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毛澤東時代的兩幅真實畫卷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2月11日18:38:5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繼各地農村都出現大批人吃人的現象之後，又在城市出現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的現象，中國學者謝泳指出：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裡，突然出現異常的知識分子自殺高峰，這是人類的恥辱。深入研究這一現象，有助於了解毛時代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老高按：最近接觸到兩個資料，讓我心裡非常難受。第一個，是上個月採訪遠在北京的《紐約時報》簽約攝影師杜斌，請他談他編定、剛剛出版的一本書《毛澤東的人肉政權》（明鏡出版社）。我讀過這本書，匯集的全是人吃人的資料。人吃人——不是比喻，不是象徵，而是一度在全中國各地發生的史實。本來淳樸善良、雖然窮困卻還享有天倫之樂的普通農民，竟飢不擇食，泯滅人性，割屍體、殺活人、吃親人……不是一例兩例，而是數百例、上千例、無數例，真是不忍卒讀！ 　　杜斌告訴我，他搜集這些資料，心情始終很不好。理智上他覺得這麼多駭人聽聞的悲慘實例需要讓更多人、尤其是被封鎖了信息的中國人知道；另一方面，他在感情上卻沒法接受。 　　我非常理解他。在日寇南京大屠殺期間救助了上萬中國婦女兒童的明妮·魏特林，最後被死亡的暴行和慘劇擊倒，精神崩潰而自殺；華裔女作家張純如，採訪寫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也受到很深的刺激，最終也飲彈自盡……而眼前這些史料，也同樣慘絕人寰。我們悲憫被吃的人，卻無法痛恨吃人的人——他們也是受害者，而且其中許多人，最終也沒有能活下來——而會追問：驅使人相食的罪魁禍首是誰，社會制度根源何在？ 　　第二個資料，是前幾天讀到廈門大學教授謝泳的長篇文章《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又是成百上千個悲慘的故事！ 　　社會下層的農民在極度飢餓中被吃或者吃人，被視作“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則是在嚴酷的迫害中被逼自殺以求解脫——這是迄今仍有很多人懷念甚至呼喚的毛澤東時代的兩幅真實畫卷。 　　對杜斌的專訪和他的書的篇章的摘錄，即將在《新史記》下一期刊出。這裡轉載謝泳文章開頭的說明和有關“文革”期間自殺的段落。 1949年至1976年間 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 謝泳，愛思想網 　　自殺是一個常態社會中始終存在的現象，本身並不足為奇。之所以考察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情況，是因為這一期間此類人士的自殺人數驚人。一個社會突然出現大量的自殺現象，特別是知識分子自殺，顯然是不正常的。這種自殺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正常社會裡常見的自殺原因不同。因此，本文不會從社會學觀察通常的自殺現象的視角來分析上述情況，而是通過剖析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來研究這一現象的發生。 　　本文選擇的研究時段為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上這一時代可以被稱為毛澤東時代。文中涉及的主要案例起自1950年，截止於毛時代結束之時。由於中國大陸有關的檔案尚未解密，所以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檔案檢索而統計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自殺的完整人數（在檔案開放的情況下這並不難做到）。本文只能根據有關的回憶和有限的訪談及調查，選取一部份知識分子的自殺情況作為研究的基本材料。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材料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一，當事人的回憶錄和相關的回憶文章；二，筆者對死者家庭的訪問記錄及朋友提供的材料；三，《內部參考》，此刊物為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輯的內部參考資料，1949年9月22日創刊，每日一期，供主要官員了解國內國際動態，本文注釋均註明引文出處之期號和頁碼。需要說明的是，1949年至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多數人並不知名，但由於相關資料極難收集，所以本文據以分析的知識分子自殺資料偏重於知名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學者、名演員、科學家、大學生等。 　　一、不同時期的的自殺現象 　　1. “反右”之前（略） 　　2. “反右”期間（略） 　　3. “文革”期間 　　“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最高峰，反右後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運動而導致大量自殺的現象又開始集中出現。僅湖南省道縣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間被迫自殺的即達326人；文革期間，零陵地區的自殺人數達到1397人[17] 　　在文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據那裡的教師敘述，當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現後，全校被關被斗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筆者曾看過的一個材料說，僅在北京大學，“文革”初期和工宣隊進駐期間，自殺的著名教授就有24名。[18] 北大歷史系共青團總支書記、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的吳偉能文革中曾經是“左派”，擔任了歷史系文革委員會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他悄悄離開了“學習班”，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死後第二天，北大歷史系召開了針對他的批判會，給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在吳偉能的屍體被發現時，圓明園的那個池塘里還有三具屍體，其中有一對夫婦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老師。[19] 　　其實，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國，豈止是北大一校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清史專家、副系主任傅洛煥看到大字報和遭到鬥爭會攻擊後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殺。文革時天津有一陣子自殺成了風，據說是由市委書記萬曉塘、副書記王亢之的自殺開的頭。一位天津的老大夫告訴筆者其親自目睹之事：1966年8、9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他在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上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會見到兩、三具。由於人們普遍見過投水自殺的屍體，以致於北京市民中流傳着一種說法，不用看死者的面容，僅看屍體浮起時的狀態就知道死者的性別，女的仰着，男的趴着。這種生活經驗大概是中國人獨有的。 　　“文革”中自殺現象與以往不同的一個特點是，隨着政治運動向社會各階層全面延伸，其殘酷程度越來越高，自殺行為也蔓延到了社會各階層，不再集中於某幾個階層。從大學到中央機關，從普通工人到中小學生，都有人遭到或懼於政治迫害而自殺。[20] 但迄今為止關於這一時期自殺的記錄始終是零散的。[21] 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怪的特點，即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筆者居住的大院裡“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文革中的自殺行為一直延續了幾年，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材料，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即達一萬多人。由於關於文革的資料和回憶錄比較多，讀者可以從許多出版物中找到類似敘述，這裡就不再進一步說明了。 　　二、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分析與評價 　　在已收集到的1949至1976年間自殺者的案例中，以知識分子的自殺最引人注意。下面的分析以筆者選擇的部份知名知識分子的案例為基礎[22]，這一名單與上一節注[21]的自殺名單基本不重複。在這一名單中的知識分子多數是本世紀上半葉的大學畢業生，不少人曾留學國外，多半學有專攻，是各自學科或領域內的骨幹，也可以說是民族的知識精英。他們在中共建立政權時都留在大陸或在中共建政後特地從海外回國，投身祖國的科學文化建設事業。他們是愛國的，並非中共的政敵，不少人甚至就是中共早年的黨員和重要幹部。但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這樣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政治打擊的對象，使得他們走上了絕路。 　　1. 39例自殺案例的歸類分析 　　為找出自殺現象的共性特徵以研究其成因，筆者曾按下列項目分析對比過名單中的案例資料：1.自殺的具體時間和地點。2.自殺的具體方式（如跳河、跳樓、跳煙囪、跳海、跳井、跳糞坑；自縊；打開煤氣；服過量安眠藥；觸電；切斷動脈；臥軌等）。3.自殺的直接動機。4.生前工作單位。5.生前經濟狀況(主要指收入)。6.自殺前的身體狀況(是否患有疾病)。7.自殺時的婚姻狀況(主要指是否與配偶不和)。8.自殺時與子女的關係。9.自殺時的年齡。10.自殺後單位的結論。11.自殺者家族成員中有無自殺史。12.其它特殊情況。 　　經過歸納分析後，發現了如下特徵： 　　第一，在諸種自殺方式中死者通常選用最簡單、成功率較高的方式，如跳樓、自縊，這表明知識分子自殺時的絕望程度和必死的決心。他們選擇的自殺方式還受制於物質條件的制約。例如，只有少數人選擇打開煤氣的方式，且集中在家庭煤氣使用率較高的上海；自殺的高級官員中多採用服安眠藥的方式；而其它自殺者則往往選擇自縊和跳樓等痛苦或慘烈的方式。[23] 　　第二，自殺者中，除少數人外（老舍67歲、饒毓泰77歲、盧作孚69歲、王重民73歲、周瘦鵑67歲），其餘35人的年齡約在45歲至55歲之間。自殺者的這一年齡特徵說明，自殺的知識分子中以年富力強、正處在事業高峰期的中年人為主。例如，其中有張宗燧、饒毓泰，謝家榮、湯非凡四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饒、謝兩位還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還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國學大師。這個年齡段的人一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既然處於這一年齡段的知識分子有較多自殺者，說明社會生活是極不正常的，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絕路上，一般情況下其自殺動機本來可能會比其它年齡段的人低。 　　第三，自殺者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作協文聯、藝術團體，這些職業恰恰是“思想改造運動”、“反右”和“文革”的矛頭所向。 　　第四，自殺者中有不少是夫妻雙方同時自殺，如翦伯贊夫婦、傅雷夫婦、吳晗夫婦、聞捷夫婦、劉盼遂夫婦、劉綬松夫婦、楊嘉仁夫婦、田保生夫婦、李紱夫婦、張宗穎夫婦。這種現象說明，這些自殺者的婚姻狀況良好，他們選擇這種方式反映了夫妻雙方對自殺身死有高度認同。 　　第五，絕大多數自殺者的家族中都沒有自殺記錄，從自殺者的性格、年齡、經濟、婚姻狀況里，都找不到明顯的自殺理由。由此可以推測，這些自殺現象的原因與社會學通常對常態社會裡自殺現象的假設不同。 　　2. 自殺現象的原因解析 　　著名社會學家愛米爾·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曾對自殺現象做過系統的研究[24]，他從對宗教活動、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體的研究中，將自殺的類型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利己型(egoistic)，這類自殺的根源在於個人未與社會融為一體；第二種為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即自殺者出於高尚的信念，如為宗教信仰或義無反顧的政治忠誠而貢獻自己的生命；第三種為動亂型自殺(anomic)，它的產生是由於個人缺乏社會約束的調節，個人需求和欲望的實現受到了社會的制約。杜爾凱姆將自殺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因素的思路，給人們很大的啟發。他認為，自殺與社會環境有關；正是從自殺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才能找到某人自殺的根源和背景。 　　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狀況，恰好能從它們發生的社會環境中找出根源。但是，導致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的原因與杜爾凱姆的分析並不吻合。因為，杜爾凱姆所描述的是常態社會中自殺現象的一般規律，而筆者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卻是一個非常態社會中知識分子自殺的奇異現象。杜爾凱姆有關自殺的理論難以解釋中國的這種自殺現象。僅在分析某些個案時，杜氏的理論或許有參考價值。 　　在1949年至1976年間自殺的大批著名知識分子與他們所處的社會之間，本來並不存在特別的緊張和衝突，但是，在當局有意識地引導操縱下，形成了一種對知識分子強加政治壓力的社會政治環境，這種壓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達到了高峰，而知識分子的自殺率則與這幾年政治運動中的政治壓力高低完全成正比例。在已知案例中，自殺的時間集中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這三次高峰，這些自殺高峰與當時的三次幾次政治運動的高潮期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這些政治運動的實質。 　　這一時期出現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還帶有明顯的突發性和傳染性。當許多人處於幾乎相同的政治壓力之下時，個別自殺者的行為具有對其它社會成員的某種暗示性，而別的正感到恐懼的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這一暗示，而選擇相同的結局。例如，1966年9月3日著名音樂家傅雷夫婦自殺後，僅過了三天，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殺；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該音樂學院鋼琴系系主任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25]；隨後，該院的音樂理論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陳又新也相繼自殺。 　　在這二十多年裡，有這麼多的知識分子選擇自殺的道路，確實是令人吃驚的。從這些案例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自殺的原因。 　　首先，這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制度產生了一種嚴重威脅知識分子生存的氣氛。在自殺者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義理想、並有留學和國外生活背景的知識分子為多。這些知識分子曾經感受過自由社會的生活方式，他們回國前或者對中共的制度不了解，或者是對這一制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結果國內現實的政治環境與他們所期待和願意接受的顯現出巨大的差異。發現受騙上當後，他們的內心可能長期處於複雜的矛盾狀態下而無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臨的政治打擊，就很可能導致他們的精神崩潰。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當年從香港回到中國的三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姜永寧、容國團和傅其芳，最後全都選擇了自殺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識分子本來是可以選擇離開中國大陸的，由於對新政權抱有幻想而留了下來。當後來他們面臨政治高壓時，或許會對自己當年的選擇有一種追悔莫及之感，這也是令他們走上自殺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次，五十年代初期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產生了一種媚上賣友、不擇手段打擊同事甚至親友的極為惡劣的政治文化，而且這種政治文化被冠上“革命”的旗號而受到政府鼓勵。社會當中充滿了對立，中國社會中傳統的友情被無條件對黨和幹部的效忠所替代，正常的社會人際關係受到很大的破壞。這樣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也是這些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從以往早已習慣了的比較自由的社會環境落入這樣惡劣的社會環境，並且毫無選擇地不得不在其中生存下去，使許多知識分子的身心受到摧殘，個人與社會的緊張關係無法通過任何渠道釋放出來。人際關係的普遍惡化，甚至使家庭、親戚、甚至長幼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異化。知識分子自守的個人道德和人格，無法對抗這種由政權強加給整個社會的無道德化，因而他們會有孤立無援之感。長期生活在這樣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氣氛中，讓許多正直而潔身自好的知識分子產生厭世的社會心理，這是自殺現象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 　　再次，五十年代以降，社會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日益取代、甚至消滅了傳統的日常文化生活；人為地製造階級對立，使整個社會普遍缺少人道主義精神；由於取消了教會，使一切與教會相關的博愛觀念都淡化了。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人都自顧不暇，甚至人人自危，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社會成員也普遍失去了人類本應有的同情心。在這種情況下，絕望而有可能走上絕路的人們以及已經自殺的死者，不但得不到別人的關心和愛護，反而受到更嚴酷的打擊。從本文列舉的自殺案例中可以發現，某人自殺後，其所在單位往往不會放棄對他們的批判，他們的多數在“畏罪自殺的”名義下而被罪加一等。巴金曾說過：“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功擊死者。”[26] 不僅在社會基層如此，黨政高層也毫不關心絕望者的命運。毛澤東就曾對他的醫生李志綏說過這樣輕鬆的話：“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對自殺現象缺少起碼的人道關懷，也是加劇自殺現象激增的原因。 　　第四，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自殺率，與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間政治運動中對他們人格的惡意侮辱有關。從已知的自殺案例中發現，自殺者往往相對地集中在這樣幾個社會群體，即大學教授（學者）、作家、大學生、名演員。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和日本，作家自殺的情況比較為人熟知，而歷史上中國作家卻很少自殺。[27] 為什幺在特定歷史時期在這些知識分子中卻集中出現了一個自殺的高峰呢？其原因只能從那一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從案例中發現，當時對知識分子的人格污辱有時甚至超過了政治迫害。比如，當年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夫婦就是在被人當面扇了耳光之後自殺的，其它諸如老舍、傅雷、翦伯贊等都有類似情況。知識分子是高度自尊傳統上也受到社會充份尊重的社會群體，只是到了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才史無前例地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有系統、刻意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這是許多知識分子自殺的直接原因。 　　最後，自中共建政以來，除了連續不斷的政治高壓外，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也迅速縮小，他們一旦受到打壓就只有死路一條。知識分子以傳播思想文化為職業，但1949年後完全取消了新聞和出版自由，逼着知識分子只能依賴現存體制生存。同時，政府壟斷了幾乎一切知識分子可能就業的場所。如果知識分子被這個體制所排斥，他們將再也無法以自己的知識技能謀生，而只能去從事體力勞動；而對一些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來說，失去了原來的職業，他們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數知識分子受迫害後的絕望正是由此而生的。這種為了明確的政治目而塑造的嚴酷的生存環境，是導致這一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現象急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這一時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既不同於帝俄時代的流放，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謫貶。在那樣的時代裡，在皇權之外還有民間社會，被正統貶斥並不意味着在民間無法生存。而在1949年至1976年間，民間社會基本上消失了，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後根本就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當時對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處理方式通常是兩種，一種是將其下放到最為貧困的地區，另一種是將其遣返回鄉。兩種方式都以急劇改變知識分子的生存條件為特點，從肉體和物質上進行雙重折磨。前一種方式把原來生活狀況尚屬中上的知識分子（其中許多習慣於南方氣候）送到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等地最偏僻的鄉間，故意從物質條件和精神狀態兩方面長期折磨他們，目的是要讓思想上比較獨立的知識分子臣服。後一種方式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則是雙重的，中國有榮歸故里、衣錦還鄉的文化傳統，但把來自農村的、好不容易才從鄉間掙扎出去的讀書人遣返回老家，讓他們戴着右派、歷史反革命、特嫌、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在故鄉的前輩、親戚、朋友面前認罪，是對他們的尊嚴的最後的嚴酷打擊。在1949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裡，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打擊方式已經成為一種受到主政者鼓勵的政治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裡，這無形中對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時考慮最終出路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 　　三、結論 　　在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出現的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的現象是人類的恥辱。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於了解毛時代給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這一時期其它階層的生活狀況。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裡，突然出現異常的知識分子自殺高峰，這個現象從反面證明，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不僅具有摧毀社會傳統的能力，而且對知識分子懷有特殊的敵意。本文所研究的自殺現象對中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極為明顯的，而且為禍之久，至今仍未消失。知識分子的大批自殺與打擊知識精英的其它結果一起，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科學技術和人文藝術的正常發展，造成了學術文化發展的斷層，進而妨礙了現代化的進程。這些損失可能是永遠也補不回來的了，何況這一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束縛着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由此就更可以體會到堅持類似研究的意義。 　　注釋： 　　[17] 見《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轉引自《大時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第8版（廣州）。丁抒認為，“文革”初期自殺者約有20萬人，他提供了幾個具體數字：湖南大學在文革期間的“清隊”中有18人自殺；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有4人自殺，包括從美國回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殺的達59人；上海市南匯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41人自殺；青海省貴德縣“一打三反”中有14人自殺；陝西省安康縣“一打三反”中有12人自殺。（金鐘主編的《共產中國五十年》第216、222、223、225頁，開放雜誌社，1999年，香港）。目前關於“文革”中自殺人數的估計都是不準確的，因為官方不開放相關的檔案。 　　[18] 北大教授季羨林在回憶“文革”時，對於這個時期的自殺現象曾有特別的感慨。他寫道：“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幹部。第一個就是歷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將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干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我總的印象是，開始是‘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標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第二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總支書記程賢策。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殺了。他的罪名按邏輯推斷應該是‘走資派’，他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這個槓槓。他挨過批鬥，六一八斗‘鬼’時當過‘鬼’，在校園裡頸懸木牌勞動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這些‘待遇’他實在無法忍受，一時想不開，聽說是帶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敵敵畏，離家到了西山一個樹林子裡。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後再把敵敵畏灌下去，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藥以後，胃內像火燒一般，一定是滿地亂滾的情況，渾身就汗毛直豎，不寒而慄。我還想到了一些別的人，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外而死。這都是聽說的，沒有親眼見到。類似的事情還聽到不少，人數太多，我無法一一想到了。每個人在自殺前，都會有極其劇烈的思想鬥爭，這是血淋淋的思想鬥爭，我無法想下去了。我的思緒在時間上又轉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當時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並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志在必死，在水深只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裡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系姓方的教授用刮鬍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能樣搶救也無濟於事，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從來沒研究過自殺學，可現在非考慮不行了。我原以為離開自己很遠很遠、與自己毫不相幹的事情，現在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了。我決無意於創建一門新的‘邊緣科學’，自殺學或比較自殺學。現在是箭在弦上，非創建不行了。凡是一門新興學科，必有自己的理論基礎。我在別的方面理論水平也很低，對於這一門新的比較自殺學，我更沒有高深的理論。但是想法當然是有一點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現在就公開出來。”見季羨林的《牛棚雜憶》第74、78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北京。 　　[19] 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教師王友琴的回憶。 　　[20] 例如，外交部幹部凌其翰敘述道：“田保生是我在國民黨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嚴重的衝擊，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與夫人雙雙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第202至203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又如，1966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學的語文老師石之宗在龍潭湖投水自殺，北京市第八中學歷史老師申先哲也在被毆打後自殺；兩年後，在新一輪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歷史老師梁希孔、北京市第六中學的歷史老師焦庭訓，相繼自殺；吳晗的女兒吳小彥在文革的迫害中於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她又被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自殺。（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教師王友琴的回憶）。 　　[21] 筆者整理的文革時期部份自殺者的名單、自殺時間、自殺方式及部份相關記錄之出處如下：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藥）、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1966年7月10日）、公安部長李震（自縊於公安部大院的防空洞裡，見高建國的《顧准全傳》頁724，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徐冰（1968年）、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藥）、紡織部副部長張琴秋（茅盾弟媳，沈澤民遺孀，跳樓）、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和南京師院黨委副書記李敬儀夫婦（1966年8月3日）、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俞大因（1966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副秘書長余心清（1966年9月4日，切斷動脈）、天津市委副書記王亢之（1968年2月）、學者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南開大學黨委書記高仰雲（1966年，跳河）、哲學家李達（1966年8月24日）、電影劇作家海默（1967年）、電影藝術家應雲衛（1967年1月26日）、復旦大學教授周予同、華東師大教授姚啟鈞（1966年8月4日）、電影演員舒繡文（1968年，在獄中）、著名民主人士黃紹宏（1966年8月）、物理學家趙九章（1967年）、作家孔厥（1966年，投水）、名演員趙慧深（1967年12月）、王達仁（見《吳宓日記》，第9冊，頁464，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黃操良（見藍翎，《龍捲風》，頁121、124，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經濟學家沉志遠（見《徐鑄成回憶錄》，頁303，三聯書店，1999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沉乃璋（1966年10月6日，服毒，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北京大學中文系62級學生沈達力（生前被打成“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動學生，1966年3月17日，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1966年10月18日，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中共新北大領導小組負責人崔雄昆（1968年，投水）、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楊復明（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陳同慶（1968年8月28日，服毒）、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1966年12月16日）、作家馬寒冰（服毒）、作曲家李劫夫（1976年）、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樓）、郭民英（1968年）、鋼琴家顧聖嬰（與母親、弟弟一起，開煤氣，見顧訓中的“想起了顧聖嬰”，1998年3月23日上海《文匯報·筆會》第8版）、良卿法師（見“良卿法師自殺之謎”，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上海市北郊中學體育教師薜壽虎（1967年，與其妻及4歲、6歲的兒子一起，開煤氣，據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袁進先生回憶）、《大公報》記者劉克林（1966年8月，見劉自立的“父親──“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幻滅》，《北京文學》1999年6期）、施濟美（自縊，見黃世瑜的“記憶中的施濟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上海《文匯報·筆會》12版）、乒乓球運動員姜永寧（自縊，見者永年主編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 1998年）、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傳綱（1966年，服大量安眠藥，見陳四益的“傳綱之死”，1999年2期《隨筆》雜誌頁80）、教師蔣蔭恩（自縊，見唐振常的“舊稿舊事──憶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匯讀書周報》3版）、學者閻簡弼（倒入卡車輪底，見趙儷生的《籬槿堂自敘》頁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學者黃少荃（自縊，見趙儷生的《籬槿堂自敘》頁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汪璧（顧準的妻子，吞服大量消毒用的“來沙爾”藥水，見高建國的《顧准全傳》頁588，上海文藝出版社）、佟靄成（自縊，見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頁193，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珠江電影製片廠編劇孫笑林（1967年，自縊，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納女士回憶）、珠江電影廠演員黃玉中（1968年，跳樓，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納女士回憶）、武漢大學教授楊端六（1966年）、天津河北梆子劇院著名青衣演員韓俊卿（服毒）、復旦大學哲學系總支副書記郭仁傑（1967年，見葛劍雄的《悠悠長水──譚基驤後傳》頁19，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南開大學外語系教授吳恕求（1966年7月9日，服毒，據南開大學張漢如教授回憶）、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陳天池（1968年12月20日，自縊，據南開大學張漢如教授回憶）、南開大學經濟系講師孫兆祿（1969年1月24日，跳樓，據南開大學張漢如教授回憶）、南開大學數學系講師孫鳳池（1971年4月25日，自縊，據南開大學張漢如教授回憶）、北京大學西語系教師吳興華（1966年，斯坦福大學教師王友琴回憶）、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教師徐月如和程遠（1968年，斯坦福大學教師王友琴回憶）、北京大學西語系西班牙語教師蒙復地（1968年，斯坦福大學教師王友琴女士回憶）、上海市北郊中學高中學生李大申（1975年，跳樓，斯坦福大學教師王友琴女士回憶）、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王祖華（撞向汽車，見謝蔚明的“早期的《文匯月刊》和他的作者們”，《山西文學》，2001年2期）、其母張啟行（服毒）、其父王熊飛（1969年，自縊）、小說《敵後武工隊》的作者馮志（1967年，自縊）、留美歸國博士肖光琰（一家三口被迫相繼自殺）、作家白辛（1966年9月，服毒）。 　　[22] 翦伯贊（1989年生，武昌商專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死於1968年）、傅雷（1908年生，留學法國，生前工作單位上海文聯，死於1966年，自縊）、老舍（生於1899年，北京師範畢業，留學英國，生前工作單位北京文聯，死於1966年，投水）、儲安平（生於1909年，光華大學畢業，留學英國，生前工作單位九三學社，死於1966年，投水）、李廣田（生於1906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雲南大學、死於1968年，跳池）、陳夢家（生於1911年，燕京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中科院考古所，死於1966年，自縊）、鄧拓（生於1912年，光華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市委，死於1966年，自縊）、范長江（生於1909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新華社，死於1970年，跳井）、許政揚（生於1926年，燕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南開大學，死於1967年，投水）、汪錢（生於1916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死於1966年）、趙宗復（生於1915年，燕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太原工大，死於1966年，跳樓）、姚溱（生於1921年，大同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中宣部，死於1966年，自縊）、李平心（生於 1907年，上海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華東師大，死於1966年）、楊剛（生於1905年，燕京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人民日報》社，死於1957年，自縊）、聞捷（生於1923年，生前工作單位上海作協，死於1971年，煤氣中毒）、田家英（生於1922年，生前工作單位中共中央辦公廳，死於1966年，自縊）、張宗燧（生於1915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中科院物理所，死於1969年，自縊）、張宗穎（生於1917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中科院社會所，死於1957年，自縊）、陳笑雨（生於1917年，生前工作單位人民日報社，死於1966年，投水）、饒毓泰（生於1891年，中國公學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南開大學，死於1968年，自縊）、謝家榮（生於1898年，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中科院地質所，死於1966年）、盧作孚（生於1893年，生前工作單位四川省政協，死於1952年）、言慧珠（生於1919年，生前工作單位上海戲校，死於1966年，自縊）、上官雲珠（生於1920年，生前工作單位上影，死於1968年，跳樓）、葉以群（生於1920年，留學日本，生前工作單位上海文聯，死於1966年，跳樓）、鄭思群（生於1912年，留學日本，生前工作單位重慶大學，死於1966年，割腕）、楊朔（生於 1913年，生前工作單位全國總工會，死於1968年）、劉盼遂（生於1896年，山西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北師大，死於1966年）、田羽翔（生於 1900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山西大學，死於1957年，自縊）、王重民（生於1903年，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圖書館，死於1975年，自縊）、顧而已（生於1915年，生前工作單位上影，死於1970年，自縊）、劉綬松（生於 1912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死於1969年，自縊）、陳璉（生於1919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華東局宣傳部，死於1967年，跳樓）、張若名（生於 1902年，天津女子師範畢業，留學法國，生前工作單位雲南大學，死於1958年，投河）、方書春（生於1916年，中山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死於1957年，自縊）、羅廣斌（生於1924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四川文聯，死於1967年，跳樓）、周瘦鵑（生於1894年，生前工作單位蘇州博物館，死於1968年，投井）、馮大海（生於1927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中國作協，死於1967年，投河）、孟秋江（生於1910年，生前工作單位天津市委統戰部，死於1967年）。 　　[23] 季羨林曾說：“我用不着把歷史上和當前的自殺案例一一都搜集齊全，然後再從中抽繹出理論來。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繹出不少的理論來。使用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我能夠把歷史上出現的自殺方式按社會發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類型。懸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強的方式，從原始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能使用。今天也還沒有絕跡。可謂數千年一貫制了。氰化鉀是科學發達國家法西斯頭子的專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於日本，別國人是學不來的。這方式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同樣可以使用。至於切開動脈僅限於懂點生理學的知識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過，我想，這也恐怕僅限於由於腦力勞動過度而患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終日鋤地的農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藥的。我為什幺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呢？中藥也有鎮靜劑；但藥力微弱，催眠則可，自殺不行。現在世紀上流行的安眠藥多半出自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服安眠藥自殺最保險，最無痛苦。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優越性之一吧。”出處同注[18]。 　　[24] 愛米爾·杜爾凱姆，《自殺論》，第128、174、200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 陳丹晨，《在歷史的邊緣》，第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北京。 　　[26] 見丁抒的文章，載金鐘主編的《共產中國五十年》，第216頁，開放雜誌社，1999年10月，香港。 　　[27] 陳丹晨在一篇比較中西作家自殺現象的文章中認為：“在古代歷史上，這種社會動亂，政治黑暗，專制迫害等等情況是經常發生的。詩人作家處境十分艱難，一般卻並不選擇自盡方法，而尋找了另一出路。”他認為，這與中國文人的生死觀有關。“中國傳統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問題上有一點絕對相似的是重生輕死。”出處同注[25]，第27、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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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資派迫害　　/無內容 - km 02/15/13 (1208) 　　場嘆一聲！老毛是理直氣壯的搞焚書坑儒的。　　/無內容 - yuan2 02/12/13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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