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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叫我抓右派

2017-02-28 周揚 雪夜閉門讀晉書

1957年，文藝界的許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隔三差五便有轟動消息。當時主其事者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周揚。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怨言聲聲、怒氣沖沖。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老幹部中，陸定一和周揚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揚為思想解放運動和平反冤假錯案出力甚多，但人們對他在1957年的所作所為仍不能原諒。1957年的“右派”丁玲等人變成了“左派”，而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右派”，前者對後者依然耿耿於懷。

周揚是代人受過。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於眾，以存史實。

1979年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但主持會議，帶頭髮言，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弄錯了，不是追悼會。後來了解，是中組部舉行的一個儀式，宣布為馮雪峰的右派問題改正，恢復黨籍。追悼會是在這之後舉行的）。同去的人說，他一進會場就痛哭流涕。他自己說，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1975年，周揚剛從牢裡放出來，獨自一人，坐公交車從西到東，橫跨北京城，去看望癌症晚期的馮雪峰。看到雪峰窮困潦倒，周揚返回家中，向夫人蘇靈揚要了三百元錢，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動，寫了一篇寓言《兩隻錦雞》，說：兩隻錦雞各自拔出一根最美麗的羽毛，送給對方。雪峰行將就木，唯念黨籍尚未恢復。周揚回家後連夜給毛主席寫信，代訴衷情。而這時他本人的黨籍也尚未恢復。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馮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難逃”。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大字標題宣布：“馮雪峰是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第二天，馮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到文化部的通知：“你處報來的馮雪峰的材料，經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審核後，決定：列為右派骨幹分子。”此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本沒有上報馮雪峰的材料，而是四個月以後補報的。先在報上點名，然後宣布決定，而決定所依據的材料四個月以後才湊齊。處理的程序完全是顛倒的。

名單上的人，有的周揚也想保護，例如漫畫家華君武。他說：華君武出身貧苦，到過延安，言論有錯，還不是右派。遭毛嚴厲斥責：“華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揚就是右派！”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倒並沒有完全歸罪於這個名單，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陸定一曾自責：“中宣部的任務無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這個，明天整那個。”

“胡風分子”賈植芳吃過周揚的苦頭，但他坦言：“如果丁玲、陳企霞當權，可能比周揚還周揚。”

以前只知道湊“指標”、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實實在在的預定的“名單”抓右派！而且，沒有材料就翻老賬。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規模的翻老賬運動。

我們第三組議論紛紛，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裡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四人幫”時，江青果然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我相信周揚的為人，但所說的這個重大情節沒有證據。我私下對周揚說：“這叫死無對證。”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會懷疑他推卸責任。

他說：“你去看看1958年1月份的《文藝報》。”

我有印象，說：“好像專門登了幾位作家在延安時代寫的作品。”

“那就是為了翻老賬。你再仔細看看‘編者按語’，是不是主席的話？”

我把1958年1月26日出的《文藝報》第2期找了出來，“編者按語”的題目叫做《再批判》。確實，那口氣非毛莫屬，印證了周揚所說的情節。

後來我又從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內部發行）第7冊找到了這個“編者按語”，那就是鐵證了。註解中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報》準備在第2期出一個特輯。《文藝報》擬的按語，毛澤東不甚滿意，改寫和加寫了許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括號中的文字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段落：

（再批判什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在1941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藝刊物《穀雨》上的，次年改題為《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

在延安時，兩位武夫賀龍、王震曾狠狠地批評湖南老鄉丁玲。周揚說，當時毛主席保了丁玲。而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還是經他老人家修改、潤色的。

“編者按語”繼續寫道：

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場鬥爭，當時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裡，重新提起了他們15年前發表出來的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重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陶淵明的《移居》詩，從此就有了新的含義。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賞”，經批判家們“疑義相與析”，必定是“毒草”，對作者則發出“打倒”的信號。故流行的成語詞典都要特別註明：“現常用於貶義”。隱逸世外的陶淵明，決沒有想到他的詩句會成為毛澤東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請繼續看“編者按語”：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文章對於我們有些什麼教育作用，毒草何以變成肥料，我們發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馬鐵丁、嚴文井、馮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個批判對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當然，這個批判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文藝界利用這個材料，在各地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給讀者以更多的幫助。

馬鐵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別人的人，後來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陳企霞早在反右派之前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大鳴大放中噤若寒蟬，為什麼還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因為又一次被列入毛給周揚的名單，“在劫難逃”。由此可見周揚所言非虛。

進一步的研究，需要說明，毛澤東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名單？

起初，毛澤東確有整風的誠意，希望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後來形勢急轉直下，矛頭指向幫助黨整風的人。李維漢的回憶錄提供了關鍵時刻的重要材料：“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兩個座談會上，黨外人士對黨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評、意見和建議，其中大部分是正確的、很好的意見，有的意見可以說是切中時弊。毛澤東同志……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1-834頁〕。

羅隆基的原話，是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個矛盾”。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知識分子“翹尾巴”了。儲安平“向老和尚提點意見”，批評“黨天下”，更是“尾巴”翹上天了。工人、農民都沒有“尾巴”，就是知識分子有“尾巴”。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尾巴”，觀察是很細緻的。什麼叫“翹尾巴”？狗才“翹尾巴”，“翹尾巴”就是不聽主人使喚。發動反右派運動，冠冕堂皇的說法是“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加掩飾地講是為了整一整知識分子“翹尾巴”。毛澤東“下定反右派的決心”的那篇文章就是這樣講的：“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27頁〕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諄諄教導總是提醒人們注意“尾巴”！所以平時不“翹尾巴”的，即使放出了右派言論，也可以保護過關，如黃炎培、胡子嬰。〔《回憶與研究》下，第834頁〕②平時“翹尾巴”的，即使沒有右派言論也要戴上帽子，恰如周揚所說的“在劫難逃”。

丁玲等人，政治上一點不“右”，反右運動把“左派”打成“右派”，確實是搞錯了。壞就壞在他們常常向黨“翹尾巴”，故打成“反黨集團”之後仍不罷休，沒有“右派言論”也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像套上了緊箍咒，不翹“尾巴”了；摘了“右派分子”帽子，非但不翹“尾巴”，反而對黨感恩戴德了，於是以“優秀共產黨員”告終。不是說丁玲寫過“自首書”嗎？那也一筆勾銷了。

從毛澤東在“編者按語”中所寫的可以看出，要“翻延安的老賬”完全發自內心，決非“壞女人”江青唆使。毛澤東交給周揚的那個名單，其中一批老作家從延安時代起就是屬於“翹尾巴”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