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斯通北京電影節上呼籲中國正視歷史

狄雨霏

電影導演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從不避諱爭議；本周四，他又在北京國際電影節語出驚人。他說，如果想擁有真正的創新能力，中國就必須面對歷史真相，對毛澤東進行批判。

“你們說要合拍，但是又不願意面對中國的歷史，你們根本不願意去談論它，要談也是在規定的範圍之內，”斯通對全神貫注的觀眾說。他曾三次獲得 奧斯卡導演獎，拍出了《薩爾瓦多》(Salvador)、《野戰排》(Platoon)和《生於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等備受讚揚的影片。20年來，他一直想在中國拍攝一部好電影，但卻未獲成功，這番話表示了他的不滿。

觀眾——他們大多是電影和媒體專業人士，其中許多都是中國人——對斯通的發言報以熱烈掌聲。斯通說，他經常大膽批評自己的祖國美國，所以認為自己也有資格批評其他國家。斯通這番話是在就合拍電影進行專題討論時說的，地點是天安門廣場旁邊富麗堂皇的北京飯店。

這些言論是在這次官方電影節的第二天發布的；影院管理者一直在私下批評電影節，因為官方直到周二即電影節開幕前一天才公布影片的放映日期和播 放地點，致使公眾很難參與，減少了影院收入。此次電影節是第四屆，將在北京各處播放大約280部影片，其中包括一些很少乃至從未在中國公映的經典之作，比 如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主演的《無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以及許多當代歐洲和中國電影。

根據現場錄音，斯通說，“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來過中國，我曾多次嘗試在這裡拍攝電影，準確說是三次，但是都碰了壁。”

他說，“我想你們應該知道，我在我長達12小時的系列紀錄片《不為人知的美國歷史》(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對美國提出了大量批評，所以我認為，我也有權利批評其他國家。而我可以告訴你們，這真的很難。”

“90年代初，我曾嘗試拍攝一部關於毛澤東的電影。但是最終碰了壁。”

斯通說，然後他又嘗試拍攝閔安琪(Anchee Min)的回憶錄《紅杜鵑》(Red Azalea)，書中的故事“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講述了在專政年代尋找愛的故事，其中還包括女同性戀的內容。這些內容都是中國避之唯恐不及的。他們 也確實拒絕了我。他們說，‘我們絕不會拍攝文化大革命題材的電影。’當時是1998年”。

他說，2008年，他曾嘗試製作一部關於中國面孔的北京奧運會紀錄片，“因為我喜歡中國面孔。”

“當時我的團隊很小，我們四處奔走，在北京街頭收集了大約100幅照片，或許是200幅。”他說，但“一名中國官員開始干預。他開始審查那些面孔。”

斯通說，接下來，“又有更多官員介入，你還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們就說，‘嗯，這不是中國面孔’，‘我們不想展示這張面孔’，‘這看起來不像是會讓我們感到驕傲的面孔。我們不想向世界展示這張面孔’。”然後，這部片子被禁了。

斯通說，“當時我很憤怒。”

斯通表示，美國已經審視了自己的錯誤。他說，“在美國，我們誠實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展示了自己的缺陷。”

他表示，中國卻不願意正視錯誤，這會抑制創造力。

斯通說，“曾有無數中國電影對毛澤東進行吹捧，但卻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批評他。現在是時候了。你得拍關於毛澤東的電影，得拍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電影。只有這樣做，你才能開放，才能攪活死水，讓這個國家出現真正的創造力。”

“這才是真正實現合作製片的基礎。你得直面過去，就像美國那樣。”

如果說斯通的言論受到了聽眾的歡迎，論壇主持人、國企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總經理張恂卻似乎急於進行控制，並且多次以官僚措辭做出回應。

“剛才斯通導演說的這些，其實正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本土化的問題，”張恂說。“每一個不同的國家有它自己不同的要求，有它自己不同的特色，所以你到一個國家去合作，你一定要了解它的要求。”

她還表示，“斯通導演有他獨特的看法”，但有關中國的電影必須得到大眾的認可，必須是中國想要展現的東西。但她沒有詳細說明，這個問題由誰決定，如何決定。

她說，“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在世界各個國家，了解這個國家的訴求是什麼很重要。”中國電影受到政府的嚴格審查，批評政治及社會的主題屬于禁忌。

然而，斯通沒有讓步。

“你沒有聽明白我的意思，”他稍後在專題討論期間表示。“那都是陳詞濫調。我們不是要拍旅遊電影，不是要拍以村姑為主題的明信片。我們對此不 感興趣。我們需要了解歷史，感受中國，探討毛澤東等重要人物，探討文革。”斯通的發言引來了觀眾的笑聲和掌聲。參與論壇的還有派拉蒙影業公司 (Paramount Pictures)的首席運營官弗雷德里克·亨茨貝瑞(Frederick Huntsberry)和《地心引力》(Gravity)導演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

“這些事情確實發生了。它們影響着在座的每一個人，”他說。“你說要保護人們不受自身歷史的影響。你沒有理解我說的意思。我能理解，你們從 1949年開始是一個新國家。你們需要保證國家不受分裂主義運動影響，不受維族人或藏族人影響。不拍攝此類主題的電影，這我能理解。不過，看在上帝份上， 你們的歷史不在此例。”

他說，“我們說的是這個國家的精髓，是它如何在1949年建國，以及之前整個世紀的故事。這令人着迷，你們沒有涉及這一方面。”

電影節官方記錄刪除了斯通在討論會上有關維族人及藏族人的言論，中國的審查制度由此可見。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翻譯：陳柳、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