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整理以前寫的一些詩稿。其實真正在詩狀態中的時候反而沒有成文，很遺憾，而往往在這種狀態中時，沒有人。一有人的環境，就是嘈雜。但是有一種情況例外，就是碰到同時代人聚集的時候總是會激動，有激情。前幾天，灣區朋友陳光石打電話來言及，他去參加了灣區的一個“老三屆”聯誼會，與會者坐滿了唐人街美麗宮酒店。大家都很有激情。那已是一個過去的世代，而且是一個黑暗、荒廢的世代，為什麼會引起如此美好的感情呢？

   我記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過這樣的話―――我們當年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最後破滅了，其實，破滅的那套理論，而我們被攪動的是藏在它後面的那個“神跡”。這話講得簡煉。一場運動幾乎能掀動所有人的熱忱，一定有它獨到的地方。實際上這個神跡一直在困擾着、吸引着人類，只是共產主義調動了人們的熱情而已。

   當我們回過頭來的時候，發現死去的是那套理論和價值觀，而不該死的和不可能死的正是背後的“神跡”，自古以來人們用各種方式、各種號令在追求這“神跡”，它的動因、動力正是信仰和理想主義。但是理論是死的，信仰卻是叫人“活”。錯誤的信仰不等於信仰的錯誤。

   文革浩劫是中國人經歷的一場大試煉。尤其是對“老三屆”。有一次在一個研討會碰到一個“老三屆”，講到一句話挺俏皮：我們“老三屆”都是煉過“童子功”的。

   我想起一個寓言―――有個小和尚從小就在山門出家，從沒有看過外面的世界，他所接受的所有關於世間的功課都是老和尚教給他的。有一天，老和尚帶他下山。小和尚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間很新奇。他看到路邊的花好喜歡，就去摘，老和尚卻一把打掉，他對小和尚說：“這是毒草！”後來他們下山到集鎮上，集鎮上有好多女人，小和尚從沒有看過，他盯住一個漂亮的女人看，老和尚又打了他一下，說：“這是妖怪！”

   等他們辦完事回到山上廟裡，老和尚考小和尚，問他看到什麼，喜歡什麼，小和尚愣了一會兒，回說：“我喜歡毒草和妖怪。”

   這就是“老三屆”的故事，當我們在山門受教時，一律被教成未下山時的小和尚指鹿為馬。可愛之處在於當小和尚們指鹿為馬時，是拿出相當於生命的代價去維護他們所受到的教育的。文革的發生就含有這種真誠和悲慘的意味。

   記得在小學課本上有個劉文學的故事，講到這個小孩為了田裡的辣椒被地主偷了，於是奮起搏鬥而光榮犧牲。很少有人問：辣椒第二年就會長出來，而人死不能復生。這劉文學一死，地主也必不得活命，一把辣椒兩條命，犯得着嗎？

   因為劉文學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小和尚式的教育：那個地主不是人是妖怪，那把辣椒是比人的生命還重要的“國家財產”。一個人若為了“國家財產”而獻身，就是無比的榮譽，若和地主之流的妖怪去作戰，就是無比的勇敢。

   那種價值觀、理想、信仰的扭曲以及一代人都為了它而獻身，付出了青春的真誠和熱誠的生命，這就是“老三屆”的命運。我想，在三十年之後，人們重新聚首，竟然能夠激動起來，就是有特別的原因，就“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我想了想，就好比是在一塊試驗田裡的一群人，發誓要弄出一種東西是世上從來沒有過的，也是萬能的。於是把生家性命全賭上了，幹得樂滋滋的，而且把凡是不服從此理想的人都消減。直到幹得人仰馬翻皮包骨頭，不得不扔下這些“寶貝”逃跑。若干年後，人們從外面的世界回來了，看着過去的 “產品”，非驢非馬，哭笑不得。但是卻有深厚的感情，真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呀。

   我們屬於那個世代，毀於它亦成於它，我們屬於那個世代，那個世代它獨特的話語方式，共同的情結。作為那個時代的被迫害者，我想未見得沒有益處。

   有一個熟人訪美時，來拜訪過我，我們曾經討論起文革的血統論。她問我：“你受了‘血統論’那麼深的迫害，為什麼對我們幹部子弟卻沒有偏見？”我回答，“我尊重常識”。在文革中，我是那個小和尚，不是劉文學（否則我媽就被我斗死了）。道理很簡單，我既然不能接受強加於我的價值觀念―――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冠於“惡人”。如今我也沒有理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其實說來不過是一些常識，可是在一個鋪天蓋地的顛倒常識的年代，為了堅持一個“常識”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兩種犧牲同時都會發誓，就是劉文學式的和小和尚式的殘殺。這種非正常時代的現象，就是在我們“老三屆”身上發生的。那種戰爭好比弟兄慘殺，這種慘殺是國共兩黨兄弟慘殺的延續。

   為什麼我在文革之後，沒有去攻擊紅衛兵，我想惟其因為我是從那個時代出來的，具有那個時代的背景，故我不太可能人云亦云。為了破除“血統論”的魔咒，我不知研究了多少“個案”，幾乎囊括所有出身層的人。最後堅定不移地得出幾個結論，一個是道德品質和家庭出身不是一回事，聰明才智和家庭出身不是一回事，命運好壞和家庭出身也不一定是一回事。在以上的情況中，家庭出身只是一個或好或壞的條件而已。“一母生九子，九子不相同”倒是反映了一個家庭的三種指數的三種不同的確實狀況。

   94年回國時，我萬沒想到，我的中學同學，聽說我回來了，互相串聯組織了一次聚會。那次聚會，恍如隔世。小時的多少光景浮現在眼前。文革時多少令人傷心的光景浮現在眼前。但是，一切都過去了，我們敘說的是過去了的美好的光景，而略去了那些不愉快的事，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有的同學――我們當年在班上畫三八線（男女授受不親），從來沒講過話的――也來了，相談甚歡。還有當年熱衷於搞血統論，一夜之間從好朋友成仇敵的（當然也有來監視我的）。這就叫“相逢一笑泯恩仇”。在這種光景中，你能感到愛的力量大過恨；饒恕是醫治心靈創傷的良方。

   有人認為我們搞民運，因為苦大仇深，所以要報仇，要以牙還牙，我想，這起碼對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是一種誤解。我是出於人道主義。就人而言，我無法去仇恨一個人或者說天長地久地去恨一個人。但是與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一些殺害人的社會觀念卻無法相容。一個人如果不能做到“疾惡如仇”，活着就沒有力量。

   文革是用一代人的青春生命為代價去為一些價值觀念“證偽”。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如果從那個世代過來的人不從中覺醒，覺醒了不去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無疑就是一塊廢品。

   最近我看了一部作品＜黃金時代＞（王小波著），很過癮，很有痛感，也很難受。作者把一個文革年代的青年的“廢品”生涯，活脫脫地描畫出來。如果這樣的“廢品”對於一個社會只是“少數”，那你可以把他當笑話看，可是這樣的廢品是整整一個時代人，而且廢品正在不斷地生產着廢品！這就是中國，一個被“老和尚”教唆壞了的中國。

   前幾年，國內掀起了“老三屆”懷舊熱，甚至不少人組團回到當年插過隊的地方重溫舊情。我想，那是對失落了的一種人生態度的懷念，一種對於燃燒過的理想的傷感。

   其實，理想主義，信仰真理的力量不會因為一次失敗的實驗而消失。相反，經過那樣的反覆，生命的濃度因此而得到開掘，而呈現更多層次的色彩。

   “老三屆”幾乎人人都是一部戲。

   每當我碰到“老三屆”的同時代人，我都會有種莫名其妙的激動。

   我尊重他們如同尊重我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