的問題在於，維新派之所以拿他當作戕害改革的禍首，也許是因為他在這場政變之後，“因功”而被擢升為了山東巡撫，進而直隸總督，權勢達到了難以企及的地步。 　　袁世凱成為告密者，在康南海內心的深處，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項城達到了他康南海最想達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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