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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媒體的各種言說中，不少人會選擇訴諸歷史（當然還有訴諸外來和尚或其他權威的，有時還攪在一起）。借古諷今也好，影射史學也罷，這確為不爭的事實。比
如《南方都市報》，就專辟了一個《歷史評論》版，對時事熱點從歷史角度予以解讀。類似的還有很多，有心的讀者自可留意。在此過程中，選擇哪些史實來進行言
說，就很耐人尋味了。比如今年的各種紀念史學中，不少媒體把目光瞄向了二次革命爆發的1913年，畢竟逢百年，算大慶。所以宋教仁遇刺案，以及民國的歧路
等話題就很熱鬧。而對其他一些逢十逢百的年份，比如此前十年，即1903年的蘇報案及相關問題，則似較少注意。
倒是鳳凰網
2011年推出的一個專題，值得注意。當時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他們策劃製作了一套頗為別致的清末十年特刊《穿越報》。其第三期尤為有趣，總題為：“假
作真時真亦假，我為革命造謠言”，結合學界有關研究成果，對發生在1903年的蘇報案之前因後果及相關話題，進行了比較通俗簡明的介紹。比如指出清政府在
蘇報案上說不上搞文字獄，反倒是號稱英雄的章士釗、章太炎等人的表現令人瞠目結舌。且不說他們的大部分推翻政府的言論在任何文明國家都可以算得上是犯罪，
就是為宣傳革命而捏造消息甚至偽造“上諭”，亦更成問題。多年以後，作為當事人的章士釗回憶說：登載《嚴拿留學生密諭》後，清廷譴責為捏造，《蘇報》卻堅
稱密諭是真，從江督署借抄得來；“要之，當日凡可以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此一跡象，可從《蘇報案紀事》字裡行間看出”。鳳凰網標題中的
“我為革命造謠言”，脫胎於此。
千萬不要以為，中國新聞人這樣做只是偶一為之。“我為革命造謠言”的活動，辛亥革命前後還在不斷上
演。比如武昌起義爆發後，《民立報》發表的很多消息，說什麼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外國友邦樂觀支持等，就並非事實，而是為了鼓舞人心而刻意編造出來的“謠
言”。當時在倫敦的章士釗再度大顯身手，筆桿兒一搖，就向國內發回不少這樣的不實信息。類似的情況，在有名的《新青年》雜誌上也上演過，而且是“雙簧”。
當時陳獨秀等發起文學革命，反響寂寥，他又“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怎麼辦？好比做戲，得有“反角”，只好自己撰文反對自己了，何況，使反對言論於
己有利的最好辦法就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對言論。於是，錢玄同炮製出一封王敬軒來信，劉半農則以編者身份奉答。兩信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題，載於1918
年3月的《新青年》。即便如此，也沒有引來預期的“反響”。戲還得演下去。6月，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讀者來信，作答的陳獨秀似乎不知“妄
人”王敬軒的來歷，但他應知道“崇拜王敬軒者”乃何許人：全信僅兩行字，卻有三處（浮一大白、崇論宏議、自由討論學理）為其本人的習用語！7月，錢玄同借
批“戴主一來信”（系偽造）來“駁王敬軒君來信之反動”，稱“本志易卜生號之通信欄中，有獨秀君答某君之語，請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農君答王敬軒君如此措
詞的緣故。來書中如‘胡言亂語’、‘狂妄’、‘肆無忌憚’、‘顏之厚矣’諸語，是否不算罵人？”躲在黑暗中罵自己，然後對公眾說是別人在罵他，並對這種無
恥的詈罵感到強烈的義憤，以致回罵起來理直氣壯——這也算一種奇觀了。
為此感到不安的胡適，在給好友任鴻雋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軒來
信”的內幕。後者很吃驚，不敢相信：一是“君等無暇作此”，更重要的是“為保《新青年》信用計，亦不宜出此”。陳衡哲說，“此為對外軍略，似亦無妨”。任
鴻雋以為不然：假如“外間知《新青年》中之來信有偽造者，其後即有真正好信，誰覆信之？又君等文字之價值雖能如舊，而信用必且因之減省，此可為改良文學前
途危者也”。可惜，如任鴻雋這樣的清醒者太少。更多的人，倒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我為革命造謠言”、“我為革命演雙簧”的不歸路……中國新聞人百年前的這
種選擇，可謂流毒匪淺。誠如一位網友留言所說：這個觀察，到如今還適用嗎？不妨清夜捫心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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