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之一。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宋永毅教授數十年投入心血，終於看到曙光在前：到2014年底完成“中國當代史數據庫”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子庫之後，毛澤東時代歷史文獻就全部記錄在案


◆高伐林


    2006年5月12日，在紐約舉行的有相當規模的“文革”40周年研討會，有來自北美、歐洲、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幾十位學者與會。以21世紀中國基金會執行主任的身分來籌備和主持會議的宋永毅致開幕詞，他說：我第一個要感謝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包括筆者在內的與會者一愣，然後哄堂大笑。
    眾所周知，中共執政者長期以來將關於“文革”的話題列為禁區，對調查研究百般壓制，宋永毅竟然將中共列為“第一個”感恩戴德的對象？！
    但是，宋永毅並不是說反話。



中共讓他成了“名牌”

    在那之前，宋永毅和美國一批華人學者，已經於2002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數據庫》，列為“中國當代史數據庫”之一；在那之後，2010年，又出版了之二：《反右運動數據庫》，2013年，又出版了之三：《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
    八年之後的2014年3月，筆者在費城舉行的亞洲學會年會上，再次見到宋永毅教授。他告訴我，2014年年底，將出版“中國當代史數據庫”之四，也是最後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政治運動數據庫》。“最後這個數據庫，是關於‘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一直到1956、1957年的‘肅反’的資料，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
    在交談中，宋永毅再次提到感謝中共。
    為什麼感謝中共？老宋大笑起來：“因為他們把我抓起來，極大地提高了我投身的文革研究事業的知名度和公信力。現在我走到哪兒，一說‘宋永毅’，就有品牌效應呀！”

    筆者記憶猶新：1999年宋永毅回中國大陸被警方拘押，是在海外相當轟動的一件事。
    當時在美國賓州迪金森學院圖書館工作的宋永毅，回中國收集“文革”資料而被捕。當局給宋永毅安上的罪名，是非法獲取“國家機密文件”和“不准出境的文件”。但據《紐約時報》報導，其實就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報刊，而且，並非來自機要部門和檔案部門，而是來自民間——從類似北京潘家園那樣的舊貨市場上淘到，或者從私人收藏者手裡搜集的。何罪之有？！
    宋永毅認為：抓他是“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蓄謀已久的陰謀”，最主要是為阻止《文革數據庫》的出版。“在我回國之前的1998年，從蔣經國基金會申請到一筆約3萬多美金的基金，組成了一個編輯委員會，準備做《文革數據庫》。”
    “當時有人舉報說，這個項目是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審訊我的人，盯住蔣經國基金會，盯住我們這個數據庫不放。想把我關個五年，這項目就做不成了。”宋永毅告訴他們：“中央情報局不要說對幾十年前的事沒有興趣，對一個月以前的事可能就沒興趣了！”
    關了半年，將他放了。宋永毅分析釋放的原因說，主要是國際上的援救：美國和西方主流媒體大量報道；101位美國、歐洲知名學者、教授聯名寫信給中國政府，要求確保學術研究的自由，其中許多是西方著名漢學家，有些還是一直比較傾向於中國政府的。海內外的反應，使得中國當局相當被動。當時中共需要美國給它最惠國待遇，扣住這樣一個搜集“文革”紅衛兵報刊的圖書館員不放，會讓美國國會對中國印象惡劣而不肯鬆口，實在不上算。
    宋永毅在回答RFA專訪時還披露：他的獲釋，也和中共黨內有人對“文革”看法與公安、國安“鷹派”不一樣有關。他說：“有一句講一句：江澤民本身不一定同意國家安全部的觀點。美國國會代表團當著江澤民的面，講到我這樣一個無辜的教師研究‘文革’被他們抓起來，江澤民當場就表示：‘如果他就是因為研究文革，收集那些文革小報材料被抓，那是不對的。當然他如果有其它事，那是另外一碼事。’他當場跟他們講了‘文革要研究’，講自己怎麼在‘文革’中間被批鬥啊，坐‘噴氣式’啊……哪怕是江澤民這樣的人，都不一定同意那些‘死硬派’、‘毛派’的觀點，抓我的完全是毛派。”

被拘押反使研究突飛猛進

    宋永毅的感謝，就是緣於這個理由：這次被拘押，反而使得他的研究突飛猛進。
    第一，通過那麼多媒體的報導，大家知道這個人要把一生獻給毛澤東時代的研究，而且就是在這個研究過程中、在揭示侵犯人權的禍害、整個民族、人類大災難中被抓，引起公憤；
    第二，對他回到美國以後申請研究基金和得到各方援助、收集資料等等，太有幫助了。宋永毅舉過一個例子：RFA電台當時也報導了他被捕，後來RFA給他轉去好多份非常珍貴的中共中央文件。怎麼來的？是中國天津一位中學教師收聽了RFA的廣播，得知宋永毅正在做這個研究，就複印了那些當年的中央文件，寄到RFA在東京的一個郵箱，轉到了他手裡。
    宋永毅說：“更不用說我出來以後決定要繼續編完那115本《新編紅衛兵資料》。我到日本去，日本學者知道我是宋永毅，就相信我，願意把他們10多箱紅衛兵小報拿出來，說‘給你挑，你要就帶回到美國’。當然我也送了他們不少東西——學術資料都是交換。”
    宋永毅將這些資料掃描完了，歸還給了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收藏家。“搞到的所有小報，我不收藏，（掃描之後）全部送給他們。這樣歐美學者也都願意把手裡的資料無償提供給我。”
    宋永毅還說，向美國的基金會申請錢得有人寫推薦信，“都是麥克法夸爾等很有名的漢學家給我們寫，因為他們知道了我這個人。這用老毛的話說，也是‘壞事變成好事’，為我的文革史和中國當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文革”中坐了五年牢

    從宋永毅1997年著手“中國當代史數據庫”算起，至今已經17年；如果追溯他的“文革”史料收集和研究，已經有約40年歷史。
    為什麼會選擇“文革”、選擇毛澤東時代作為一生主要的研究課題？宋永毅直言不諱：完全出於自己“文革”的經歷，“‘文革’10年，我竟然有5年是在獄中度過。”——原來，他早已經有坐牢的經驗了！
    “文革”爆發時，出身於“資方代理人”家庭的宋永毅，是上海最好的中學——上海中學的初三學生，跟當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是同年級不同班的校友。
    宋永毅回顧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好幾點是吸引我們平民子弟的：“他提倡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當時通過中央文革提倡平等，反對‘血統論’，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到1967年，“文革”進入“全面內戰”，毛澤東自食其言，不僅不搞什麼選舉，實際上重新搞起“血統論”——“把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都說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就是‘新血統論’。”
    圖書館的大門都貼上了封條，卻並不能阻擋毛頭小伙子爬牆翻窗進去找書來讀，反正沒課，有時間讀很多書。另外，夥伴中也有些幹部子女，從家裡拿出許多“灰皮書”“黃皮書”——也就是‘文革’前內部出版、只限那些高級幹部閱讀的書。宋永毅看了幾十本，他記得，有《第三帝國的興亡》上、中、下三冊，描述納粹帝國的結構、文化，希特勒怎麼上台的；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其中寫到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有德熱拉斯的《新階級》……“那些書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決定性的”。
    愛讀這些書的年輕人不可能安分。上海有過兩次“炮打張春橋”的運動，第一次是1967年，第二次是1968年，宋永毅捲入了，當然沒有好果子吃。從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到1971年“清查五·一六”，他先是被抓進“封閉式學習班”，然後是隔離審查。
    宋永毅沒有像當時全國大多數同齡人那樣當知青上山下鄉。上海是工業基地，需要勞動力，1968年夏末，毛澤東關於上山下鄉指示還沒出來，他和同屆畢業生就被學校分配到上海糧食局位於郊區一個儲存糧食、食用油和工業用油的港口倉庫工作。但1970年上海中學的“工宣隊”“軍宣隊”，把他叫回學校關押追查。宋永毅介紹，追查“炮打張春橋”“在上海波及幾十萬人，迫害致死的也有幾百上千，這個數字至今也還不清楚”。

“反革命小集團”首犯

    宋永毅坐牢，更主要的是為另一件事。
    參加工作以後，夥伴們仍有強烈的求知慾望，五個同學就兩個星期左右在他家裡聚會一次，交流讀書心得——這就是“文革”中流行的“地下讀書會”：各自去弄書，彼此交換看，再討論切磋。這伙年輕人很自然會講到江青30年代緋聞啦，德國納粹帝國和當前“文革”的對比啦，甚至講到毛澤東在指導“文革”中的失誤啦等等——所有這些言論，都被歸類為“防擴散言論”。
    “讀書會”一個在里弄小廠工作的成員，最先被隔離審查，他在“逼供信”下交待了，“還不是一般的交待，是非常誇張的交待。因為他是寫小說的，所以寫了500多頁交待。”宋永毅笑起來，“造成我們五個人全被抓，不得了，被打成一個‘宋永毅反革命小集團’。”
    他1971年12月被抓，一直沒判，關在王洪文搞的一個“文攻武衛指揮部”，民兵24小時看守，幾個人挨揍挨得很厲害，綁起來打，也絕不許家人探監，只有一次，在他快要出來了之際，允許他當時在國防工委一個準部隊研究所工作的大哥來看過。1976年3月，他才被放出來。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會覺得這些事簡直匪夷所思。宋永毅說：“那是個無法無天的時代，隔離審查可以無限期搞下去。他們本來是想把我槍斃的，因為搞出來的‘防擴散言論’有幾百條——實際上那些話我們都沒有講過，都是‘逼供信’亂弄出來的，搞得很恐怖，比如指控我們說‘毛澤東禍國殃民，值得我們把他的頭割下來，當作籃球去打’——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怎麼可能講這樣的話？我們對毛澤東個人沒什麼仇恨。”
    糧食局專案組把這個要犯報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正式逮捕他——竟有一百多條“防擴散言論”，這還了得？不僅可以判刑，甚至可以槍斃。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公安局已經有些“老公安”被“解放”，複查這個案子。讀到如此之多的罪狀，他們本能地就覺得不可能：五個年輕人，怎麼會對毛澤東共產黨仇恨到這個程度？
    宋永毅的同學也為他抱不平，大著膽子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沒想到，真的得到了回音——不是毛澤東批覆的，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中共中央辦公廳批覆的。
    宋永毅對RFA講過很有趣的細節：寫信的同學是仔細斟酌過策略的，在信封上寫下“謝靜宜阿姨親拆”——他覺得收信人一旦看到“謝靜宜阿姨”的字樣，會認為是少先隊員寫的信，產生一種驚奇感，就會拆開，而不會立即扔到一邊。這個策略成功了，謝靜宜確實看了，把信轉給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到上海市委，市委就組織了一個複查小組來複查我們這案子。這才使我有可能在1976年初被放出來——五個中學生是說了些‘錯話’，但是絕對沒有這麼個‘反革命小集團’”。

革命導師教出一個認真的反對派

    從21歲到26歲，五年監禁時光，宋永毅用來認真學習曾經狂熱信仰過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唯一允許他看的就是“雄文四卷”《毛澤東選集》，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本。“我還向他們要《列寧選集》四本，他們沒給我，只給我看過一本。”宋永毅還不無自豪地說：“毛澤東‘雄文四卷’我至少看了一百遍。”
    一百遍！？
    “我在裡面編了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大字典》和一本《政治經濟學字典》，用草紙編的，現在還在家裡呢。”
    就是在精讀革命導師的經典著作過程中，宋永毅看出了問題：“比如說，我看出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根本不想抗戰，他只是想保存實力，將來再打內戰、取得政權。”他還看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悖論”……
    囚禁中的讀書生涯，使宋永毅從根本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產生懷疑。也使他產生要了解“文革”的強烈願望。
    1977年考大學，他第一志願填的是歷史系，但是很遺憾，那時竟然還沒給他“平反”，復旦大學歷史系錄取他之後，又把他的檔案退了回去。最後是上海師範大學急需一批兩年制中學和其它成人教育的老師，上海市公安局複查他的案子的那個處長，天天去盯着說：“你們要把這個人收下來，這人很快就會平反了”，這樣他才跨進了大學校門。

    “文革”中他感興趣的就是，我們這代人思想怎麼演變的？在上海中學，1968年到1970年，宋永毅就曾經主編過兩本東西：《文化大革命異端思潮集》（一）和《文化大革命異端思潮集》（二）。收入了楊曦光的文章、“李一哲”的大字報、“炮打張春橋”的上海“胡守鈞小集團”的材料和那些“血統論”。
    為什麼要編這些東西？宋永毅說，我們這些同伴都比較有思想，覺得再過二三十年，就是我們這些人接班，那麼“文革”中的思潮，對於以後的掌權絕對有影響，“太子黨”有他們的想法，我們有我們的想法。這些“異端思潮”不管是“右”還是“左”，都應當把材料留下來。
    “文革”中他雖然經歷了抄家，很幸運這些材料逃過一劫。
    宋永毅1980年畢業後，在上海電視大學教了一段書，又在上海作家協會搞專業研究，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史。“六四”槍聲一響，他馬上決定離開中國——那之前他已經被美國俄亥俄大學錄取，還給了他獎學金。宋永毅就把《文化大革命異端思潮集》夾在箱子裡，帶到了美國。他與孫大進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於1997年出版，在那本書的“後記”中，他回顧了這個歷程。

    宋永毅等人編輯出版的“中國當代史數據庫”之三：《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

從點到線再到面

    宋永毅到美國本來要讀歷史博士，因工作難找，就改讀圖書館專業的碩士。他的第一個工作是1995年匹茲堡大學給他的東亞圖書館中國文獻研究員，他的“文革”研究也就是從匹茲堡大學開始。
    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異端思潮”研究：從“異端思潮”開始，和他自己受迫害有關。大概從1995年開始到1997、1998年左右，“可以說‘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這個概念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常識”。
    第二階段，從1997、1998年開始，一直到做第一個“文革數據庫”。宋永毅說：開始注意“文革”中那些被殘害、殺戮的現象，後來他編了一本書《文革大屠殺》，這本書還出了日文版、法文版。“我自己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不是從一個那時年輕人的帶有派性也帶有極左思潮的‘異端思潮’，而是從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人權災難開始思考。”
    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宋永毅發現，對“文革”真相，不管是海內外學術界還是老百姓，都存在太多的誤區。
    比如，1998年哈佛燕京學社出版了他和孫大進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目錄索引》，500多頁，有中文、英文、俄文、日文。這是圖書館學者從文獻學角度去編的，編的時候他發現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至少有十幾本中英文書，有幾本還聲稱當年自己是紅衛兵，說“8月18日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和紅衛兵在金水橋前親切握手”。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這使宋永毅痛感到：保存歷史真相一定要從原始資料著手。他搞了個大項目：華盛頓一個“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出了一個115卷的《紅衛兵小報》，包括2700多種紅衛兵小報，就是他主編的。他們向全世界範圍內徵集，而他1999年回國也是為這件事，結果當局說那些紅衛兵小報是“國家機密”，都給沒收了。不過宋永毅強調：“我們大多數東西不是在中國大陸收集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收集的。例如各省市的紅衛兵小報，有55卷，其中30卷是日本文革資料研究協會給我們的；第2期差不多有40卷北京地區的紅衛兵小報，那是加拿大一個華僑、最有名的北京小報收集專家給我們的。”
    第三個階段，是從2002年到現在：從研究“文革”，走向研究整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對當代政治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這個項目我們把它叫作‘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代史數據庫’”。
    宋永毅是圖書館學和信息學的專家，他介紹，自己與一般學者從資料分析出結論的研究不一樣，主要成果都和圖書館信息學有關，已經有了一大批：
    例如，他參加編的英文《文革大詞典》，2006年出版；所有關於遇羅克《出身論》的八篇文章，關於“血統論”的原始文章，包括北大附中“紅旗”，清華附中、“聯動”、譚力夫的講話等，也全部譯成英文出版；另外他們還把“文革”中主要“異端思潮”、“讀書運動”中的主要成果都翻成英文，分別在2001年、2004年出版……



研究毛時代歷史的基礎建設

    我最關心的是“中國當代史數據庫”，請宋永毅更詳細介紹。
    他說，共分四個子庫：
    第一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早已完成，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應用。“現在歐美的博士或中國大陸的博士，要寫到‘文革’，很少有人不用我們的數據庫！”
    而且，不斷發現新資料，就不斷補充更新數據庫，2002年出版以後，2006年更新一次，2009年更新一次，2013年又在更新。
    第二個，2010年出版的《反右運動數據庫》也已完成。也同樣在不斷補充更新，第2版又有1000萬字的材料加進去。
    宋永毅曾對RFA介紹：其中比較珍貴的是“反右”運動中，中共中央辦公廳每兩個星期出一本《情況簡報》，直送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這是各地“反右”動態，直接影響他們決策的，總共出了69期，全部被宋永毅他們得到，“從毛澤東看那個東西，到他指示、到他決策，中央領導的決策，就有一個脈絡可以看清楚”。
    “反右”中各地黨委還出了很多《右派言論集》，如武漢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折射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非常寶貴的思想，這些都是我們民族思考精華結晶，這些人當時被整得七葷八素，家人也噤若寒蟬，多半不能保存這些資料了，但被搜集到這些“罪狀”中。宋永毅他們收集到近百本這種《右派言論集》。
    第三個，2013年出版的《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被宋永毅認為是已經搞出的三個數據庫中“最精彩的一個”。“精彩”，是說它資料的價值，是以內部檔案為主的。
    前兩個數據庫，中共內部檔案不太多，像“文革”檔案，是當局管得最嚴的，基本上還是以群眾組織的公開材料為主，不過也有少量中共內部檔案，例如1966年“5·16通知”以後，5月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批鬥朱德的會議，有關資料就是從中共中央檔案館裡“絕密”檔案中搞出來的；《反右數據庫》也有一些如上面所說《情況簡報》那樣的內部絕密檔案；而《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就不同了，收入近4000份中共內部檔案，都是外面看不到的，例如，四川溫江地區人吃人、甘肅臨夏地區人吃人的內部上報的絕密調查報告等。
    2014年底，即將出版《建國初期政治運動數據庫》。這樣，四個數據庫，涵蓋了從1949年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史當然也就是這個時代的歷史，因為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主要是政治運動史。那些歷史的文獻就全部記錄在案”。
    宋永毅告訴我，這個篇幅浩瀚的數據庫用兩種方式發行：第一種是網絡發行，主要是供那些圖書館、各個學校征訂，征訂後整個學校全部可以用，現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幾十個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都訂了；第二種是光盤，分門別類做好的數據庫光盤，誰需要，可以到香港中文大學網站去買，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圖書館和個人都可以買，放到自己的電腦里用。宋永毅透露，現在買的人主要是研究生和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每年辦一個國際研究生班，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生一到那兒就買這些數據庫光盤。
    宋永毅強調：我們的數據庫給學術界提供堅實的揭示歷史真相的研究基礎；給一般老百姓，也會精選一些，部分上網，大家可以免費用，提供的就是歷史原貌——“就放在那裡，我們不加任何編者按語，這是共產黨一級又一級組織的調查報告：一個鄉盲流出去多少人，腫病餓死多少人，被非正常打死多少人等等。中國有個傳統，把歷史作為鏡子；我們的數據庫就是提供作為一個鏡子。”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

    宋永毅在徵集和整理這些資料中也在潛心思索。他認為，從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可以說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之一。
    他對RFA記者提到，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中說，整個大饑荒死的4000萬人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宋永毅證實這種說法：“將來老百姓看到檔案材料，就可以完全相信：那個時期的中共幹部，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那些苛吏、最壞的官員。他們逼要老百姓的口糧，打死多少中國農民、老百姓！農民已經餓得奄奄一息，一打當然就死掉……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吏政，也就是官僚統治最殘酷的一個時期，尤其是農村。”
    宋永毅看完大量原始材料，考察了人們對“大饑荒”的各種理解，像“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等說法，他寫了一篇序，題目是“大饑荒：黨國對中國農民的糧食戰爭”。
    他認為，根本的問題是從統購統銷開始的，毛澤東及其中國政府為了應付所謂“美帝國主義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建立戰時經濟體制，從農民口中搶奪糧食，根本和什麼“天災”啦“蘇聯逼債”啦，一點關係都沒有！
    宋永毅批駁了“毛澤東時代官員清廉”的說法，認為這主要是中共的信息封鎖所造成的。從那時候苛捐雜稅逼死人命、奸淫擄掠的嚴重狀況看，農村幹部的兇殘超過現在，因為那時候的中國農民是農奴，完全依附於這個國家機器、依附於人民公社。“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貪污腐敗，當然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事情。但是具體到農村的幹部對老百姓的迫害，酷吏殺了多少人，恐怕還是大饑荒時期最嚴重。”
    宋永毅說：毛澤東搞了一場政治的“文化大革命”，結果他把整個中國政治制度，中間還有一些合理的東西，全部給毀掉了；鄧小平呢，搞了一個經濟的“文化大革命”；接著就是江澤民，把老百姓中本來還有一些道德觀念，又通過“金錢的文化大革命”給轉換，就造成今天整個中國的道德淪喪。
    他歸納：毛澤東的腐敗是一小撮人腐敗，鄧小平的腐敗是一部分人腐敗，江澤民以後搞得“人人想腐敗”！

“我們不能等啊”

    馬年伊始，宋永毅與明鏡新聞出版集團開始了新的合作，期望他和他的夥伴們徵集整理的“中國當代史數據庫”中海量資料，能為更多研究者、讀者知曉和善加利用。日前，作為合作的開端，33萬字的《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一書，已經在明鏡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就是源自其資料庫。宋永毅為這本書寫了長長的序言。他與明鏡的更大規模的合作，已經拉開序幕，明鏡新聞出版集團也為此而着手進行結構上、技術上、人事上的準備，在不遠的將來，就能推出新的成果。


    我在亞洲學會2014年會上問宋永毅教授：您為什麼像個永動機，一刻不停地推動一個又一個計劃，完成一個又一個項目，您怎麼想的？
    宋永毅的回答很實在：
    ——我們不能等啊！
    他說：我們能等中共開放了檔案再來從事歷史研究嗎？看目前中共，根本沒有這個放鬆、放寬、放開檔案史料的意圖，等到猴年馬月？我們必須自己幹起來！
    不能等，還有另一個理由，一個甚至是更重要的理由。宋永毅說，我們也到了這把年齡了，眼看毛澤東時代的親歷者、目擊者，這幾代人都已經、正在或者即將退出歷史舞台，當我們離開之後，對毛澤東時代有切身感受的人，就再也沒有了！我們要趕快給未來的研究者留下東西啊！
    宋永毅對毛澤東的批判鍥而不捨、鞭辟入裡，但這位給中國帶來浩劫的領袖，至少有幾句詩，讓宋永毅認同：“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


宋永毅小檔案

    1949年出生，籍貫浙江慈谿，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科羅拉多大學Boulder分校東亞研究系文學碩士，印地安納大學Bloomington分校圖書館與信息科學碩士。出版有《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Heterodox Thoughts I & II》，《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新編紅衛兵資料》（115卷），“中國當代史數據庫”。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和東亞圖書館中國文獻學者，美國迪金森學院圖書館系技術部主任，現任職於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新史記》19期，明鏡新聞網、明鏡歷史網轉載）




    近期圖文：

    她把毛澤東時代的苦難告訴世界
    當事人評述：還原鄧小平阻撓改革開放真相
    中國錯失政治體制改革的黃金時段
    林彪周恩來檔案若公開很可能具有顛覆性
    袁偉時答問：辛亥革命如何定性，為何失敗？
    袁偉時答問：為何一代代政治家走入歧途？
    中國國寶“昭陵六駿”何時能團聚？
    袁世凱百年沉冤，原因在兩朝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