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在接受獨立導演胡杰採訪時披露心境說：我感覺到，我應該寫。第一，我認為這件事很重要。第二，我自己有些想法。第三，我是研究歷史的，可以把這部分感受先寫下來，至於寫得怎麼樣，將來能不能出版，當時都沒有考慮。我當時告訴自己：你應該寫，你要擺脫一種內心的恐懼，擺脫各種各樣的禁忌


    老高註：今天，5月12日，是中國傑出的歷史學家高華誕辰60周年。天妒英才，他的生命，猝然定格在57歲半！讀到中國財新網的長篇報導，從一個側面介紹了他如何“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作出振聾發聵的成果。目前我們看到的只是長篇報導的上篇，耐心等待中篇與下篇刊出。
    我碰到不少人不理解為什麼竟有這樣一些人，固執地將目光盯着毛澤東時代（或者如高華所稱的“革命時代”），要揭露它、研究它。在我們萬維上也有些人，或者熱誠地規勸，或者不屑地鄙棄，甚至“恨鐵不成鋼”地訓斥：為什麼不讓那過去的就永遠過去，而老是孜孜不倦地、樂此不疲地翻弄那些浸透了血、淚和汗的發黃史頁？
    他們不明白，就像數學家專注於數學，水稻專家專注於水稻、未來學家緊盯着未來一樣，歷史學家當然就要緊盯着歷史；他們也不明白，就像有人着迷釣魚，有人着迷麻將，有人着迷烹調美食，有人着迷園林庭苑一樣，有人着迷探究歷史的未解之謎。
    記得美國已故史學泰斗魏斐德的遺孀梁禾博士，曾經對我轉述過他丈夫的感受：“斐德對我說，你明白我們史學家為什麼要窮追不捨，到燈光昏暗的地下室、到空氣閉塞的閣樓翻找檔案了吧。沒有掃描儀，沒有複印機，全靠抄寫。一天一天、一夜一夜，為什麼我們堅持下來？就是這些檔案所透露的歷史奧秘吸引著我們啊！”
   高華則從另一個角度坦承自己的動機。他在《革命年代》後記中說：他得感謝自己所經歷的那個“革命年代”——“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長在這個年代，它給我巨大的衝擊，也給了我動力和人生的坐標，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註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於是，就在這喧譁、實利主義的90年代，守着某種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陳詞濫調的所謂知識分子的責任，開始摸索着觀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原註：本文為《高華的後二十年》的上篇，作者為財新記者。中篇與下篇將陸續刊出

    謹以此文紀念歷史學家高華誕辰60周年。高華，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生於1954年5月12日，逝於2011年12月26日22時15分。


    1991年8月19日，對於南京大學講師高華來說，似乎是平常的一天。
    這一天，星期一，農曆七月初十。多日暴雨之後，南京晴到多雲，最高溫度31度。在上海路148號丁樓，一棟建於1950年代的紅磚房子裡，高華打開收音機，聽到一條震驚世界的消息。
    ——蘇聯政變了。
    1991年，江蘇遭遇史上罕見的暴雨洪澇災害，而與自然界的風雨相比，國際國內的政治風雲更是變幻詭譎。
    1989年以來發生的東歐劇變，已向中國提出了嚴峻問題：改革開放要不要繼續推進。1991年1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視察上海，為改革開放鼓與呼。上海《解放日報》隨後發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文章，呼籲進一步解放思想。一石激起千層浪，關於“姓社還是姓資”的爭鋒達至沸點。
    1991年，是蘇聯“8·19事件”震驚世界的一年，也是鄧小平南巡談話、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前夜。這一年，對於高華來講，也是一道無形的分水嶺，他的生命由此兩分。
    此前，是高華人生中的前37年。他生於1954年，少年時感於家國命運多舛，“革命反噬自己的兒女”，遂起探究共產主義運動歷史、尋找革命悲劇根源之願，年既長則投身學術，十數年手不釋卷，思索近現代中國的命運。他觀察的起點，始於延安整風。
    此後，是他生命中的最後20年。1991年8月19日，他在小書房鋪開稿紙，在蘇聯“8·19事件”的廣播裡，開始寫作一本關於延安整風的書。此刻的高華不曾預料到，這本書將給他，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麼。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是怎麼一回事？”
    高華第一次知道“延安整風”，是在1966年春天。
    當年高華12歲，是南京市青石街小學6年級學生。在學校的號召下，他通讀了《毛選》一至四卷，從中知道了“整風運動”。
    1966年的南京，山雨欲來風滿樓。高華和父母、妹妹高慧、弟弟高小寧住在玄武區長江路49號。
    父親高啟發，出身貧寒，1946年參加南京地下黨，打入國民黨警特系統。在九死一生的潛伏之後，迎來了南京解放。新政權建立以後，為南京解放立下汗馬功勞的地下黨，卻被“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高啟發先是被定性為“特務”，至1958年被打成“右派”（據殷毅：《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
    少年高華長於逆境，父親的政治處境、貧困家境及乙肝病史，使他和弟妹們深受困擾。1963年，他被小學推薦上南京市外國語學校，卻因政審問題沒有去成。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讓高家蒙難。
    1966年6月2日、3日，南京大學溧陽分校和校本部分別貼出了矛頭直指校長匡亞明的大字報，“文革”在江蘇一發而不可收。至8月，“革命風暴”掀起的紅色恐怖，已使無數個家庭成為驚弓之鳥。
    高家自然在劫難逃。高華和弟妹們，親眼看到父親被剃了陰陽頭，在新街口遊街。造反派打死人的消息，也不時傳來。父親終於離家出逃，避難於山東革命老區。高家附近的牆壁和法國梧桐上，很快貼滿了大字報和通緝令。
    在父親逃亡之際，高華像眾多同齡人一樣，脫離了父母師長的管束，面對着破碎的家國，開始了人生啟蒙期中的精神漫遊。
    他和弟妹時常裹挾在人群中，去南京大學看大字報，去五台山體育場看批鬥會。在非常歲月里，高華目睹了“階級鬥爭”的殘酷，也逐漸對這種革命產生了看法，開始在大量的閱讀中，進行祛魅與啟蒙。
    這個早慧的孩子，小學一年級時讀《毛選》， 9歲時看《參考消息》，並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報紙上的“排名學”，能從社論的提法、人名的排列中看出玄機。
    1970年代中期，他從南京九中存放圖書的倉庫里發現了寶藏，開始了“幾十年中最認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讀書生活”。他一生都感謝那位看管圖書的姜老先生。在那裡，他讀人文主義作品，孟德斯鳩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等，讀蘇俄文學作品，並第一次讀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對延安整風有了鮮活的認識。
    此外，高華四處搜尋並閱讀“灰皮書”、“黃皮書”。這些原本“供批判用”的“封資修”毒草，成了他和同齡人思想啟蒙的重要營養，催化了他的精神裂變。
    由少年而青年，廣泛的閱讀讓高華的頭腦中，“共產革命的理想主義，俄蘇文學的人道主義、‘灰皮書’的批判主義、孟德斯鳩的自由共和思想和當下正肆虐橫行的‘四人幫’的極左專制主義，彼此交錯衝突，而它的交匯點就是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據高華《行走在歷史的河流》）。
    這時的高華，“結合‘文革’中所發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愈來愈有一種想探究中共革命歷史的願望”（據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2002年再版後記）。
    而在他閱讀的許多毛澤東的內部講話、有關“兩條路線鬥爭”的資料，以及各種大字報中，種種蛛絲馬跡，都把他的視線引向了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帶着疑問，高華迎來了1976年的撥亂反正，1978年的高考。

南大的史學淵源

    1978年，由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寫出初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拉開了當代中國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24歲的高華，就在當年12月，走進了南京大學歷史系。
    誕生於1902年的南大，前身為民國時國立中央大學，其歷史系源於三江師範學堂國史科，1952年院系調整時，由原中央大學歷史系、邊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學歷史系合併而成，名師薈萃。早年，陳恭祿、郭廷以、羅爾綱等史學大師，曾執教於此；“文革”後，王繩祖、蔣孟引等史學大家，在這裡迎來學術新春天。
    “板凳要坐十年冷。”在歷史系的開學典禮上，系主任、蒙元史泰斗韓儒林，給他們上了入學教育的第一課。主持歷史系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茅家琦，力倡獨立思考的學風，同樣給他和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
    在南大，高華遇到了一批名師，接受了歷史學的“家法”訓練。太平天國研究專家茅家琦給他們講授史學理論與方法，近現代史專家張憲文講授史料訓練。
    多年後，讓高華難忘的，還有伍貽業先生講授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那是1979年。伍先生還講授了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書法直筆論”：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其最重要之處就是秉筆直書，如同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詠“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多年後，這些傳承成為高華珍貴的精神記憶。
    1979年，在課堂上，高華還聽到老師講延安整風運動，陸續看到一些談論“搶救”運動的材料，“所有材料都在維持一個基本解釋：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
    這一年，高華讀到周揚的《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那是周揚在中國社科院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報告，報告將延安整風與“五四運動”、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並論，稱之為本世紀以來中國第二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並高度評價其意義：“如果說‘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那麼延安整風運動就在思想上真正解決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
    高華後來在文章中回憶：“在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我知道，雖然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已被批評，但極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滲透到當代人思想意識的深處，成為某種習慣性思維，表現在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學盛行，為聖人避諱，或研究為某種權威論述作註腳，幾乎成為一種風尚。”
    高華確定要寫延安整風，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1984年，在工作兩年之後，他考上了南大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1984年，是奧威爾同名反烏托邦小說預言的荒誕歲月，但在中國，卻是走向文化新啟蒙的歷史時刻：國內思想學術界堅冰開始消融，無窮的新知識新思想湧入金字塔里的閣樓。
    高華就是在這種氛圍中開始了學術生涯。作為南大近現代史專業研究生，他師從導師姜平，研究“國父哲嗣”孫科，而延安整風並沒有淡出他的視野。
    1984年，南大中文系1983級研究生景凱旋，時常和高華談起“文革”。景凱旋迴憶稱：“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專業的，但都有一個‘文革情結’。雖然‘文革’已過去了，但是好像永遠都纏繞在我們心頭，這是一筆賬，也是一座金礦，要把它挖出來。”
    1980年代，中國開始傳進《古拉格群島》。“我們有時候在一起談，中國還沒有出現這樣的書，我們這代人對不起中國這段歷史，也對不起十幾億人民。”景凱旋迴憶說。
    高華的朋友、哲學系1982級碩士生段小光注意到，有一段時間，經常看不到高華。後來高華說，他在寫真正的共產黨黨史。高華經常去以保存民國史料著稱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資料。他說既然要做一本信史，就一定要用公開發表的資料。但是國共兩黨的檔案，有很多假東西；他要從雙方的資料對比中，尋找一些真實的東西。
    在哲學系1984級碩士生劉廣明的印象中，高華的一些學問方法，在研究生時期就已有了。“當時交流得比較多，他占有了非常豐富的近現代史資料，而且善於從不同的資料里，把共同之處找出來，還原，拼貼，構成完美的圖畫，這是很令人嘆服的。”
    寫作延安整風絕非易事。高華後來在《紅太陽》後記中說，由於延安整風在主流話語中是一個特殊的符號，有關史料的開放一直非常有限。1980年代以後，官方陸續披露了某些資料，但有關延安整風期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共中央社會部、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檔案文獻，絕大部分仍未公開。
    整個八十年代，高華並沒有動筆，那是一個“吸取思想養分，積累沉澱的十年”。

1991年的開筆

    1991年，37歲的講師高華，留校任教已4年。這一年，他從南大的筒子樓搬到了上海路148號丁樓7號一樓。這塊位於南大西門附近的家屬區，建於一片斜坡上，4棟三層紅磚房子，高低錯落，院內榆樹參天，棕櫚婆娑，自成格調。
    丁樓7號為兩家合住，公用過道、衛生間，高華分得兩間臥室，大的18平方米，小的8平方米，另有一廚房。房子建於1950年代，時有老鼠竄過走道。
    儘管陳舊，高華的“新房”仍讓朋友們羨慕。地處市中心的南京大學鼓樓校區，教師住房一直緊張，許多青年教師成家後仍擠住在集體宿舍。據他的摯友、南大歷史系教師顏世安回憶，當年剛分到房子時，高華夫婦很是高興。妻子劉韶洪站在大臥室的門外，反覆端詳以後，拍着兒子高欣的腦袋說：這就是我們的家了。
    多年蝸居之後，高華終於有了一個平靜的書房。從此，他天天坐在朝北的小臥室里，讀書寫作，聽着喜歡的歐洲古典音樂。
    1991年，那一場風波已過去了兩年，北京在紀念徽班進京200周年，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組委會也在籌備中，似乎一切事如春夢了無痕。
    這一年，高華從前在南大激昂文字的不少師友，或去國，或下海，或歸隱，星流雲散，一批知識精英，人生走向就此改變。
    高華也正處於一個他稱為“肅殺”的學術環境裡。風波之後，如學者許紀霖所說，1980年代思想啟蒙陣營中的一些知識分子反身進入專業學術界，或放棄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安心做一個專家型的知識人；或反思80年代的啟蒙，從學理上梳理西學，以“同情性的理解”重新闡釋傳統。
    這一年，又是政治風雲跌宕的一年。東歐劇變波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關於“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姓社還是姓資”的激烈爭論，從1990年初發軔，至1991年達至沸點。
    這一年，高華“經過對多年搜集、積累資料的反覆研究和體會，頭腦中的延安整風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開始發現散亂在零碎資料間的有機聯繫”。
    這一年的8月19日，高華像往常一樣打開收音機，突然聽到莫斯科廣播電台的緊急通告。“蘇聯處在危險中”，一遍遍地播放。
    那天清晨，在遙遠的莫斯科，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宣布，鑑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況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根據蘇聯憲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總統職務，同時成立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即日起在蘇聯部分地區實施緊急狀態。
    這一爆炸性新聞，震動了全世界。由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新思維”，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因經濟改革遲遲未獲進展等複雜原因，處於激進派與保守派的兩面夾擊之中，陷入困境。
    那一天，已難以查考是在白天還是晚上，高華在小書房裡，鋪開稿紙，開始寫作延安整風。“我一邊在聽緊急委員會的臨時通告，就是一會蘇聯國歌，一會蘇聯愛國歌曲，一會緊急委員會臨時通告，我在聽這個東西時，開始寫第一章。”
    18年後，高華在接受獨立導演胡杰採訪時，披露了彼時心境。“我感覺到，我應該寫。第一，我認為這件事很重要。第二，我自己有些想法。第三，我是學歷史的、研究歷史的，似乎也看了很多東西，可以把這部分感受先寫下來，至於寫得怎麼樣，將來能不能出版，當時都沒有考慮。”
    “寫這個過程，時間很長。我當時給自己一個想法：你應該寫，你要擺脫一種內心的恐懼，擺脫各種各樣的禁忌。”
    這種恐懼，後來被景凱旋稱為“一種存在意義和形而上的恐懼”。“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普遍具有的狀態，80年代我們讀卡夫卡，90年代接觸《正午的黑暗》、《1984》之後，就很能夠理解這種恐懼感。”景凱旋說。
    這種恐懼並非杞人憂天。上述政治大環境之外，其時的南京大學和國內所有大學一起，正處於國家教委清理文科運動之中。在南京大學前副校長董健看來，這已是1978年以來南京大學遇到的第五次“重大思想事件”，雖然每一次南大都遭“查處”和批評，但結果證明南大都是正確的。
    據董健介紹，始於1989年底的“清理文科”運動，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為宗旨，直到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後才收場。清查的內容包括教師的上課筆記、已出版書目，研究生的論文等。
    1991年年底，國家教委在長春召開全國第三次清查會議，吉林大學一位哲學教授成為被批判的樣板。董健回憶稱，那年在國家教委開會，他建議把清理文科運動改為加強文科建設，卻遭當場批評與事後追查。
    “南京大學當時壓力很大，清查運動後來被應付過去，南大文科受到了保護。”一直關心高華的董健說，高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起來的，他的書就在這時進入了胚胎期。

淡出集體項目的私人寫作

    寫作延安整風，對於高華來說，是一項私密的事情。除家人、摯友外，少有人知。
    顏世安第一次聽高華聊起在寫延安整風，是1990年代早期。高華告訴顏世安說，這本書的材料他早就在準備，但是寫這本書還是要下很大的決心，他思考了很久。
    這是一項於個人前程而言完全不合時宜的工作。顏世安說，高華當時如果做其他研究，可以申請課題，發表論文，被國內的學術界接納；如果寫延安整風，對於爭取個人前途很不利。但是，他覺得應該做自己最有深切理解的研究，其他一切都先不考慮。
    這更是一項高風險的工作。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後來回憶：稍微懂一些時務的歷史學者，大多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迴避中共革命的研究。因為按照標準尺度寫作，可能違背學術的良知，而一旦說出歷史真相，不僅發表困難，而且還可能有不測之禍。
    這時的高華，在學術界幾乎默默無聞。他為公眾所知的研究，仍是集中於民國史領域。
    中國內地的民國史研究，發軔於1950年代至1970年代，而南京作為民國首都，獨具地緣優勢。1979年之後，南京大學的民國史研究陸續展開。1983年，成立民國史研究室；1993年，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踐行“名家＋團隊”的協作科研模式，先後承擔一批重量級科研項目。2000年以後，四卷本《中華民國史》、450萬字的《中華民國大辭典》、近3000萬字《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等先後出版，在中華民國史研究領域逐漸形成一個“南京學派”（據張憲文主編《國民政府與中國社會轉型》）。
    高華自讀研時就研究民國史，先後參與一系列集體項目。1990年代後，還參加了國家教委社科規劃項目“長江下游近代城市發展與區域變遷”、日軍侵華暴行研究基金會項目“日偽在華東地區統治研究”。
    同事申曉雲教授較早覺察出高華研究興趣的轉移。她回憶，1990年代初，他們在一起參加集體項目，後來高華說他想退出，專注研究延安整風。申曉雲很欣賞高華的特立獨行：“他其實民國史也做得不錯，但他知道延安整風研究是要花精力的，不能什麼項目都參加。”
    歷史系主任張憲文目睹了高華的學術轉向。他回憶稱：1990年代中期，高華有一次來找他：“張老師，我想研究當代中國。”張憲文說，“那很好啊，你想研究當代中國，要搞一個機構，我可以幫你。”
    張憲文同時坦言，在南京研究民國史得天獨厚，但研究當代中國，條件遠不如北京。如果真想做這方面研究，應成立一個研究機構。張憲文回憶稱，高華當時答應了，但後來沒有再提此事，他是單槍匹馬地做研究。
    在師友們看來，從1990年代的學術體制來看，高華這樣的研究也不合時宜。
    1990年代中期開始，隨着國家對教育產業的投入加大，大學不僅規模擴張，而且在管理方式上也逐漸靠攏企業化的科層管理模式。在學科等級評價體系中，以論文數量等量化指標作為教師學術成果考核要素，已廣為各高校採納而又飽受爭議。
    南京大學為始作俑者，該校於1980年代末將SCI引入國內科研評價體系。SCI是美國費城科技情報研究所《科學論文索引》的簡稱，SCI收錄論文數及其統計的論文被引用次數，是國際公認的衡量科研人員和機構學術水平的重要指標。
    這一體系的引進，在引導科研人員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對改變我國研究風氣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很快引發了各高校的排序競爭，最終導致異化。
    1987年以來，受國家科委委託，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根據國際上最具權威的4種科技論文檢索工具，排出各年度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學術榜”。在1989年以來的高校學術榜上，南京大學一直名列前茅，1992年至1998年，被SCI收錄的論文數連續排名全國高校第一。各高校隨即開始跟進，將SCI與職稱評定、科研經費等掛起鈎來。一時，國內出現SCI論文大躍進現象。
    與此同時，在人文社科領域，則出現了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A&HCI（《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等評價體系。
    在這種背景下，高華的寫作，無異於逆潮流而動。

    對於高華的轉向，顏世安認為，他就是要把史學上有心得的東西做出來，這是一個書生不辜負生命的表現。高華做這項研究，是對歷史真的有興趣，其立場不是黨派和政治的，不是家庭遭遇引起的，不是那種滿腔的苦大仇深，要去揭露什麼。他曾說過，“就是看了許多歷史文獻資料，梗在心裡，不寫出來難受”。
    至1992年底，高華已寫完初稿的2/3。1993年起，他把寫作速度放慢，更廣泛地搜集、閱讀各種資料。
    在朋友余斌的印象里，那時高家淨是資料：書、雜誌，還有很多野史、個人記述之類。高華嗜書如命。余斌曾從他那裡借過一本《中流》雜誌，後來高華打電話，催了好幾次，直到余斌還回去為止。
    1993年，余斌在顏世安那裡看到高華的一篇文章，不禁眼睛一亮。這是高華當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的《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
    這篇長約近1.8萬字的文章，講述毛澤東如何藉助 “道”、“術”、“勢”互動回流，先下手持兵符，繼而掌握黨權，復而爭奪意識形態解釋權，再圖實現意識形態解釋權之擴張，軍權和黨權之再鞏固，最後達到集領袖與導師於一身――“君師合一”之境界，為最終發動延安整風運動，確立自己的新概念在黨的意識形態中的領導地位，建立並鞏固其在中共黨內的最高權威廓清了道路。
    這是高華第一篇關於延安整風的重要文章，延安整風前的歷史脈絡於此條分縷析。
    1993年，高華還在《南京大學學報》第4期發表《毛澤東與1937年的劉、洛之爭》。高華對於延安整風的研究，在公眾視野中如冰山露出一角。

廚房裡的寫作

    1990年代，在高華的記憶中，是“沉潛的十年，埋頭耕耘的十年”。他在《革命年代》後記中說：“說來還得感謝我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革命年代，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長在這個年代，它給我巨大的衝擊，也給了我動力和人生的坐標，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註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於是，就在這喧譁、實利主義的90年代，守着某種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陳詞濫調的所謂知識分子的責任，開始摸索着觀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在埋頭研究和寫作延安整風的日子裡，高華是清苦的。似乎一夜之間，他和同事們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時代。
    1992年以後，中國經濟開始起飛，然而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和社會尊嚴受到嚴峻挑戰，被迅速邊緣化。他們在面對國家權力的同時，驚訝地發現，市場和金錢的壓力甚至更直接、更具體（據許紀霖《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
    高華也不能免受困厄。那時，大學教師工資不高，他老是抽一種中低端的紅梅牌香煙，為了補貼家用，還在外面兼過課。
    不上課時，高華就在家裡寫作。書桌上，放一疊稿紙，一塊青銅色的鎮紙。一隻貓伏在腳邊。中午寫累了，他把愛人頭天晚上做好的菜熱一熱，等兒子高欣放學回家。父子倆常常一邊吃飯，一邊收聽新聞。
    吃完飯，父子倆習慣出去散步。高華在前，抽一支煙，高欣在後，再後面是一隻貓。鄰家一個學美術的孩子目睹兩人一貓散步的場景，為他們畫過一幅素描。
    1994年，高欣11周歲了。高華把書房讓給兒子做臥室。白天，他在大臥室里寫；晚上，他煙癮大，就到廚房去寫。四平方米的廚房，水泥地上擺一張桌子，資料堆在地上，每天寫到凌晨一點以後。寫好的稿紙越來越厚，香煙也一支接着一支。
    而經濟問題帶來的生活壓力，還是不時顯現出來。由於延安整風研究屬於私人寫作，高華從未以此申請過任何研究項目。十多年來，他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那些錢全要從不多的工資里擠出來的。
    對此，南大政治學教授李永剛回憶說，我們做研究的，如果有項目，可以解決一些基本問題，比如買書換電腦找助手；但如果沒有項目，這些就是硬支出，對於文史哲學者來說是個很大的負擔。
    1990年代中期，學生周孜正時常陪高華去附近的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買書，也時常聽到他說“書很貴”。“那時候我們家裡為什麼沒有錢？錢都被爸爸拿去買書了。當然，收入低也是一方面。”高欣這樣回憶從前家裡的困境。
    經濟困境一直持續到高華成名後。《紅太陽》出版的頭幾年，稿費基本用來購書送人。由於無法獲取資金支持和其他原因，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現諸多遺憾。
    其一，他無法對一些當年的延安整風親歷者進行口述採訪；其二，他更沒有機會去莫斯科搜尋資料。1990年代後，俄羅斯開禁歷史檔案，1940年代蘇共與中共交往的文獻記錄等也予以開放。1994年，當經商數年回歸學術的學者沈志華攜重金赴俄羅斯收購蘇聯檔案時，高華只能望洋興嘆。
    甚至，他沒有機會去延安做實地考察。直到多年後的2005年，廣東美術館在延安舉行“毛澤東時代美術展覽”，他應邀前往，才得以一睹“紅色聖地”的尊顏。
    多年後，高欣還記得父親一次很嚴肅的談話：做歷史，是很嚴謹很神聖的事情，但你會遇到生活的問題，養家糊口的問題，怎麼辦？所以說，做學問，要家裡有錢，最好是公子哥來做，他們沒有什麼生活壓力。
    1991年，高華到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美中心）兼課。在顏世安看來，一開始就是想掙一份講課費。
    成立於1986年的中美中心，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長期項目，曾以獨具特色的中英文藏書、期刊，大量的名人講座，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在1980年代，被南大的青年學者譽為猶如天堂之地。
    在中美中心，高華每周要上四節課，還要給學生答疑、改作業，每月薪水一兩百元，另外還要在南大歷史系教本科生。顏世安和朋友們覺得他太累了，掙這點錢不值得，曾勸他不要去。
    在中美中心，高華主要講授《20世紀左翼文化》，深受歡迎。中美中心的中英文藏書有8萬餘冊，擁有最新出版的期刊和聲像資料。中國教師在這裡，除了可大量閱讀西方的書籍，還可以通過和外國學者的交流開闊視野。在這裡，高華得以結識李慎之等前來講學的前輩學者。
    在中美中心的授課，也使高華有機緣於1995年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作訪問學者。這是一次私人性質的訪學。高華拿出家裡所有的存款，湊了一萬元，買機票就花了6000多元，又跟朋友借了一點美金，於1995年暑假去了美國。
    高華在美國住在治安狀況較差的黑人區邊緣，平時以自行車代步，還要去華人商店打工，不惑之年，備感艱辛。
    在美期間，高華多方收集資料，並利用在華盛頓的便利，到國會圖書館工作了一個月。然而，很遺憾，國會圖書館中文部雖然收藏十分豐富，卻幾乎找不到有關延安整風的材料。

“延安”在腦子裡回演

    1996年9月，高華從美國回來後，接着寫作延安整風。
    弟子周孜正曾如是描述高華的工作狀態：南京的冬夜，他穿着並不厚實的羽絨服在廚房裡寫書。房門並不嚴實，室內漏風，他又不喜歡穿棉鞋，腳下就是一雙美國帶回的厚皮鞋。一杯茶、一包煙、一包方便麵或一點餅乾，陪他進入晚上8點之後的寒夜。進入寫作狀態後，他似乎忘了冷。
    生活上，高華不講究吃穿，常吃的也就是西紅柿炒蛋、炒青菜之類。午飯也很隨意，一般是頭天晚上，愛人燒好菜，放在冰箱裡，次日中午他熱一熱。傍晚，愛人下班後，有時買一點鹽水鴨，再弄點蔬菜，燒點湯。
    這個清苦之家又是歡樂的。時常有朋友來串門，有學生來吃飯。“許多背景各異、但同樣熱情、純真、嚮往自由與真理的年輕人”，時常出現在高家，甚至一些外國學生也跑來蹭飯。1996-2001年上海路的高家，是高華和學生最快樂的時光。那時，高華還沒出名，學生們正青春年少。
    多年後，弟子劉握宇仍對老師家印象深刻：
    “一進去就是廚房，然後是水泥地的過道，堆着很多雜誌。左邊是高欣的房間，右邊是兩個大房間，別人住一間，他們住一間。大房間其實也不大，床、柜子、書桌、活動飯桌都挨在一起，木頭地板，踩上去嘎嘎響，時常有老鼠叫。”
    在周孜正的印象中，高老師吃飯很快，幾口就吃完了。他總是說，“你們慢慢吃，我就是天生吃飯特別快。”
    飯後，高華一般看看新聞聯播，和學生們聊聊天，聊聊書，看看錄像。師生們像朋友一樣，小房間裡，時常笑語不斷。
    在那些談話里，他有時會談到“文革”，談到江渭清家裡的保姆，南大的大字報；也會談到王實味、顧准，而談論更多的還是毛澤東。
    寫作之外，他涉獵廣泛，了解各種輿論動態；也經常看紅色題材的影視劇，揣摩主流話語的敘述方式。
    當學生與客人散盡時，他便移師廚房，開始寫作。
    讓周孜正印象深刻的是，高老師家裡有一個很大的索尼收音機。高華時常把收音機拿出來，拉長天線，收聽包括朝鮮廣播在內的“外電”。高華對蘇聯、越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注，始於“文革”，多年來不曾中斷。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曾驚訝於高華何以對一些邊緣的共產黨執政國家如數家珍，對朝鮮動向瞭若指掌。高華說，我天天聽朝鮮廣播，我要體會那種味道，那些沒有經過改革開放的共產黨政權的思維、文化特點。
    此外，高華大量閱讀，分析、辨別、解釋各種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從大量點滴事實中捕捉內在的聯繫，判斷話語後面隱蔽的東西。
    “高老師的厲害之處，就是憑藉公開出版的資料來還原真相，我們說他有偵探般的奇異能力。比如這邊有十個人出的傳記，每個人各執一詞，他可以飛快地從10本書，10個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敘述之間，互相印證。他還有很強的記憶力，看了這本書，立刻就想到別人在另一本書裡是怎麼講的。”青年學者李永剛說，“以前我們聽他講故事都是目瞪口呆，他講故事都是精確到年月日，現場感很強。”
    大量的閱讀之後，高華將當年在延安發生的那些事情在腦子裡回演。“一步步回演，讓自己神遊在當時的歷史人物當中。這個時候他獲得了一種感觸，這種感觸漸漸地把當時那種雲遮霧罩的歷史，一點點發掘出來。”一位學生曾這樣概括高華的寫作。
    在寫作的後期，高華有了更多幫手。1997年9月，他開始帶碩士研究生。張福運、郭洵澈成為首批高門弟子。高華買了一台奔騰133電腦。他仍在稿紙上寫作，郭洵澈每天到老師家把書稿輸入電腦，師生間或交流看法。此前，愛人劉韶洪也幫他輸入文字。親情與友情支撐着他的寫作。
    這本關於延安整風的書，漸漸地浮出水面。
    高欣回憶，有一天晚上，父親跑過來說：這本書，就叫《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他想了很久，覺得這個名字起得可棒了。

“從此天下就知道高華了”

    1998年夏，《紅太陽》初稿完成，開始在很小的朋友圈子裡傳閱。
    “大家一看，非常震撼，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啊！”許紀霖回憶看到初稿時的感覺，“高華以出色的歷史理解和想象力，還原出權力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對已有的歷史正當性是摧毀性的。”
    在南京大學，儘管高華寫延安整風，顏世安等老友很早就知道，但是直到該書快要完成時才約略知道內容，不禁替高華擔心。
    如何讓這本書順利出版，朋友們想了很多辦法。1999年，許紀霖在香港找到天地圖書公司一位副總經理，對方看了書稿後，覺得是本好書，但有些過於學術化，擔心銷路，一時有點猶豫。
    1999年，學者金觀濤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相繼出版了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等。這年秋天，許紀霖把書稿拿給金觀濤。
    許紀霖回憶當時的場景：金觀濤一看，稱這就是他們要出版的書，是嚴肅的學術著作，馬上拍板。多年後，許紀霖還記得金觀濤講的一句話：“這本書出來以後，從此天下就知道高華了。”
    1998年4月，高華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發表了《北京政爭與地方——<江渭清回憶錄>釋讀》，開始了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另一種淵源。
    這篇文章引起了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的注意。成立於1963年的大學服務中心，以獨到的中文資料、專業的學術服務，在業內有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麥加”之稱。自1990年代起，中心啟動大陸學者訪問計劃，享譽一時，熊景明因獨到的學術眼光和職業精神，被來訪者戲稱為“學術媒人”（據劉芳《熊景明：我與服務中心二十年》）。
    “我看到高華在《二十一世紀》發了一篇文章，覺得這個人很不錯，後來聽說他在寫一本書。如果我們邀請他，他可以藉助中心的資料，修改書稿，這就更加符合我們邀請的條件了。”熊景明回憶。
    1998年秋天，高華第一次來到大學服務中心。在熊景明的印象里，那時的高華，帥哥一個，衣着有品位，抽煙而無煙民的樣子。“要不是約他周末去行山，他說心跳過緩，爬高坡走遠路不行，誰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問題。”熊景明認為，他主要是寫《紅太陽》太透支了。
    坐落在香港吐露港畔的大學服務中心，珍藏着中國約2800個縣的縣誌，大量鮮為人知的專業志，數千種由省到村一級的地方志，840餘種中央、省、市、縣級的統計年鑑及各行業年鑑，自1950年代初以來200多份中央及省級的報紙和2000多種雜誌……
    面對豐富的資料，高華像所有的來訪者一樣感到很驚訝。在中文大學，他一邊做訪問學者，一邊修改書稿，得以補充若干新資料。其後半年，高華三易其稿，於1999年春夏之交最後定稿。
    書出版前，朋友顏世安和朱劍知道了高華擬的書名。兩人有些吃驚，覺得書名太刺激，本身就意味着風險，建議他選擇更學術化的書名。在顏世安印象中，高華當時好像沒有太多猶豫，說，“不改了，就這樣吧”。■

    高華簡歷：
    高華，歷史學家。男，1954年生於南京，文革期間曾做過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論文《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1932-1945）》、《論孫科革新國民黨的努力及其失敗》、《關於國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問題》、《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在歷史的“風陵渡”口》等。 曾於1995—1996年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做訪問學者。2004年2-7月，在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任香港中大歷史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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