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整理以前写的一些诗稿。其实真正在诗状态中的时候反而没有成文，很遗憾，而往往在这种状态中时，没有人。一有人的环境，就是嘈杂。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碰到同时代人聚集的时候总是会激动，有激情。前几天，灣区朋友陈光石打电话来言及，他去参加了湾区的一个“老三届”联谊会，与会者坐满了唐人街美丽宫酒店。大家都很有激情。那已是一个过去的世代，而且是一个黑暗、荒废的世代，为什么会引起如此美好的感情呢？

   我记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话―――我们当年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最后破灭了，其实，破灭的那套理论，而我们被搅动的是藏在它后面的那个“神跡”。这话讲得简炼。一场运动几乎能掀动所有人的热忱，一定有它独到的地方。实际上这个神跡一直在困扰着、吸引着人类，只是共产主义调动了人们的热情而已。

   当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发现死去的是那套理论和价值观，而不该死的和不可能死的正是背后的“神跡”，自古以来人们用各种方式、各种号令在追求这“神跡”，它的动因、动力正是信仰和理想主义。但是理论是死的，信仰却是叫人“活”。错误的信仰不等于信仰的错误。

   文革浩劫是中国人经历的一场大试炼。尤其是对“老三届”。有一次在一个研讨会碰到一个“老三届”，讲到一句话挺俏皮：我们“老三届”都是炼过“童子功”的。

   我想起一个寓言―――有个小和尚从小就在山门出家，从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他所接受的所有关于世间的功课都是老和尚教给他的。有一天，老和尚带他下山。小和尚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间很新奇。他看到路边的花好喜欢，就去摘，老和尚却一把打掉，他对小和尚说：“这是毒草！”后来他们下山到集镇上，集镇上有好多女人，小和尚从没有看过，他盯住一个漂亮的女人看，老和尚又打了他一下，说：“这是妖怪！”

   等他们办完事回到山上庙里，老和尚考小和尚，问他看到什么，喜欢什么，小和尚愣了一会儿，回说：“我喜欢毒草和妖怪。”

   这就是“老三届”的故事，当我们在山门受教时，一律被教成未下山时的小和尚指鹿为马。可爱之处在于当小和尚们指鹿为马时，是拿出相当于生命的代价去维护他们所受到的教育的。文革的发生就含有这种真诚和悲惨的意味。

   记得在小学课本上有个刘文学的故事，讲到这个小孩为了田里的辣椒被地主偷了，于是奋起搏斗而光荣牺牲。很少有人问：辣椒第二年就会长出来，而人死不能复生。这刘文学一死，地主也必不得活命，一把辣椒两条命，犯得着吗？

   因为刘文学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小和尚式的教育：那个地主不是人是妖怪，那把辣椒是比人的生命还重要的“国家财产”。一个人若为了“国家财产”而献身，就是无比的荣誉，若和地主之流的妖怪去作战，就是无比的勇敢。

   那种价值观、理想、信仰的扭曲以及一代人都为了它而献身，付出了青春的真诚和热诚的生命，这就是“老三届”的命运。我想，在三十年之后，人们重新聚首，竟然能够激动起来，就是有特别的原因，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想了想，就好比是在一块试验田里的一群人，发誓要弄出一种东西是世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万能的。于是把生家性命全赌上了，干得乐滋滋的，而且把凡是不服从此理想的人都消减。直到干得人仰马翻皮包骨头，不得不扔下这些“宝贝”逃跑。若干年后，人们从外面的世界回来了，看着过去的 “产品”，非驴非马，哭笑不得。但是却有深厚的感情，真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呀。

   我们属于那个世代，毁于它亦成于它，我们属于那个世代，那个世代它独特的话语方式，共同的情结。作为那个时代的被迫害者，我想未见得没有益处。

   有一个熟人访美时，来拜访过我，我们曾经讨论起文革的血统论。她问我：“你受了‘血统论’那么深的迫害，为什么对我们干部子弟却没有偏见？”我回答，“我尊重常识”。在文革中，我是那个小和尚，不是刘文学（否则我妈就被我斗死了）。道理很简单，我既然不能接受强加于我的价值观念―――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冠于“恶人”。如今我也没有理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说来不过是一些常识，可是在一个铺天盖地的颠倒常识的年代，为了坚持一个“常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两种牺牲同时都会发誓，就是刘文学式的和小和尚式的残杀。这种非正常时代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老三届”身上发生的。那种战争好比弟兄惨杀，这种惨杀是国共两党兄弟惨杀的延续。

   为什么我在文革之后，没有去攻击红卫兵，我想惟其因为我是从那个时代出来的，具有那个时代的背景，故我不太可能人云亦云。为了破除“血统论”的魔咒，我不知研究了多少“个案”，几乎囊括所有出身层的人。最后坚定不移地得出几个结论，一个是道德品质和家庭出身不是一回事，聪明才智和家庭出身不是一回事，命运好坏和家庭出身也不一定是一回事。在以上的情况中，家庭出身只是一个或好或坏的条件而已。“一母生九子，九子不相同”倒是反映了一个家庭的三种指数的三种不同的确实状况。

   94年回国时，我万没想到，我的中学同学，听说我回来了，互相串联组织了一次聚会。那次聚会，恍如隔世。小时的多少光景浮现在眼前。文革时多少令人伤心的光景浮现在眼前。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敘说的是过去了的美好的光景，而略去了那些不愉快的事，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有的同学――我们当年在班上画三八线（男女授受不亲），从来没讲过话的――也来了，相谈甚欢。还有当年热衷于搞血统论，一夜之间从好朋友成仇敌的（当然也有来监视我的）。这就叫“相逢一笑泯恩仇”。在这种光景中，你能感到爱的力量大过恨；饶恕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方。

   有人认为我们搞民运，因为苦大仇深，所以要报仇，要以牙还牙，我想，这起码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是一种误解。我是出于人道主义。就人而言，我无法去仇恨一个人或者说天长地久地去恨一个人。但是与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一些杀害人的社会观念却无法相容。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到“疾恶如仇”，活着就没有力量。

   文革是用一代人的青春生命为代价去为一些价值观念“证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从那个世代过来的人不从中觉醒，觉醒了不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无疑就是一块废品。

   最近我看了一部作品＜黄金时代＞（王小波著），很过瘾，很有痛感，也很难受。作者把一个文革年代的青年的“废品”生涯，活脱脱地描画出来。如果这样的“废品”对于一个社会只是“少数”，那你可以把他当笑话看，可是这样的废品是整整一个时代人，而且废品正在不断地生产着废品！这就是中国，一个被“老和尚”教唆坏了的中国。

   前几年，国内掀起了“老三届”怀旧热，甚至不少人组团回到当年插过队的地方重温旧情。我想，那是对失落了的一种人生态度的怀念，一种对于燃烧过的理想的伤感。

   其实，理想主义，信仰真理的力量不会因为一次失败的实验而消失。相反，经过那样的反复，生命的浓度因此而得到开掘，而呈现更多层次的色彩。

   “老三届”几乎人人都是一部戏。

   每当我碰到“老三届”的同时代人，我都会有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我尊重他们如同尊重我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