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和鄧小平(資料圖)

　　大年初一出訪

　　1979年1月28日清晨，一行車隊悄悄駛出中南海，直奔首都機場。

　　這天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春節。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農曆的大年初一一般是不出遠門的，一家老少團聚，要熱熱鬧鬧過年。但有一個人，卻選擇在這個時候進行一次跨越太平洋的遠行。他就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中美正式建交27天后出訪美國。這是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

　　鄧小平的出訪，是應此前中美建交談判中美國總統卡特發出的邀請。選擇在這一天出行，是鄧小平的主意。中國人的大年初一，要說吉利話，做吉利事。有人說，這表明鄧小平十分看重這次出訪，他這是在為國家圖個吉利。

　　由於當年條件所限，加之航程較長，鄧小平此次起程就出現了小插曲。

　　按原計劃，專機航線從北京起飛，經停上海，取道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最終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總距離14300多公里，計劃飛行16個小時。根據國際慣例，凡國家間沒有建立通航關係的，應由對方派出領港人員為專機領航。中美雙方商定，美國政府派出兩名領港人員提前一天抵達上海虹橋機場等候，在專機經停那裡時，接上他們，直飛安克雷奇。

　　這天上午8時30分許，艙門關閉、舷梯撤離，飛機準備起飛。鄧小平隔着舷窗，向為他送行的副總理等人揮手告別，示意大家離去。 正在這時，隨行的一位民航局負責人向他報告：“鄧副總理，現在上海突起大霧，飛機暫時不能起飛。”鄧小平眉頭微微一蹙，說：“這麼多的老同志送行，等久了怎麼受得了(冷)啊!”

　　有人建議說：“能否先將飛機滑出去，等送行的首長和同志們離開後，再滑回來。”鄧小平欣然贊同。

　　經機場指揮員同意，飛機啟動，在跑道上轉了一圈。當送行的人全部離開後，飛機又滑回原處。這時指揮台報告說，上海的大霧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

　　鄧小平低頭看了一下手錶，臉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國方面的計劃已經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誤了行程那怎麼成啊?!”

　　“我們馬上想辦法，採取措施，爭取儘快起飛。”民航負責同志說。

　　經空軍和民航方面反覆權衡，最後決定：飛機多加些油，立即起飛，直飛東京。途中必然經過上海上空，倘若上海機場天氣好轉，則降落上海，接上美國領港人員，飛機按原定方案飛行;如果上海天氣仍舊不好，就直飛東京，在東京加油後飛往美國首都華盛頓。

　　9時45分，波音707專機終於從首都機場騰空而起，朝上海方向飛去。

　　飛機越過山東上空後，陸續收到上海方面發來的天氣實況報告：大霧正在消退，能見度逐漸好轉，200米，800米，1100米……“太好了!”飛行員們一個個露出笑臉。

　　後來雖然上海的霧氣又有所加重，一個多小時後經過兩次降落，專機終於安穩停靠在虹橋機場。

　　飯桌上一個輕鬆的約定

　　1月29日凌晨4點半(美國東部時間1月28日下午3點半)鄧小平乘坐的波音707專機抵達華盛頓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機場。

　　此時，華盛頓正是大雪飄揚，這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好兆頭——“喜降瑞雪”。當鄧小平滿面笑容走下飛機舷梯時，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迎上前去同他緊緊握手。

　　鄧小平在下榻的布萊爾大廈稍事休息後，便於當晚趕到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出席了他別具風味的家庭歡迎晚宴。

　　這次晚宴，是在幾個月前布熱津斯基訪華期間就預訂好了的。

　　布熱津斯基，時年51歲，在卡特執政的4年間一直擔任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是這一階段美國對外政策和對外事務的主要決策人和參與者，在促進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5月20日，布熱津斯基奉卡特總統之命來北京商談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

　　這是布熱津斯基第一次來中國。第二天下午4時，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布熱津斯基。談了兩個多小時。

　　一見面，鄧小平就問道：“一定很累了吧?”布熱津斯基回答：“我的勁頭很足呢!”他還說，在來中國之前閱讀了鄧小平同美國主要政治家和參議員的談話記錄。

　　鄧小平說：“美國朋友我見得不少，中國問題不難了解，你從過去的談話記錄中可以了解我們的看法、觀點、主張，直截了當。毛主席是軍人，周總理是軍人，我自己也是軍人。”布熱津斯基說：“軍人說話就是痛快，我們美國人也是以說話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們不會覺得美國人不容易理解或者美國不容易理解。”

　　話題馬上轉到中美關係正常化上面，這個問題布熱津斯基在同中國外長會談時繞過去了。這時他對鄧小平說，美國方面準備就實現雙方關係正常化開始“積極的會談”。卡特總統要他帶話給鄧小平：“我們準備認真地談，不光是談國際形勢，也不光是談如何採取並行不悖的行動來促進共同的目標和排除共同的危險，而且要開始更積極地談關於我們雙方當前關係的問題。”布熱津斯基說，他奉命向中國確認，美國接受中國的一些條件，並再次肯定美國上屆政府向中國所講的一些意見。“我願意把我到北京後講過幾次的那句話再重複一遍：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已經下定決心了。”

　　鄧小平說：“問題還是下不下決心。只要卡特總統下決心，我看問題是好解決的……你認為怎樣才能實現關係正常化?”

　　布熱津斯基接着做了一個長篇答覆，表示美國將信守“上海公報”，遵循只有一個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自己的事這條原則。但他又說，美國還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要解決，即使實現了美中關係正常化，“我們對台灣的安全義務還要繼續下去”。布熱津斯基建議雙方從下個月開始就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高度保密的談判。

　　鄧小平馬上代表中國接受了這個建議，他還追加了一句：“我想這個問題就這樣定了。我們期待着卡特總統下定決心的那一天。咱們談別的題目吧。”布熱津斯基說：“我已經對您講過，卡特總統已經下定決心了。”

　　鄧小平最後說，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對兩國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兩國關係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質不同。在經濟領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響。談到正常化問題，我們觀點很明確，三個條件：斷交、撤軍、廢約。這三個條件都涉及台灣問題。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一個主權問題。日本方式是我們能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謂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條件下，我們同意日本同台灣之間商業、人員繼續往來。自“上海公報”發表以來已經5年多了，這個問題差不多討論了5年多。我們多次明確闡述了我們的立場。要中國承諾只能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說不行。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其他國家無權干涉。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那是中國自己的事，你們表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希望，你們可以說你們的話，但作為條件不行。

　　鄧小平語言犀利，直指雙方會談問題的實質。

　　這次會見，鄧小平給布熱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布熱津斯基後來回憶說：“別看鄧小平身材矮小，膽識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氣勃勃，機智老練，思想敏捷，談笑風生，氣派很大，開門見山。一席話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屢經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懷和魄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夠得上是一位老謀深算、可以放心與之打交道的政治家……如果以為我們會談中唇槍舌劍爭論很激烈，那就錯了。爭論是有的，但總的精神是積極的，而鄧關於關係正常化問題所講的話沒有像中國外長所講的那麼僵硬。雖然鄧在實質上沒有作什麼讓步，但伍德科克(時任美國駐華聯絡代表團團長)和我都感覺得到他的態度可能有所鬆動，特別是鑑於他未反駁我關於美國和台灣關系所講的某些話。晚上吃飯時繼續會談，談話中漸漸扯到個人。我們談到各自的家庭。鄧不斷地把山珍海味往我盤子裡添。我們頻頻互相祝酒。鄧暗示他有興趣於將來訪問美國。他還神秘地說，他擔任領導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時間，言外之意是想加緊推動美中關係的進程。我對他說，我希望能在華盛頓自己的家裡設宴答謝他。鄧微笑地接受了。”

　　三個孩子當家宴服務員

　　鄧小平說話算數，幾個月後，他來到布熱津斯基家踐約。

　　為了辦好這次晚宴，布熱津斯基一家幾天來一直忙個不停。他的夫人精心選擇了菜單，親自烹製了具有濃郁美國風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水果沙拉等等。他則負責選購了滿滿一櫃各色美酒。宴會開始前幾個小時，他忽然想起中國人好喝烈性茅台酒，擔心自己這一櫃酒不夠客人暢飲，便又急如星火地打電話到白宮，讓他的部下馬上再捎一些來。布熱津斯基還別出心裁，讓他的三個孩子——伊恩、馬克和米卡充當宴會的服務員。

　　晚宴開始後，觥籌交錯，笑語聲聲。酣暢之間，布熱津斯基當眾發表自己的高見說，中國人和法國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所有其他國家。

　　鄧小平反應很快，不置可否卻又頗為自得地接過話頭道：“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中國的飯菜最好，在歐洲，法國的飯菜最好。”

　　這話立時獲得了一片讚許聲。

　　在談到兩國關係時，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說：“卡特總統由於決定和中國關係正常化，他在國內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難。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許多困難吧?”

　　鄧小平呵呵一笑，隨即答道：“是呀，我也遇到困難，台灣省也有人反對嘛!”對鄧小平的機智，大家會意地報以熱烈的掌聲。

大約1年前，由於國務卿萬斯抱怨布熱津斯基的一些公開言論妨礙了他有效地發揮作用，卡特總統一 度降低了布熱津斯基的形象，要他躲在幕後，這種情況直到布熱津斯基參加了中美建交談判才有所改變。這次鄧小平光臨他家，分明是在公開讚揚布熱津斯基對促進 中美關係正常化所作的貢獻，這給他一家帶來了極大的榮耀。幾天后，他在辦公室會見記者時，還異常激動地說：“在你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感到驚奇。一個 十億人大國的領導人到達美國後僅兩小時就到我家裡赴晚宴！……我是說，這的確相當令人驚奇！”

後來，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也動情地描述了這次家宴的情形。他寫道：

鄧小平的訪問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人情味兒。這是他第一次訪問美國，他和夫人以及主要的隨行官員 驅車從賓館來到我在弗吉尼亞州麥克林鎮的家裡吃飯。我很高興能以家宴來招待他。我請了我的部屬奧克森伯格，以及萬斯、伍德科克、霍爾布魯克（助理國務卿） 等作陪。那天的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由我的幾個孩子端菜服務。吃的是美國飯菜，喝的是上等的蘇聯伏特加酒，這酒是多勃雷寧（蘇聯駐美國大使）以前贈送給我 的。我對鄧小平說，我用勃列日涅夫所喜歡的佳釀向他敬酒。鄧聽了哈哈大笑。

可是那天晚上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一場虛驚。鄧小平一行人的車子已經到了我家門前，我正走出去迎接 時，起居室壁爐的煙道堵塞了，屋裡頓時濃煙瀰漫。我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向鄧及其一行表示歡迎，用雙手同他們一一握手，而我的妻子穆斯卡和奧克森伯格等手忙 腳亂地把幾台電扇搬來放在窗旁，把煙扇出去，同時把起居室的門緊緊關上，不讓煙擴散到房子的其它部分。鄧小平夫婦不顧旅途勞頓，整個晚上都興致很高。鄧還 表現了出眾的機智。

1979年2月5日，鄧小平圓滿完成訪美之行，回國後一直和布熱津斯基保持着友好的聯繫。

1981年7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剛剛卸任的布熱津斯基，並就重大的國際問題和中美雙邊關係問題進行了友好的交談。

會見中，布熱津斯基向鄧小平轉達了卸任總統卡特的良好祝願。鄧小平請布熱津斯基回國後轉達他對卡特和蒙代爾的問候。在會見中，鄧小平還回憶了布熱津斯基1978年5月訪華期間的一些情形，他對布熱津斯基說：“那時，你和我共同克服了最後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