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羊市大街看得起，我是不是黑五類沒有必要透露，但是可以告訴你，在三年饑荒時，我沒挨過餓，每個星期都可以跟家人去新僑，老莫或全聚德大吃一頓。文革前每年暑假不是去外地旅行就是去夏令營，多數在頤和園，有一次去了潭柘寺。每年春節都可以去人大會堂參加春節聯歡。
我多次見過毛，也曾和周恩來握過手，提這些並非炫耀，他們都是民族罪人，與周握手並不是件值得榮耀的事。
照傳統而論，雖然年齡相差懸殊，我甚至可以算是毛的同窗，有位毛尊為老師的老人見我愛好舊體詩詞，曾為我傳授一些做詩填詞的知識。
我是老三屆，但無需下鄉，分配到北京某國營大廠，廠領導對我極好，讓我自由選擇工種。附上幾張六十年代末的生活照，有在家中拍的，有一張是六九年拍攝於北戴河，相機是我十五歲生日時母親帶我去百貨大樓頂層買的，Canon135，記得是二百四十幾元，羊博應該沒有機會上去，越式涼帽是串聯時在南寧買的，當時覺得很酷。
聽到一些毛左稱毛時代平等，我都懶得駁斥他們，這些人的家庭和所交往的人，在毛時代一定都是生活在最底層，當奴隸不可悲，可悲的是奴隸兼奴才！
我不會像羊博一樣以北京人自傲，看不起外地人(我的父母都是南方人)。我也不會看不起那些生活在底層的工人農民，只會寄予同情。我只鄙夷那些千方百計來到西方世界，卻還在為共黨塗脂抹粉的東西。
我在文革前(那時上初中)，就看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很早就對毛共有清醒的認識，對黨內鬥爭的殘酷性知之甚詳，不會如某些人對中共抱有幻想，我知道揭黨的瘡疤定是死路一條，因此沒打算做英雄烈士，這個奴性深重的民族不值得我為之犧牲，但我還是願意為他們呼冤叫屈。
我早在七十年代末就離開中國，並下定決心就算要飯也決不回那個豬圈，幸虧我沒沉淪到那個地步，有份工作，也算是食有魚，出有車，每年還能外出度假兩次，我很知足，尤其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在網上揭露和鞭撻中共，不必擔心受到報復。
羊博盡可以繼續為黨效勞，我不會去駁斥五毛粉紅，他們應該也有說話的自由。
人在做，天在看，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殘民以逞的政權會有好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