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自１９２７年１月在旧金山出版第一期，至１９２９年５月出版４、５合期，共２２本、２３期，这段时间巴金是它“最重要的笔杆子”。在开始的一年里，巴金写的、译的文章要占刊物的一半；从法国归国后，他仍不断供稿，直到它终刊。在创刊号，巴金写了《反动的欧美》《法律下的大谋杀》《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阿斯加索快被释放》等文章；第二期侧重中国问题，有《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组织问题》，是准备提交“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即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同盟）筹备会的报告。“国际”的发起人之一是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将军”的乌克兰农民领袖马克诺。吴克刚是该组织的书记之一，“国际”大会因法国当局驱逐了一些重要领导人，没有召开。此后，《平等》还出过援救萨科、万塞提的专号，出过关于１８８６年美国芝加哥“草市场事件”的特辑，还刊出过克鲁泡特金、柏克曼的译著及介绍。

《平等》在美国的负责人叫刘钟时，是个极其普通的华侨。他１８９２年出生在广东，１９０７年１７岁时移民美国做劳工，当过铁路工人，在农场也干过活。刘钟时信奉无政府主义，把做工赚来的钱，都用去资助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刊物。１９２５年他在旧金山成立“平社”，１９２７年得到巴金等旅法同志的支持，创办《平等》月刊。刊物不卖钱，全部赠送给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读者和图书馆。除了《平等》，他也出一些书和小册子。《平等》终刊后，１９３４年他还创办了《无政府共产月刊》，但只出了７期就停了。他自己写作很少。《平等》１５期有一篇《我们的报告》，估计是他写的，其中谈到“华侨中肯真实地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满百人，因为华侨们多是迷信国家主义的”。“平社”只有１０—１２人，有时和讲意大利语及英语的团体一起举办郊游和演讲活动，他也出经费支持他们办的刊物如The Road to Freedom, Man!, Spanish Revolution。《平等》１０期《被捕经过》一文，记录了他为援救纽约被捕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散发传单时遭逮捕，住处被搜查并遭殴打的经过。他单身一人，常和意大利人住在一起，他们称他“好朋友”“好同志”。当Avrich去采访他，发现他还是孑然一身，住在一间中国式的狭小房间里，墙上挂着爱玛·古尔德曼的肖像，肖像下书写着巴枯宁的名言：“I am not free until all men are free”（“当所有人都得到自由后，我才得到自由。”）在谈到自己一生时，他说：“我认为自己生来便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理想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我的心中。我认为无政府主义现在依然是美丽的理想，总有一天会得到实现。”１９７９年，刘钟时回到澳门，结束了他平凡的、为“美丽的理想”而奉献一切的人生。

《巴金全集》１８卷收入的那篇《一封公开的信》，是君毅和巴金分别致钟时的信。两个人的信都没有直接说到钟时，但信中提到那些没有野心、默默工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劳动者中的无政府主义同志，那些“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就是指的像钟时这样的人。

[赵京注：本文主要引自谭兴国“走进巴金的世界”，略加修改。谭文中说明主要来自山口均，其实山口完全来自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 ISBN: 1904859275. Oakland: AK Press一书中Red Jones一节，是作者Avrich 1974年6月12日在旧金山对刘钟时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