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羊市大街看得起，我是不是黑五类没有必要透露，但是可以告诉你，在三年饥荒时，我没挨过饿，每个星期都可以跟家人去新侨，老莫或全聚德大吃一顿。文革前每年暑假不是去外地旅行就是去夏令营，多数在颐和园，有一次去了潭柘寺。每年春节都可以去人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
我多次见过毛，也曾和周恩来握过手，提这些並非炫耀，他们都是民族罪人，与周握手並不是件值得荣耀的事。
照传统而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我甚至可以算是毛的同窗，有位毛尊为老师的老人见我爱好旧体诗词，曾为我传授一些做诗填词的知识。
我是老三屆，但无需下乡，分配到北京某国营大厂，厂领导对我极好，让我自由选择工种。附上几张六十年代末的生活照，有在家中拍的，有一张是六九年拍摄于北戴河，相机是我十五岁生日时母亲带我去百货大楼顶层买的，Canon135，记得是二百四十几元，羊博应该没有机会上去，越式涼帽是串联时在南宁买的，当时觉得很酷。
听到一些毛左称毛时代平等，我都懒得駁斥他们，这些人的家庭和所交往的人，在毛时代一定都是生活在最底层，当奴隶不可悲，可悲的是奴隶兼奴才！
我不会像羊博一样以北京人自傲，看不起外地人(我的父母都是南方人)。我也不会看不起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农民，只会寄予同情。我只鄙夷那些千方百计来到西方世界，却还在为共党涂脂抹粉的东西。
我在文革前(那时上初中)，就看过赫魯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很早就对毛共有清醒的认识，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知之甚详，不会如某些人对中共抱有幻想，我知道揭党的疮疤定是死路一条，因此没打算做英雄烈士，这个奴性深重的民族不值得我为之牺牲，但我还是願意为他们呼冤叫屈。
我早在七十年代末就离开中国，並下定決心就算要饭也決不回那个猪圈，幸亏我没沉沦到那个地步，有份工作，也算是食有魚，出有车，每年还能外出度假两次，我很知足，尤其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网上揭露和鞭挞中共，不必担心受到报复。
羊博尽可以继续为党效劳，我不会去驳斥五毛粉红，他们应该也有说话的自由。
人在做，天在看，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残民以逞的政权会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