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了解張東蓀的可能不太多，可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他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傳奇人物，國共兩黨爭相爭取的對象。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勸他出席“行憲國大”，參加政府，可是張卻一點面子也不給，當場拒絕。氣得蔣介石用腳猛踢飯桌下的狼狗。

張在中共建國後更加得寵，一時風光無限，被委任為人民政府委員，並參加了第一屆政協。毛澤東甚至邀請他到中南海居住，差一點成為國家領導人。

毛澤東為何如此青睞此人？那是因為他曾為中共奪取天下立下了汗馬之功。不管是無心插柳還是有意為之，凡正中共在功勞簿上重重給他記下了一筆，這就是最為人稱道的“圍城解紐”。在北平即將被戰火摧毀之際，他穿梭於國共之間，終於解開了攻城與守城雙方殊死一戰，古城北京毀於一旦這個死結。因此說他改寫了中國現代史也不為過。

話說當年林彪打完東北戰役後便揮師入關，以重兵圍困北平。國軍守城部隊約為二十萬人，而攻城的解放軍可能達到六十萬。寡不敵眾，蔣介石和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都力勸守將傅作義率軍火速南撤，但傅作義心存幻想，希望和中共達成一筆交易，便委託自己的好友、時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的張東蓀前往解放軍處調停。

毛澤東對張東蓀的調停非常重視。1949 年1月1日凌晨，中央軍委在發給林彪的電報指示中曾兩次提到張東蓀。1949年1月6日至10日，張東蓀帶領傅作義的代表，到達攻城的前線作戰指揮部，以“居中人和調解人”的身份，見證雙方談判。

經過不懈努力，張東蓀最終說服傅作義不戰而降，簽下了城下之盟。雙方協議內容為：軍隊解放軍化；地方解放區化；給傅留一個軍，不看作戰犯。私人財產保留，政治地位保證；寬待原來部下；出版與信仰自由。三周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八個月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北平和平解放是一個重大轉折點，它不僅改變了國共雙方的力量對比，更重要的是其象徵意義，占領歷朝古都北平賦予了共產黨政權以合法性，給人以“天命”所歸的感覺。從此，解放軍聲威大震，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建國後毛澤東多次當着眾人的面，豎起大拇指誇獎張東蓀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當居首功。 

但張東蓀很快便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誤。作為民盟領導人，他在積極斡旋於國共之間時，心裡是打着一個小算盤的。他一直自稱要走“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之間造成一股“第三勢力”。在解放軍入關，兵臨北平城下時，他實際上是代表這股“第三勢力”，積極運作，促成共產黨和傅作義達成和平協議的。他幻想北平和平解放後，成立傅作義、共產黨和第三方面的“聯合政府”。

這個幼稚的幻想很快便被粉碎，和平協議成為一張廢紙。在國民黨敗退台灣，共產黨獨占大陸的形勢下，他的所謂的“第三勢力”處境尷尬。張東蓀的利用價值被用完以後便被冷落。不平則鳴，在第一屆政協大會上，不知好歹的他竟然投了毛澤東的反對票，要知道這可是毛澤東收到的唯一一張反對票，毛本人甚至投了自己的贊成票。不用說，張東蓀的厄運很快降臨，1952年被羅織“叛國”罪名整肅，文革中被逮捕，並被囚禁終身。

張東蓀出身蘇杭官宦世家，1904年前後東渡留學，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學習，在日本期間結識了張君勵、梁啓超等人。辛亥革命前夕，從日本學成回國，在《東方雜誌》上發表《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武昌起義後，參加了孫中山的臨時政府，擔任內務部秘書。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張東蓀不願加入北京的袁世凱政府，而選擇辦報，專注政治評論，試圖以言論影響政治，堅持做“社會的良心”。他自我定位於“評政治”而不是“干政治”。他指出，“評政治”只對政治發言而不去干，就是坐而論道。 他的許多政治觀點獨具慧眼，閃耀着智慧的光輝。

張東蓀認為只有社會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終其一生都在宣揚和實踐這種信仰。他也向民眾介紹社會主義思潮，但同時告誡他們，“吾知過激主義不來中國則已，來則必無救藥矣。”可謂先知之言。

中國從清末開始的政治改革都是以推行憲政為目標。孫中山為此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實施戰略。其訓政理論的基本假設有二: 一是人民的程度低下, 無力自己為自己做主; 二是國民黨擁有訓導人民的合法身份和資格。

但在很多知識分子看來，訓政這一步是完全不必要的。張東蓀對此質疑道，“就中國人民知識能力不及格來說，倘使為事實，則必是全國的人民都如此，決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訓，另一部分人民能訓。被訓的人民因為沒有畢業，所以必須被訓，試問能訓的人民又於何時畢業過呢？何時同一人民一入黨籍便顯分能訓與被訓呢？” “自治未辦，不能實行憲政，這是人人都承認的。那麼就趕辦自治好了，為甚麼要反而取消已有的人民言論自由權呢？人民自由權既是憲政要素之一，國民黨的最後目的既在憲政，為甚麼現在必須先把這個已存在的要素的萌芽拔去呢？按理應該對於已有的萌芽加以培植。可見國民黨的訓政是等於斬了已生出來的樹苗而偏說可以種出新樹來。”在1939 年9 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上, 各民主黨派紛紛提出了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提案。但是國民黨從1928年實行訓政，直到1949 年失去大陸政權還在訓政。

對國民黨失望後，張東蓀把眼光轉向了共產黨，結果也令他失望。他絕對不相信共產黨能帶來真正的民主憲政。他認為中共在蘇共卵翼下成長起來的革命政黨，由於革命環境的影響，其“心理不免於失常，總是疑心人家要來謀我，對任何人很難辦到完全相信到底”，其自身的嚴密性組織性、權力的高度集中、革命鬥爭的堅決性，使它惟武力是信，同樣不合近代政黨的原則，不合中國實行民主主義的要求。於是張東蓀寄希望於“另起爐灶，造成一個新的勢力”。但是在國共你死我活的政治絞殺中，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在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後，張東蓀仍堅持認為，新中國不能同美國對抗，不能成為蘇美衝突的犧牲品，而且竟然試圖開闢中美民間外交，以調解人身份疏通中美關係，最後被定為“叛國”罪。1968年，張東蓀和他的長子張宗炳（著名生物學家、北大教授）同時被捕；張宗炳在獄中精神錯亂，1975年釋放後才逐漸恢復。受他的牽連，他的次子，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物理學家張宗燧，三子社會學家張宗穎夫婦先後自殺。

張東蓀臨死前一年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終於解凍。聽到這一消息，張東蓀激動地自語道：“中美不能對抗，還是我對！”中國外交走了一個彎路才逐漸修正，而張東蓀一家則因此家破人亡。

有人把獨裁統治分為強勢獨裁和弱勢獨裁。國民黨實行的是弱勢獨裁，用蔣介石的話說，是“獨裁之心有餘，獨裁之力不足。”國民黨一貫堅持黨政分立，特別是在基層，不允許地方黨部直接干預地方行政，因此削弱了對地方政權的控制力；國民黨黨員在政治地位和晉升機會上並無明顯特權，導致國民黨缺乏吸引力，難以壯大規模。其次，國民黨執政後一再聲明稱代表“全民”利益，在處理社會矛盾時，不願表現出階級偏向，希望保持各階層利益的平衡。國民黨實行這些政策實屬自縛手腳，其統治力被削弱自在情理之中。中共在野時猛烈批判國民黨獨裁，但上台後實行的卻是遠超國民黨的強勢獨裁，黨壟斷了一切資源，控制了所有人的生活。即使社會生活已瀕於窒息，仍在不斷強調要加強黨的統治。

一生經歷過強勢獨裁和弱勢獨裁的張東蓀在晚年回顧自己坎坷的一生時，作詩自嘲曰：“深感清詩記我狂，夢回猶自對蒼茫；書生謀國直堪笑，總為初心誤魯陽。”在弱勢獨裁面前他敢於挺直脊梁，放膽直言；但在強勢獨裁面前，他才發現作為書生，自己是異常脆弱，不堪一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