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了解张东荪的可能不太多，可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他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国共两党争相争取的对象。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劝他出席“行宪国大”，参加政府，可是张却一点面子也不给，当场拒绝。气得蒋介石用脚猛踢饭桌下的狼狗。

张在中共建国后更加得宠，一时风光无限，被委任为人民政府委员，并参加了第一届政协。毛泽东甚至邀请他到中南海居住，差一点成为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为何如此青睐此人？那是因为他曾为中共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之功。不管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凡正中共在功劳簿上重重给他记下了一笔，这就是最为人称道的“围城解纽”。在北平即将被战火摧毁之际，他穿梭于国共之间，终于解开了攻城与守城双方殊死一战，古城北京毁于一旦这个死结。因此说他改写了中国现代史也不为过。

话说当年林彪打完东北战役后便挥师入关，以重兵围困北平。国军守城部队约为二十万人，而攻城的解放军可能达到六十万。寡不敌众，蒋介石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都力劝守将傅作义率军火速南撤，但傅作义心存幻想，希望和中共达成一笔交易，便委托自己的好友、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张东荪前往解放军处调停。

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调停非常重视。1949 年1月1日凌晨，中央军委在发给林彪的电报指示中曾两次提到张东荪。1949年1月6日至10日，张东荪带领傅作义的代表，到达攻城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以“居中人和调解人”的身份，见证双方谈判。

经过不懈努力，张东荪最终说服傅作义不战而降，签下了城下之盟。双方协议内容为：军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给傅留一个军，不看作战犯。私人财产保留，政治地位保证；宽待原来部下；出版与信仰自由。三周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八个月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平和平解放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更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占领历朝古都北平赋予了共产党政权以合法性，给人以“天命”所归的感觉。从此，解放军声威大震，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当着众人的面，竖起大拇指夸奖张东荪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当居首功。 

但张东荪很快便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作为民盟领导人，他在积极斡旋于国共之间时，心里是打着一个小算盘的。他一直自称要走“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之间造成一股“第三势力”。在解放军入关，兵临北平城下时，他实际上是代表这股“第三势力”，积极运作，促成共产党和傅作义达成和平协议的。他幻想北平和平解放后，成立傅作义、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联合政府”。

这个幼稚的幻想很快便被粉碎，和平协议成为一张废纸。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独占大陆的形势下，他的所谓的“第三势力”处境尴尬。张东荪的利用价值被用完以后便被冷落。不平则鸣，在第一届政协大会上，不知好歹的他竟然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要知道这可是毛泽东收到的唯一一张反对票，毛本人甚至投了自己的赞成票。不用说，张东荪的厄运很快降临，1952年被罗织“叛国”罪名整肃，文革中被逮捕，并被囚禁终身。

张东荪出身苏杭官宦世家，1904年前后东渡留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结识了张君励、梁启超等人。辛亥革命前夕，从日本学成回国，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武昌起义后，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张东荪不愿加入北京的袁世凯政府，而选择办报，专注政治评论，试图以言论影响政治，坚持做“社会的良心”。他自我定位于“评政治”而不是“干政治”。他指出，“评政治”只对政治发言而不去干，就是坐而论道。 他的许多政治观点独具慧眼，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张东荪认为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终其一生都在宣扬和实践这种信仰。他也向民众介绍社会主义思潮，但同时告诫他们，“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救药矣。”可谓先知之言。

中国从清末开始的政治改革都是以推行宪政为目标。孙中山为此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实施战略。其训政理论的基本假设有二: 一是人民的程度低下, 无力自己为自己做主; 二是国民党拥有训导人民的合法身份和资格。

但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训政这一步是完全不必要的。张东荪对此质疑道，“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时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 “自治未办，不能实行宪政，这是人人都承认的。那么就赶办自治好了，为甚么要反而取消已有的人民言论自由权呢？人民自由权既是宪政要素之一，国民党的最后目的既在宪政，为甚么现在必须先把这个已存在的要素的萌芽拔去呢？按理应该对于已有的萌芽加以培植。可见国民党的训政是等于斩了已生出来的树苗而偏说可以种出新树来。”在1939 年9 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 各民主党派纷纷提出了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提案。但是国民党从1928年实行训政，直到1949 年失去大陆政权还在训政。

对国民党失望后，张东荪把眼光转向了共产党，结果也令他失望。他绝对不相信共产党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宪政。他认为中共在苏共卵翼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政党，由于革命环境的影响，其“心理不免于失常，总是疑心人家要来谋我，对任何人很难办到完全相信到底”，其自身的严密性组织性、权力的高度集中、革命斗争的坚决性，使它惟武力是信，同样不合近代政党的原则，不合中国实行民主主义的要求。于是张东荪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但是在国共你死我活的政治绞杀中，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在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张东荪仍坚持认为，新中国不能同美国对抗，不能成为苏美冲突的牺牲品，而且竟然试图开辟中美民间外交，以调解人身份疏通中美关系，最后被定为“叛国”罪。1968年，张东荪和他的长子张宗炳（著名生物学家、北大教授）同时被捕；张宗炳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受他的牵连，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颖夫妇先后自杀。

张东荪临死前一年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解冻。听到这一消息，张东荪激动地自语道：“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中国外交走了一个弯路才逐渐修正，而张东荪一家则因此家破人亡。

有人把独裁统治分为强势独裁和弱势独裁。国民党实行的是弱势独裁，用蒋介石的话说，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一贯坚持党政分立，特别是在基层，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因此削弱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国民党党员在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上并无明显特权，导致国民党缺乏吸引力，难以壮大规模。其次，国民党执政后一再声明称代表“全民”利益，在处理社会矛盾时，不愿表现出阶级偏向，希望保持各阶层利益的平衡。国民党实行这些政策实属自缚手脚，其统治力被削弱自在情理之中。中共在野时猛烈批判国民党独裁，但上台后实行的却是远超国民党的强势独裁，党垄断了一切资源，控制了所有人的生活。即使社会生活已濒于窒息，仍在不断强调要加强党的统治。

一生经历过强势独裁和弱势独裁的张东荪在晚年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作诗自嘲曰：“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在弱势独裁面前他敢于挺直脊梁，放胆直言；但在强势独裁面前，他才发现作为书生，自己是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