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三）第三章　十里洋場的苦鬥（上）

第三章　十里洋場的苦鬥（上）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滿懷革命激情踏上了從青島開往上海的輪船。

　　由於青島左翼朋友的幫助，再加上俞啟威的姐姐俞珊的周密安排，江青順利地躲過了警察的監視和密探的跟蹤。她並不怕這些敵人，甚至想接受血與火的考驗，實現自己入黨時的誓言，但她不願意就這樣去死，她要找到黨，要繼續革命，“自己才十九歲，還沒有為黨的事業做出貢獻，怎麼能在這牢籠般的青島蝸居下去呢？”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誡自己。現在終於踏上了新的征程，她對未來的革命道路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對今後的新生活有着青年人特有的嚮往。初秋的海灣是那麼平靜，粼粼微波，給人無窮的遐想，碧海落日也讓第一次坐輪船的江青心情非常好。也許這次航行有意給江青上一堂嚴峻的生活課。輪船一駛入大海，看似平緩的海面，水面下好象萬馬奔騰，有千萬隻巨大的手把輪船托起又摔下，偌大的船好似一隻玩物，被大海任意耍弄。這下可苦了暈船的江青，頭暈目眩，嘔吐不止，性格堅強的她，這時也希望有人來照顧一下。想照顧她的人是有的，那是俞珊特意託付的一個年輕人，看上去溫文儒雅，但他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氣的本相。當江青被顛簸得東倒西歪、心中翻腸倒肚之際，這個傢伙乘攙扶江青的時候，竟伸手亂摸亂揣。江青暴怒了，想不到華麗的衣冠下竟是這麼骯髒的行為，她奮力推開了他：“滾開！你再胡來，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討了個沒趣，只好坐在她的對面乾瞪眼，但本性難改，不時地呲牙咧嘴說些髒話，繼續進行調戲。

這時的江青完全沒有了剛上船時的好心情。她需要承受大自然賜給她的考驗，又要和人間的醜惡行為作鬥爭。鬥爭是戰勝困難的唯一法寶，江青逐漸明白了這個人生哲理。她咬緊牙關，努力適應，克服着揪心的暈船痛苦，決不表現出一絲一毫的軟弱，像一座雕像穩如泰山地坐着、熬着。她的鎮定，她的凜然正義，使這個心懷鬼胎的年輕人，再也不敢亂說亂動，雖然面對着美貌的姑娘，他並不死心。

聽到歡呼聲，江青知道已經到上海。她一路緊繃着的心一下子鬆弛下來，激動得兩眼噙着淚花，她畢竟太年輕、太單純、太缺少人生閱歷。她猛地站起來，奔跑向迎接她的人，一路上的委屈、苦難，真想抱着朋友痛哭出來，傾訴出來。但她是從不願向人示弱的，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就是這樣，還是把一件行李忘在了輪船的甲板上。

剛開始，江青把上海當作自己的故鄉，自己的領土，自己的家園，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搖籃，一直作為共產黨中央活動的中心，是自己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崇敬嚮往的聖地。最初的感覺還不錯，心裡挺輕鬆的，左翼朋友們很熱情，還見到了原山東省實驗劇院的一些老師和同學。

沒多久，江青就感到這裡並不是那種想象當中的聖潔之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最令人苦惱的是無法找到共產黨，找到地下黨組織。由於自己是在青島的白色恐怖中隻身逃出來的，沒有任何聯繫黨組織的方法，完全憑着一腔革命熱情投奔上海。可是人海茫茫的十里洋場上海，何處能尋覓黨的蹤跡？左翼朋友們都是戲劇界的，只能告訴她，只要找到左聯的田漢等人就可以找到黨。可是，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剛剛遷往江西瑞金革命根據地，上海的地下黨遭到極大破壞，左翼文藝團體的負責人，如田漢、陽翰生等，已成了驚弓之鳥，東躲西藏，改頭換面，他們領導的上海藝華影片公司已徒有虛名，像浮萍草一樣，飄忽不定，根本沒有固定的場所。

其次，自己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子，置身在文藝圈的人群中，看到的是白眼，遭遇的是冷淡，一些正派男子有意疏遠她，怕人說閒話，而個別表現熱情的又不懷好意。一段時間過來，江青少得可憐的盤纏花盡，窮苦潦倒，陷入極端貧困的淒風苦雨之中。

萬般無奈，她只得再次求助於俞珊。俞珊在濟南參加過田漢領導的南國劇社的演出，也認識一些他們圈子裡的人。俞珊也是一個追求自由，嚮往進步的女性，她對江青的所作所為十分敬佩，樂意幫助這位無依無靠的貧窮姑娘，儘管她已經知道了江青與自己的弟弟俞啟威的同居是為了革命工作施放的煙幕彈，還是不辭千里勞苦，專程趕到上海。輾轉搜尋，動用了一切關係，終於領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寫劇本的田漢和他的秘書廖沫沙。

　 “田先生，這是我的弟媳，叫李雲鶴，”俞珊仍然假戲真做，拉過十九歲的江青，向田漢作介紹：“我的弟弟俞啟威在青島涉嫌共黨案被逮捕了，弟媳一個人來到上海，無依無靠，又沒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漢當時二十九歲，相貌堂堂，風流倜儻，戴着近視鏡，一付文化名人的派頭。他打量了一下江青後，不緊不慢地說：“密司李能幹什麼工作啊？”江青早已從幾個渠道打聽清楚田漢的情況。她是個有心的姑娘，為了找到黨，她執着到如痴如迷的程度。

她知道田漢是湖南長沙人，從“五四”運動起就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一九二七年起，開始從事戲劇事業。一九三二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任“左翼戲劇家聯盟”黨組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創作了不少話劇和歌劇。一心找黨的江青，曾經當過戲劇學員的江青，在青島大學攻讀了文藝理論的江青，剛入黨不到一年的江青，見到田漢，簡直象見到親人一樣激動！儘管她對“密斯李”的稱呼感到彆扭，甚至有些反感，但還是充滿敬意地向田漢作了自我介紹，並表達欽慕之情：“田先生，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那一年，我就參加了青島分會，並參加很多你們組織的活動。”

在上海嚴重白色恐怖下，田漢已經整天提心弔膽，擔驚害怕，現在面對着熱情的江青，感到手足無措，又不好直白地表現出自己的恐慌、制止她訴說左翼劇聯的情況，只得岔開她的話題，把身旁的廖沫沙介紹：“他是我的秘書，幫我抄寫稿件，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從長沙師範畢業，和我的弟弟田沅是同學，你們可以來往。”

聰明的江青已經看出了田漢的冷淡，他害怕談革命，不願接觸左翼活動，他把自己當成外人。從一定意義上說，田漢是出于謹慎，其實表現了田漢缺乏地下黨負責人對革命青年應有的責任心，他只在自己的小圈圈裡打轉轉，他不願從革命需要的角度去吸納江青這個熱情奔放的有志青年。

俞珊提出讓田漢安置江青住下，田漢勉強地說：“既然沒地方住，就讓我弟弟領着到我家去，和我母親住在一起吧。”

委曲求全，在江青短短的人生道路上已不是一次，為了繼續尋找中國共產黨，為了參加革命工作，她辭別了俞珊，隨田漢的弟弟田沅來到田家。田漢的母親是富家老太太，一見江青是個鄉下姑娘，怎麼會讓她和自己住在一個屋裡呢，所以非常冷淡地讓她和他們家的保姆住在一起。

江青不計較這些，先住下，向地下黨匯報自己的情況才是最重要的。她三番五次地向田漢講述自己在青島參加革命的經過，懇切提出要求恢復黨組織生活。本來田漢他們只要通過左翼聯盟的關係，會驗證江青的述說是真實的，能夠儘快恢復她的黨員身份。但由於當時田漢他們執行王明的關門主義路線，嚴重脫離群眾，根本不敢也不願做這些工作。他們只看重俞珊的私人關係，只想利用江青的年輕、美貌，所以才讓周揚、陽翰笙也和江青見了面。

江青向他們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在田漢、廖沫沙和周揚、陽翰生他們眼裡，並不欣賞江青的革命激情，只看到她有一雙清朗聖潔的眼睛，一張漂亮美麗的臉蛋。特別是那雙眼睛與眾不同，好象在深深地望着人，又象在溫柔地譴責什麼，使他們又喜歡又害怕。當江青如泣如訴、婉轉悠揚地唱了一段京劇之後，他們不約而同地讚嘆不已，並拿定了主意：可以利用她的藝術才華。田漢說：“你將來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演員的，我給你創造上舞台和銀幕的機會，就在電影公司干吧，”“我很感謝田先生對我的關心。但是我想我還是多接觸一下勞苦大眾，做基層工作比較好。現在黨需要發動群眾，這方面更需要我。”

江青的回答，使田漢、陽翰笙等人大吃一驚，他們說：“你很年輕，而且多才多藝，不做演員會後悔的。

再說，你一個外來女子深入到工廠做宣傳工作，很危險哪。”

 “我不怕！從我入黨的那天起，我就決心要實踐我的誓言，請你們考驗我。”

由於江青執意不按田漢的安排去做，田漢他們對江青的工作就冷淡起來。

而江青在田漢家住得度日如年。焦慮於參加革命，已使她心亂如麻，再加上田漢的弟弟田沅的騷擾，更叫她寢食難安。田沅是個油頭粉面的公子哥，靠着田漢的關係，混跡於革命隊伍，進進出出於演藝界。從見到江青第一眼，他就開始打鬼主意。他自認為家庭條件優越，能穿考究的衣着，表現得風流瀟灑，一定會吸引女孩子。他自我吹噓對女人的相貌頗有鑑賞力，並以此為自豪。他確實接觸過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電影明星、舞女、女大學生。是的，他對女人獨具慧眼。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青，色迷迷地說：“密司李，直覺告訴我，你是我熟悉的最偉大最美麗的女性，我愛你！只要你答應我，我會把自己和一切都奉獻給你！”

田漢的無恥糾纏，江青氣憤極了，她第一次領教了十里洋場上海流氓的醜惡嘴臉。她幾次向田漢訴說他弟弟的不軌行跡，田漢總是笑嘻嘻地敷衍她，因為田漢在縱容自己的弟弟，讓田沅有權干預江青生活的各方面，匯報江青的情況。

江青看到田漢的秘書廖沫沙表面上還比較正經，於是求他給予幫助，離開田家，擺脫田沅的糾纏。她對他說：“我對田沅的行為恨極了！他哥哥又不管他。我是一個追求革命的女性，實在不願看他們那副德行。”

廖沫沙假仁假義地說：“我理解你，到我這兒來吧，我握着您的手，壯一壯您的膽子。”江青情急之下沒聽出廖沫沙的弦外之音，隨後搬到廖家。

當時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經常住在電影公司寫作而不回家。住了幾天，廖沫沙還算規矩，可是正巧廖沫沙的妻子回來了，見家中住着一個陌生的女人，立即和廖沫沙大吵大鬧，弄得江青十分尷尬，不得不幫着廖沫沙解釋：“我們是革命同志，純屬事業上的需要，我們的交往絕對不雜加個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我親眼看見過他的那些醜事，又厭惡，又氣憤。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白養活你？為什麼不收你的房租？別有用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江青忍耐着，克制着，又住了兩天，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臨行前，她借了二十元錢，親自交給了廖沫沙。

江青的這份工作是一位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朋友介紹的，地點在上海西部北新涇鎮，叫晨更工學團，是一所專為貧苦子女進行教育的學校。這所學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議創辦的，是公開的、合法的教育團體，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這裡工作，如共產黨員王洞若、徐明清（當時叫徐一冰）、“左聯”的陳企霞等。江青在晨更工學團的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

從此，江青在上海有了正式的落腳地點，結束了一個多月寄人籬下的生活。對於這份工作，江青是滿意的，完全符合她“接近勞苦大眾，做基礎工作”的心願。

晨更工學團是個鬆散的教育團體，並非正規學校。最初只是借用陳更村幾間農舍辦學，後來又搬到一座資本家廢棄的花園，一切都非常簡陋，條件十分艱苦，經費極其拮据。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只有一碗飯吃，沒有工資。但這裡聚集着一些熱血青年，上海地下黨負責工人運動的同志十分看重這處革命陣地，建立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

對於貧苦出身的革命者江青，她看重的是晨更工學團能接觸勞動人民，能了解工人們所受的壓迫和剝削，能灑下革命的火種，為推翻萬惡的舊世界積聚力量。她通過識字、讀書、唱歌，向店員們傳播馬列主義真理，啟發大家的覺悟。她還參加編寫文藝節目，反映活生生的階級鬥爭，她帶領學員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進步街頭劇，在附近的工人、農民中進行宣傳，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她還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積極勇敢地去貼標語撒傳單，參加和組織工農群眾進行示威、抗議活動。

由於周揚、田漢等人不積極通過左翼聯盟的渠道來了解和接納江青這位來自青島的年輕共產黨員,在晨更工學團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參加革命組織的手續，先後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聯”、“左翼劇聯”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由於江青的出色表現，晨更工學團的黨組織已通過關係，了解了她在青島入黨的情況，同意恢復她的組織關係，由晨更工學團的黨支部書記王洞若給她談了話。從此，江青又回到了黨的懷抱。

在生活上，江青也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優良的素質。她生性活潑、樂觀，從不被困難所嚇倒。當時三個女教員擠在一個鋪着草蓆的地鋪上睡覺，每頓飯只有黃豆芽、菠菜湯之類的素菜，連油也很少，能有大米飯吃就算不錯了。有個浙江的女青年吃不了這份苦，只待了兩個月就走了。江青卻處處吃苦在前，時時為工學團的工作着想，能節省的就節省。例如，誰要進城（工學團離上海市區較遠），就向負責人討幾角錢的車費，可是江青卻從來沒要過一次車費，幾乎不進城，更沒有逛過外灘或商店等。她的衣着打扮保持着艱苦樸素的本色，從不塗脂抹粉，一頭短髮，俊秀中透着精幹利索，一身藍布旗袍顯得樸素、大方。

一九三三年左右正是中國共產黨受王明路線影響嚴重的時期，江青作為熱血青年、女共產黨員，還無法識別黨內的路線鬥爭，也參加了城市鬥爭中的一些左傾冒險活動，如飛行集會、不必要的遊行示威，等等，從而暴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發了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的示威遊行，晨更工學團的很多人參加，江青勇敢地走在遊行隊伍中。這次遊行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晨更工學團的學員“王大個”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遊行隊伍被衝散，從此，晨更工學團成了上海市北新涇鎮警察所監視的重點，江青等人被“包打聽”（特務）盯梢。在這種情況下，晨更工學團的黨、團組織進行了轉移，黨組織安排江青到北京（當時叫北平）暫避風頭。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個多月。由於黨組織的巧妙安排，她沒有暴露，併到北京大學當了旁聽生。這期間，江青系統地聽了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教授講解的《資本論》，又到市圖書館借閱了不少馬列主義書籍，每天只靠麵包和白開水維持生活。強烈的求知慾望，使她整天忙於聽課、閱讀，在知識的海洋里邀游，在馬列主義的殿堂里得到進一步升華。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黨組織為了加強對婦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為女工開辦的夜校里任教。這所學校由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分會統一領導，實際上由中共黨組織控制着。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張淑貞（這之前一直用“李雲鶴”的學名）。

江青透過這層灰色的保護，白天和外國傳教士周旋，夜裡到女工中宣傳抗日愛國的理論，還教女工們學文化、唱歌，同時兼任浦東女工技校的課，整天處於緊張繁忙的工作之中。

這是江青在上海度過的最愉快的時光。剛滿二十歲的她，長得漂亮，對人熱情，工作積極負責，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她把自己學到的豐富的馬列主義知識，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經常深入到工廠車間、工人宿舍中進行社會調查，體驗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生活上與女工們同吃同住，用自己的知識為工人朋友出主意想辦法，排憂解難。很快，她贏得了工人同志，特別是女工們的信賴和尊敬，說她是一位好老師，是工人的知心人，她教唱的抗日愛國歌曲久久在女工們中間傳唱，她拉得婉轉優美的二胡聲時時迴蕩在人們的耳邊。

江青還擠時間閱讀上海新出版的左派書刊，她特別鍾情於魯迅先生的作品。魯迅的作品深刻、犀利，與她的思想經歷發生了共鳴。通過魯迅的作品，她還粗略了解了當時上海文化界的各個派別和各種傾向之間的鬥爭。同時，還用張淑貞的名字給報刊投稿，公開發表的有《寶寶的爸爸》、《王秘書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還我和珊》等，顯示了她較高的文學造詣，表現了她對社會對人生較強的洞察力，也說明這時的江青已具有比較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馬列主義分析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當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並取得很大成績的時候，突然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和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江青正走在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喜出望外。於是兩人走到僻靜處攀談起來。

此人名叫樂若，是青島的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和江青曾一起參加活動，江青從青島來上海，他也參加送行。一晃一年多，真沒想到會在上海相遇。彼此交談了幾句就分手了，並約定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

江青的警惕性還是很高的，在那種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處處保持戒備。她回去之後立即向所屬的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作了匯報。王洞若知道樂若現在的真實身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交通員，認為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談各自所在組織的情況，不要發生組織聯繫。

遵照黨組織的安排，江青與樂若第二次見面了。由於彼此通過地下黨組織互相有了了解，談話就輕鬆愉快隨便多了。臨別，樂若說江青不引人注意，請她給一個學校的秘密聯絡點捎一封信，並說：“這件事很重要，關繫到上海黨組織的安全。”江青接信後首先跑到她所屬的黨組織負責人那裡說明情況，那位負責人同意她去送信，並告誡了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項。然後，江青一刻也沒敢延誤，馬上把信送到。

幾天后的下午，樂若又約江青到外國人建的兆豐公園（現在是上海中山公園）見面，並交給她一張表格，讓她幫助送到指定地點。就在這時，險情發生了。原來團中央出了叛徒，樂若這個交通員已被特務跟蹤。樂若一看情況不妙，馬上叫江青快跑。由於江青路徑不熟，很快被特務們截住，抓住她的衣服，而樂若卻逃脫了。江青大聲喊：“快來人呀，流氓綁架人啦！流氓綁架人啦！”

“你喊什麼，混蛋！我們是警察局的。”一個特務給了江青一巴掌，鮮血順着嘴角流出來。

江青忍住疼痛，仍然拼死掙扎，並大聲說：“我又沒犯法，你們憑什麼抓我？”“你是共黨分子！”“血口噴人，你們有什麼根據？”

“走，跟我們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江青繼續掙扎着、反抗着，特務們不由分說，推着她往警察局去。走到一塊野地邊，天已黑了，江青裝作滑倒，歪在地上，順手把藏在衣角里的、樂若交給的秘密表格放進嘴裡，隨後咽到肚子裡。

到了上海市警察局，特務們一匯報，知道要抓的樂若跑了，只抓了個女的，也不知道她的政治情況。特務頭子一聽，大發雷霆，讓把江青關到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江青已完全冷靜。她知道特務們沒有任何證據，是無法定自己的罪的。無論特務怎樣審問，如何威逼利誘，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無辜的，只是在公園裡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當職業，是教會學校的老師。

同時她托同在一個看守所房間的一位熟人（她教的一位女工人學員）給地下黨負責人王洞若、徐明清（也是學校負責人）捎信，說明情況，因為這位熟人馬上要無罪釋放了。

江青在看守所被關了一個月，受盡折磨。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是“寧肯錯殺一千，不能漏掉一個”，進警察局容易出來難，不死也得讓人掉層皮。吃豬狗食，受精神蹂躪，不是打就是罵，牢房又黑又暗又潮濕，空氣污濁，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由於沒查出江青的什麼罪證，再加上地下黨組織托“左翼教聯”和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分會出面保釋，江青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來。

出獄時的江青已骨瘦如柴，發着低燒。地下黨組織立即安排徐明清帶她到鄉下去治病、療養，因為徐的老家就是浙江農村。

徐明清是早期共產黨高級幹部王觀瀾的愛人，一直在上海以辦教育為名進行地下工作，在晨更工學團就和江青在一起，到了浦東女子技校是同事，一直相處很好。這次徐明清順便回家看望父母，就和江青坐車來到了山清水秀的故鄉。在鄉下，經過中西醫的診斷，認為江青是在獄中染上了肺結核，幸虧發現得早，治療及時，很快就控制了病情，一步步好轉起來，臉色由黃變紅，人也變胖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體剛剛恢復的江青不願在徐家過春節（農曆正月初一為公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煩，決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黨組織作了匯報，認為現在回上海,警察局還會找麻煩，建議她回濟南老家，春節後去北京，繼續到北大當旁聽生。

於是，江青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探望了濟南的母親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開始邁向她革命生涯的下一個里程。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江青從一個幼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已經變為一個比較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她經歷了十里洋場上不少的人和事，接觸了上海的下層社會，熟悉了大都市的工人階級，提高了馬列主義水平，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從熱血青年學生成長為沉着幹練的職業革命工作者。她將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勇士姿態迎接今後生活道路上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