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安那祺主義以各種形式出現在人類歷史上的不同地域，但只有在西班牙才成為真正的大眾社會運動。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中，安那祺主義又作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提供了作為實踐的安那祺主義的經驗和教訓。

安那祺主義在西班牙起源於1868年巴枯寧派遣來的使徒。與俄羅斯類似，西班牙處於歐洲文明的邊緣，遭受國王之下天主教會和軍閥、警察、匪徒聯合體的統治。在1873年的Cordova議會後，國王Amadeo放棄王位並逃離西班牙。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的西班牙於6月1日宣布成立共和國，並選出Pi y Margall成為總統。出身中下層的Margall深受蒲魯東的影響，著書質疑權力的來源：“任何對別人行使權力的人都是暴徒”，“真正的秩序不能靠強制獲得”。雖然Margall在從政過程中修正了他的安那祺主義觀點，“至今仍然被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者視為聖者”[1]。Margall的共和政府很快瓦解，但聯邦/聯盟federal和共和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被普遍接受的社會政治組織方式。在1936年，擁有百萬成員的西班牙最有影響的工會CNT（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也只有一個專職的書記領薪水。

安那祺主義在西班牙兩個地域最成功紮根民眾：最貧困的安達路西亞Andalusia山區[2]和最工業化的卡塔羅尼亞Catalonia（以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巴塞羅那為中心，在內戰之前成為自治體，有“總統”）。CNT和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聯盟FAI（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的成員多數也來自安達路西亞[3]。1931年西班牙再度宣布共和，經過幾度選舉變更後，社會主義派、共產主義派、自由主義派和一些地方主義派加上安那祺主義（CNT－FAI）、托洛茨基派（POUM）和一般共和主義派的支持，組成的聯合陣線在1936年以34%比33%戰勝執政聯盟[4]，舊勢力在共和西班牙內已經無法靠普選回復失去的政權。經過一系列小規模暴力事件後，在摩洛哥殖民地等處的軍隊開始發動叛亂，引發了內戰。

西班牙內戰以法西斯勢力得勝告終並使西班牙處於佛朗哥將軍的專制統制下四十年。獨裁者佛朗哥死後，恢復共和的西班牙不得不妥協，保證不追究佛朗哥黨徒的罪行。所以，對內戰的研究在西班牙本身就不充分[5]，更不用提在西班牙語之外的世界了。在英語世界裡，在哈佛大學任哲學教授的Santayana可謂是西班牙最出名的知識分子[6]，但他的保守主義支持佛朗哥（同時也追隨美、英的“反共”外交政策），由此可以想象對西班牙內戰中的安那祺主義研究的貧乏。除了舒奇等安那祺主義參與者的相關回顧[7]外，原共產國際的奧地利成員Borkenau的《西班牙座艙》[8]和著名自由主義作家奧威爾的《向卡塔羅尼亞致敬》[9]有親身的記述。Borkenau後來成為反共知識分子，但這並不減少他1937年就出版的報道的價值，其中涉及許多安那祺主義實踐的難題。

一、“1936年8月5日晚11點，巴塞羅那：除了中央大教堂Cathedral，所有的教會都被燒毀了。那些教堂的牆還沒有垮，但內部已經被完全毀掉了。有一些教會還在燃燒。交通中心附近的意大利蒸汽船公司的大樓也被燒毀了，據說因為有人從那裡放冷槍。不過，除此之外，並沒有縱火。剛擊敗軍事叛亂時，有人借安那祺之名搶劫，也有舊軍人在燒毀教堂時盜走財物。CNT立即發布公告，這在各建築物牆上隨處可見，對搶劫者現場格殺勿論。實際上，安那祺主義者對於所有教堂財物，包括銀行支票，都統統付之火炬，比一般共和主義分子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清白。在回旅館的路上，我看到一個教會的燒毀，非常吃驚。我先以為是一幫為非作歹之徒所為，其實是執行公務。火焰迅猛，有一小批人在旁觀看，既不惋惜也沒有興奮。消防隊的人也在場，防止火焰延到附近的建築物，也防止有人進入教會。人們對此都變得麻木、順從了。”[10]

這個安那祺主義與教會關係的目擊記實，發生在西班牙剛廢除王制的幾年內，實際上把教會完全推向叛亂的佛朗哥一邊，成為共和政府垮台的致命因素之一（插圖為共和主義分子向耶穌塑像開火）。而包括梵蒂岡在內的天主教會對佛朗哥支持的條件之一就是要佛朗哥戰勝後把西班牙的教育權給教會。西班牙（包括今天的葡萄牙）教會在十一、十二世紀以來以修道院朝拜起家，積累了大量財富[11]，與王權結合，實施“異端裁判”等等，罪行深重，對其懲罰是不可迴避的，但燒毀教堂是不可取的。巴黎公社把教堂開放給社區公用，列寧也沒有燒毀教堂，而是沒收其財物拿到國際市場上去換取急需的食物、藥品等。實際上，以安達路西亞山民為主的廣大安那祺主義擁護者，在心靈深處，同時埋藏着對代表公正的千年王國的盼望，燒毀教堂的不文明行為，把多數沒有文化的山民也推向叛亂勢力。

這使我聯想到2004年11月，年過八旬的墨西哥南部的貧窮省恰巴斯Chiapas原主教Ruiz訪問加州，我們參與接待了他，與他有過短暫的交談。他在主教任職期間獲得原住民信任，調解薩巴蒂斯塔民族解放軍與墨西哥政府之間的談判，被認為“偏向”原住民[12]。墨西哥政府連續三年迫使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放棄授獎給Ruiz，聲稱那對墨西哥是恥辱的，並威脅如果Ruiz獲獎，將撤毀對原住民的承諾。我從他身上感受到西班牙語世界中天主教的不可替代的功能。[13]

二、“8月6日：到處是代表各政黨和工會的政治和軍事委員會，為什麼沒有（如1934年的奧地利那樣）由各工廠直接選出的蘇維埃呢？CNT有能力決定是否建立蘇維埃，如果CNT願意，社會主義黨UGT等無法阻止。我意識到CNT已經通過強大的工會組織控制了工廠，如果舉行蘇維埃選舉，只會讓別的政黨也到工廠去（試圖）分享力量。其實，在俄羅斯，共產黨人在通過政黨掌握權力後也對蘇維埃不感興趣了。”[14]

“8月8日：安那祺分子的暴力不限於它的敵人，昨天它也攻擊POUM（托洛茨基派）。當POUM的軍事組織帶槍召開一個常規的會議時，武裝的安那祺主義者乘卡車趕到，在會場門口架上機槍，解除了POUM的武裝，宣布在此地沒有必要讓POUM從軍事上威脅CNT的支配地位。POUM向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抗議，但無濟於事。”[15]

不過，在軍事這個權力行使的實質問題上，很難只責難安那祺主義者。實際上，由於蘇聯是共和政府的唯一實力支持國（提供包括飛機等重武器），到處都流傳着“俄國人做主”的說法。俄國人顧問不到兩千，但控制重要的位置（例如巴塞羅那電台、武器生產部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通過NKVD（蘇聯秘密警察）先把托洛茨基派趕出去，再下一步，在12月12日的《真理報》宣稱：“在卡塔羅尼亞，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安那祺分子的行動已經開始，並將以在蘇聯同樣的能量展開。”更可悲的是，當西班牙社會主義黨頭目自以為是“西班牙的列寧”時，俄國人認為他們不如外國去的共產黨人可靠，由這些不懂西班牙語、秘密行事的蘇聯警察（其頭目、駐西班牙大使Rosenberg本人其實也不被莫斯科信任）操縱的共和聯合政府，怎麼可能與西班牙職業軍隊作戰？

此外，如何組織軍隊，也對安那祺主義提出挑戰。佛朗哥發動叛亂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共和政府宣布廢除常備軍，斷送了佛朗哥及其手下的職業軍人的前途[16]。面對這樣的職業軍事叛亂集團，共和政府在是否創建職業軍隊以及由誰指揮的問題上爭執不休。

回顧起來，西班牙內戰爆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西斯勢力的德國、意大利馬上支援佛郎哥（插圖為畢加索著名的德國1937年轟炸格爾尼卡壁畫），但英、法等“自由民主主義”國度則採取“不干涉”的觀望態度（法國的社會黨政府在最初曾支持過但很快放棄了），而支持共和政府的蘇聯（以及墨西哥）力量不足，又帶有狹隘的“保衛蘇聯”的政治意圖瞎指揮。與巴黎公社的命運一樣，西班牙共和的命運也難以有不同的結果。除了共和政府內部社會主義派別之間的不合作（未能建立廣泛的蘇維埃式聯盟），社會主義組織與資產階級共和政黨之間的對立（未能組建有效的軍隊等），暴力消毀教會等教訓外，還有不成熟的實驗（如農業合作化、廢除貨幣的交換等）。儘管如此，短暫生存的戰時共和政府在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17]。興許，共和西班牙最令人矚目的成就是法制改革試驗，正如安那祺主義者法務部長Oliver在1937年1月3日演講的那樣：“我們不是要廢除法案和律師，但事實上律師太多了。當人們之間的關係正常時，沒有偷竊和殺傷的必要。在西班牙的歷史上，讓我們首次宣布：一般違法者不是社會的敵人，他更是社會的受害者。”“法律是如此敏感的事務，我們只能用人的心去解釋它。”[18]

這就是安那祺主義的精髓：社會秩序只能建立在自由意志遵守、接受的基礎上。與所有安那祺主義運動一樣，西班牙內戰中的安那祺主義實踐也由於主客觀、國內外的因素沒法達成這一理想，更悲烈地演示了希望、崛起、抗爭、失敗、絕望、再希望的過程。羅莎·盧森堡在近一個世紀前對“如果社會主義錯了，歐洲不需要社會主義”的疑問，回答道：“那就意味着野蠻倒退。”現在，我們同樣面臨着文明還是野蠻的選擇。在“全球化”的今天，當腐敗的國家權力與欺詐的跨國界資本勾結，支配全球時，也只有超越“民族國家”的制約，在全球範圍內才有可能實現安那祺主義的理想。

 [趙京，2008年9月28日 美國聖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