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缺點，就是說話太直太毒太殘酷，總把別人說得斷了念想。在上一篇博文中，我就又把有些人給說急眼了。當時我說中國人民智低下，“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本是民智問題，中國人缺乏辨別是非的基本能力……智商是天生的，就那麼一點，不存在智力需不需要開發不開發的問題。因此中國的問題也是無解的……同樣的問題會永遠存在。”

這下把那些“普世價值”們給說絕望了，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現在忙活的事是自欺欺人，毫無意義，是在做無用功，所以一定得找出個理由，把民智低下的原因賴到體制上，讓人相信只要民主了，中國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否則，還怎麼拿普世價值作幌子混跡江湖呢？

有位先生給我留言說：“智商是可以改變的，中國人智力還有救……大陸中國人總體智力是夠普世價值的……我對民主有信心，只要強行灌輸普世價值，寫進教科書，從娃娃抓起全盤西化，不出20年，就能生產一代正常人。”妄圖忽悠我相信他們的邪說，為普世價值賣命。

我回答這位先生，如果只要實行民主體制，灌輸了普世價值，智商就能提高的話，你不妨也在學校搞個實驗，給學生灌輸普世價值，讓班上實行民主憲政，民主選舉班幹部，你看班裡那些連中學都畢不了業的差生智商能不能“開”？是否就能考上清華北大？此人語塞。

那位活躍在網絡的上海“普世價值”分子吳建民或許也看見了我的拙文，坐不住了，開始對此問題大放厥詞。他振振有詞地說：“中國一切的問題都是制度問題，你把中共的暴政改變以後，你看中國人智力開不開。台灣走向民主了吧？台灣人智力和大陸人比比怎麼樣？新加坡人都是華人後代吧？他們智力和現在的大陸人比比看怎麼樣？香港人智力和中國人智力比比怎麼樣……制度改變了，民智必開……為什麼在民國時期中國有如此多的大師啊？那就是民國時期開啟的恰好是民主的風範，所以大師輩出，而中共建政之後沒有出過一位大師，這用制度解釋還不夠嗎？”並罵道：“所以我不需要在這些問題上和腦殘繼續討論。”可惜我這個腦殘偏偏喜歡較個真，讓大家看看吳建民此番言論究竟有沒有道理。我將從下幾個方面展開討論：

一、民國的大師們智商真的很高嗎？

在吳看來，大師越多，說明民智越開，也就證明當時的制度更優越。那麼中國古代大出了那麼多思想家、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每個朝代的大師都遠比民國多，連戰亂中的三國都群星璀璨，那時人們就會玩三十六計了，四大發明也都是在帝制下產生的，帝制之後不曾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發明創造，這不是說明帝制比民國更好嗎？難道你也打算支持我“恢復帝制，再造中華”的政治主張了？

我們姑且不去爭論北洋當局和常凱申當局的民國當時是不是真的“開啟了民主的風範”，而從另外一個方面看看吳說的那些大師是不是真的智商就很高？吳到底有沒有自打嘴巴？

吳曾在上個月的10號做了一期視頻，題目叫《從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選擇，看中國知識精英的政治判斷力》，他講，民國中央研究院共有81位院士，基本涵蓋了民國時期的頂尖人才，分人文組28人、數理組28人、生物組25人。當常凱申意識到大陸守不住要退守台灣的時候，打算實施“搶救大陸學人計劃”，將這81人帶走。

然而願意跟常凱申走的只有10人，去他國的只有12人，也就是說只有22人對中共持懷疑態度，其他59人，如章伯鈞、羅隆基、馬寅初、陳寅恪、褚安平、黃炎培等堅定跪舔老毛，選擇留在中國。哪怕常凱申派出飛機冒着中共炮火在北平機場誠心誠意等了他們兩天，寧可讓這些珍貴的座位就這麼空着浪費掉，不讓將軍們搭機逃走，這些人也不為所動，只有胡適等極少數的教授願意登機。

吳又說，當時散居在海外的中國科學家還有5000多人，到1956年為止，有一半也因痴迷中共而自投羅網回到中國。這些人幾乎全在歷次運動中受到衝擊，含恨自殺的大有人在，荒廢一生的大有人在，早後悔死了。那麼我想請教吳先生，這些大師不都是海外民主制度培養的嗎？怎麼老蔣的民主中國他們不想報效，中共又沒拿槍逼他們，卻搶着報效呢？為什麼都嚮往專制獨裁呢？這是智商高的表現嗎？

到中共建政的1949年，中共已經在政治舞台上充分表演了近三十年，除了在陝北種鴉片、黨內政治清洗等罪行較少有人知道，中共在鄉下殺人放火、在地方武裝割據、在城市恐怖襲擊、假抗日、真擴軍、投靠蘇俄、分裂祖國的劣跡斑斑，早就人盡皆知，臭名昭著了。任何人，但凡有基本的智商，從中共這三十年來的表現都應看清其猙獰面目，是不值得信任的，而輕易作出正確的判斷，只要有機會逃走，就應趕緊離開。然而這些大師卻如現在某些人輕信輪子的廣告宣傳詞一樣輕信中共廣告宣傳詞，做的正好相反。

吳建民一邊說這些大師是“開了智的”，一邊又承認這些大師“政治判斷能力低下”，豈不是自相矛盾？可見不能拿大師的多少來衡量時代的智商，也不能拿讀書搞科研的本事來評論一個人的智商。

二、我說的智商是指對是非善惡的判斷力，確切說是智慧

要說讀死書考文憑的本事，中國人大概世界第一，在海外與各族裔雜居時，這點更加突出，華人小孩可以把非裔西裔小孩遠遠拋在身後，連白人都趕不上，同文同種的日韓也不是對手，就印度人猶太人可以勉強比比。中國人抄襲剽竊的智商更是獨步天下，只是發明創造能力幾乎是零。如果照吳認為的，讀書好、文憑高、附庸風雅就算智商高，那中國就根本不存在“民智不開”的問題了，奧數冠軍中國學生最多。

用宗教的話來講，讀書好、文憑高、當大師只是一種福報的形式而已，與其“對是非判斷，對善惡分別”的能力不是一回事，並不能證明此人一定不糊塗。大師不等於高智商！

我說的民智，更不是中國人投機取巧、賣乖弄俏、扯謊作弊的奸詐，而是指對是非善惡的判斷力，尤其對大是大非的判斷。小聰明只能賺菜市場討價還價一塊兩塊的便宜，大是大非糊塗，輕則選錯了職業嫁錯了人跟錯了黨，毀了自己一生，重則信錯了教，毀得還不止一生。這些大師的民智只是代表當時普通人的一個縮影，他們和絕大多數人一樣糊塗。

三、港澳台新加坡人因為民主而開了智嗎？

港澳台新加坡人也是華人的後代，民智和大陸人一樣，也是極其糊塗的，並沒有因為搞了民主而提高分毫。那裡之所以沒有象大陸這樣黑暗，是因為另外的兩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當地政治由洋人的大腦決定，華人糊塗的大腦沒有起作用。眾所周知，香港最輝煌的時候是英國人統治的時期，雖然英國人恩賜民主與港人，港人對政治的冷漠也是盡人皆知的，“反正有英國人替我們拿主意，總不會錯。”所謂的民主根本沒有派上用場。

同樣，華人一旦移民到海外，無論是地方選舉還是總統大選，也是鮮少有人感興趣。我在海外看報紙，發現經常有華人議員在鼓動華人出來投票，叫華人要懂得發聲，不要當“啞裔”。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正是因為華人信任洋人，政治上的一切都由洋人包辦，自己的愚昧沒有在政治中起作用，當地的治理才不會如大陸一般糟糕。香港如此，澳門、新加坡也是如此，美加的華人聚居區也是如此，都是洋人在主導一切。這不是民主的功勞，恰恰是華人不當家做主、糊塗的大腦沒有去添亂的功勞。劉曉波講的“中國應該讓洋人殖民三百年”確實是一句大實話。

同樣，中國古代能搞好，也是因為不搞民主，人民各守其職，不參與政治，將政治交付與帝王和聖人大腦的緣故，即所謂的內聖外王。

相反，英國人走後，港人對中共不信任，這些年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樣超然於政治之外了，被迫對政治感了興趣，突然吵着要民主了，中爛海里的糊塗大腦和百姓的糊塗大腦打起架來，鬧得雞犬不寧，各種問題紛紛出現，經濟一落千丈，東方明珠再也不亮了。

台灣更是這樣，不僅沒出什麼“大師”，選出來的馬九陳扁都是“騙”子。包括馬英九宋楚瑜等達官貴人紛紛被中共藍金黃，暗助中共意識滲透、經濟滲透、軍事滲透，若不是還有台獨勢力死扛，不需武統，早就投降了，這在常凱申拒絕開放黨禁的時期是不可想象的，而一旦讓人民糊塗的大腦也去摻和國家大事的時候，就離亡國不遠了。

這同樣適合於美國。婦女、有色人種、不納稅的人最初是被排除在美國民主之外的，沒有投票權，但那時選出來的總統都很靠譜。然而，隨着民主的無限擴大，這些人逐漸也有了投票權，連還沒有取得國籍的留學生也要在大選期間說三道四興風作浪，甚至西裔非法移民偷渡客在加州也可以冒充公民投票，越來越多爛七八糟的大腦被收編進來干涉國家大事，民主越普及，反而傷及了民主的本身，選出來的總統就越來越不靠譜了。

這些人是怎樣選總統的呢？就象我去年的一篇博文引用的調查數據，這些人，尤其是女人，是看影視偶像選誰就選誰，看體育明星選誰就算誰，看電視台捧誰就選誰，看大選辯論誰神氣活現就選誰，視政治為兒戲，極端不負責任，從此美國就再也選不出羅斯福、華盛頓、林肯、傑弗遜那樣的總統了。當杜魯門尼克松約翰遜當總統時，就已經很混賬了，等再把禍國殃民的庸才小布什和有意傷害美國的敗類奧巴馬選出來，美國國力已經大減。若非今次川普奮力一搏，而讓老巫婆上台，美國難逃成為大號巴西的命運。

第二個原因，是港澳台與新加坡沒有大騙子來騙。要是有，保證他們會和大陸仔一樣中招。

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年雷哄稚的那個教也曾傳到這些地方，這些地方的華人智商與大陸人沒有區別，也照樣中招，尤其是新加坡人被雷哄稚哄得五迷三道，如大陸人輕信中共宣傳一樣輕信輪子“做好人”的廣告詞，使得輪子在新加坡瘋狂發展起來，喜得雷哄稚手舞足蹈。於是在1996年給新加坡人賞了一頂免費的高帽子，說：“新加坡這個地方，可以說是人生活在這個地方也是一個福分。為什麼呢？因為在全世界有很少很少的地區是業力小的地區，新加坡是其中的一個地區。”（摘自《在新加坡法輪佛學會成立慶典上講法》）

然而好景不長，在老江於1999年鎮壓輪子以後，新加坡當局才如夢初醒，也開始打擊輪子，幾次判了輪子的鞭刑，極大地限制了輪子的擴張，這讓雷哄稚懷恨在心。在2003年的《大紐約地區法會講法》中就再也不說新加坡好話了，轉而改口罵道：“新加坡（人）是李自成那伙的。”輪媒也隨聲附和，多次撰文大罵李光耀是李自成轉世，象當年流寇榨取地主錢財一樣用“酷刑”治國。

輪騙雖然可以在美國無所顧忌地肆意傳教，可至今數十年也只能吸引糊塗的海外華人，在洋人中沒有市場，洋人即使一時不慎，被輪子哄着看了神暈晚會，也能立即覺察出這是在“洗腦”，是在“神化雷哄稚”，網上洋人寫的這些批判文章數不勝數，這就和馬克思主義在其發源地德國不受待見，偏偏在中國大受追捧，發揚光大一個道理，這就是華夷智商的區別。

台灣人也同樣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前些年讓輪子在台大肆發展，直到近年才覺察出不對勁，很多人開始厭惡起來，台灣民間也自發出現群眾上街打橫幅怒斥輪子的場景。無論新加坡港澳台人，還是海外華僑，只要是華人，在雷哄稚面前毫無抵抗能力，智商並不比大陸人高。如果沒有老江當時乾綱獨斷，替全世界華人作了一次主，不知雷哄稚今天會給社會造成多大的危害。

四、吳建明者，無見明也

吳建明先生“制度決定智商”的說法本身就透着一股愚昧，他兩眼一摸黑，卻偏愛不懂裝懂，把任何問題都上綱上線說成“制度造成的”，學舊上海灘算命瞎子吳見明先生拉不出屎怪馬桶不好，瞎三話四，以盲導盲。那些為其叫好的人本身就是偏執愚昧的義和團紅衛兵，現在竟厚着臉皮要以給別人“開智”為藉口大搞政治。

中國的民智從古到今都是這水平，從未變過，總是被國民黨騙完，再被共產黨騙，雷哄稚還沒騙完，又來唐主席騙，中國歷史就是這麼一回事，反反覆覆，循環不絕。要想走出這個怪圈，唯有兩條路，一是不讓自己愚昧的大腦去參與政治，讓洋人來統治，千千萬萬投奔海外接受洋人統治的華人走的是這條路。千千萬萬懷念殖民時期，甚至日據時期上海香港美好生活的人懷念的也是這個社會模式。還有一條，就是讓聖人讓皇帝來替自己思考，這就是兄弟我提出的“恢復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