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

章詒和2016-06-05

  自父親（章伯鈞）戴上“右派”帽子以後，家裡就有了個臥底。他就是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人稱“好人馮二哥”（也是“右派”）。文史專家、學者朱正先生告訴我：情況確鑿，證據就是馮亦代在生前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余日錄》（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書只注日期和頁碼）。讀後不堪；因為他的這個“角色”，與章家兩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誼以及那笑臉後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無論如何也聯繫不上。可證據就擺在那裡，你不信也得信。

1958：進了章家大門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並無往來。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呆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親快步靠近他，問：“亦代，你好嗎？”

  馮亦代說：“李大姐，我能好到哪裡去呢？”

  母親又問：“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說：“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

  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況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好呀，請他來呀。”

  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他一來，父親和他談天說地，母親給他遞上煙茶。馮亦代非常感動。他能從上午坐到下午，或從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還舒服。他頭一次來，父母就留飯。說是多一個人無非多一雙筷子。其實，馮亦代來，餐桌都要添一兩個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魚、火腿湯是常有的。再說了，我家的廚子手藝是有名的。喝上兩杯陳年黃酒，臉，紅紅的；心，暖暖的。馮亦代進入了酒飽微醺的境界。

  馮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來了，比約定的時間早些。父親還在南書房收拾舊書，母親在客廳接待他。二人坐定，馮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綠淡黃。叫了聲：“李大姐……”遂哽咽起來。

  母親關切道：“亦代，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沒有事。”馮亦代起身，站到母親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說着，熱淚從面頰滾落。

  他走後，母親把這個場景講了出來。父親聽了，對我說：“小愚，知道了吧，這就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父母也需要馮亦代，誰也不能獨居海上孤島。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涼、閒談，微風送來幽幽花香，茶几上擺着茶點、汽水。我不是挨着“馮伯伯”坐，就是端個小板凳靠着父親。章伯鈞談興上來，海闊天空，評時政，講舊事，滔滔不絕。自1957年夏季，一座無形高牆，把章伯鈞、羅隆基阻隔在紅塵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飛翔。孤獨的他，太想說點什麼了，哪怕只有一個朋友。

  他在我家流的眼淚是真的嗎？人心，究竟是怎樣的構造?

  父親成“右派”之後，受降職降薪處分。但家裡依舊保留了許多的服務和警衛人員。馮亦代登門，是要在傳達室登記的。來的鐘點，走的時刻，所在單位等項內容，一一記錄在案，然後報告上去。要不然，聶紺弩怎麼不去拜訪詩好、字好、學問也好的陳銘樞呢？陳銘樞最欣賞聶紺弩，說聶的許多高論可入《世說新語》，可就是因為進門要填會客單，懂得情報的聶紺弩便沒有登門。1965年陳銘樞病逝，聶紺弩去了。

  會客單的作用，大了！沒過多久，上面就對常去章家的馮亦代，有了“興趣”和“關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個叫彭奇的人與馮聯絡（前後共有彭、劉、張、王等四人與之聯絡——筆者注）。會見前，馮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宮”理髮店理髮，又帶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計劃。談話從從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地點在彭的家裡。當天，馮亦代在日記里寫道：“和他的談話是愉快的，他勉勵我必須使自己的心情舒暢，而達到這一點便必須信任黨，向前看。他說想過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這樣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黨，把自己從右派這個圈子跳出來，踏實地工作，不要表現自己，不要因群眾的一些意見而煩惱，而只要腳踏實地地工作學習和改造。他說我過去的毛病就在於不踏實，表現自己的‘左’、進步，而不是有切切實實的收穫的。他的話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實上他上次對我說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實，我在想了之後，而且照他的話去做，不考慮同志們對我的觀感，特別是他們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進步這一點之後，我已感到和同志們的關係自然得多了，也比較有些自信（當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這段文字至少明確了以下幾點：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質極其特殊，屬於秘密聯繫，垂直領導。要知道，經過“反右運動”，民盟中央實權已轉移到交叉成員（即中共、民盟雙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裡。馮的工作跳過了這些民盟中央頂級交叉成員，直屬某部領導。二、馮必須信任黨。三、馮必須心情舒暢，從“右派”圈子裡跳出。四、馮不要表現自己。五、馮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政治好比遊戲，有玩遊戲的，有給遊戲制定規矩的。玩得好，有實惠。玩到最後，你不玩都不行了，因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後。馮是願意玩遊戲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給馮定下的遊戲規則。乍看，挺奇怪的：怎麼“心情舒暢”也成了一條規矩，細想，卻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鈞聊天，總不能一臉死板，談吐乾癟吧？人得輕鬆，輕鬆狀態下才能在“隨意”或“無意”中，把章引入預先設立的話題，套出所需內容來。“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也是一條，當然啦，總往大“右派”家裡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應和反感，這就要頂住，就要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觀感”。

  馮亦代毫不遲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嘗試進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說錯誤是犯了，現在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以後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計較個人，看到整個集體的前途，個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吳晗同志的時事報告，去聽了，心裡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對於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頭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請不要誤會，這裡寫的“心裡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決非指吳晗報告的心得，而是在聽報告的場合里，他探得某個或某幾個民主人士的“動態”。馮亦代是一旦有收穫，就惦記着匯報：“昨晚今晨都打了電話給彭奇同志，沒有在，中午他來了電話，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來了電話，心才安下來。昨晚的會有了個好開端，因此必須把情況和他談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馮亦代就向他的上線匯報。日記中，馮亦代為啥要隨時隨地鞭策自己，檢討自己，鼓勵自己？我想，他是要藉此消除或壓制來自心底的膽怯、猶豫和動搖。這是文人的特性。其內心深處，恐怕是對政治鬥爭的恐懼。上面自能揣度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理，及時對症下藥。比如，推薦他看根據柯羅連科所作改編的電影《漫長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馮請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談話，讓馮“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傾吐出來，而他（彭）也及時地幫助我，給我指示，我覺得我的思想開了竅”[1958.8.13.p59]。讓馮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經衰弱比較厲害，什麼事情都神經質得很”的時候，某部張副部長借着做報告的空隙，接見了他。“他對我的態度，使我很興奮！”[1958.8.20.p64]

  1958年國慶節頭一天，他參加單位工會組織的聚餐，大概備受冷落，鬱悶而歸。深受刺激的馮亦代決定打翻身仗，決心用行動爭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爭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麼時候呢？這就使我處於一種焦慮的心情中，彭奇同志這幾天沒有空，我多麼想和他談談！”[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與馮亦代進行有針對性的談話。談話中彭沒有回答摘帽子的問題，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還沒有政治掛帥，還沒有真正一切跟着黨的指示走，還沒有做黨的馴服工具……其次他談到目前的趨勢是一切打破常規進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縛在常規裡面不能符合當前政治運動的要求”。“我沒有做到一個黨的馴服工具應做的事。這一晚和他談到十一點鐘，從他家出來，我心裡又溫暖又愉快，因為他給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沒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給我剝了一層皮，是醜惡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畢竟馮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識分子的動態，就需要為他鋪設台階。反右之後，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專門辦了一期“右派班”。學員個個大名鼎鼎：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費孝通、錢端升、錢偉長、儲安平、龍雲、陳銘樞、黃紹竑、譚惕吾、陳銘德、鄧季惺、林漢達等。派馮亦代到這個班裡來，不就一下子夠得着所有對象了嗎？聽到這個消息，馮寫道：“一方面由衷地對黨懷着感謝，因為給予我這樣一個可以加速改造的機會，一方面又覺得工作的責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夜裡久久不能睡去，但心裡有個信念，黨既然信任我，交給我這個工作，我無論如何要不惜犧牲一切來完成這個任務。……彭奇同志給我打電話也說有什麼意見，我說沒有，的確沒有，因為這正是我報答黨、為黨工作的大好機會。”[1958.11.29.p130]與彭見面後，他又說：“我心裡十分愉快，感到黨給我的信任培養，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個人了，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工作是艱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黨會指導我怎樣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興奮。不要緊張，工作時一定得鎮定，這是個艱巨的鬥爭，需要細心與機智，這是我最缺乏的……記住記住！”[1958.12.1.pp131—132]這期學員，真是各色人等，一應俱全。胡聊瞎扯，閒談熱議，成了馮亦代們（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時機。戴罪立功，正逢其時。馮亦代刺探的第一個對象是費孝通。這也是上面的鋪排，把他和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編排在一組。假如，馮不是章伯鈞家的座上客，恐怕就會有另一種分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開。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有個極其複雜的內心世界。馮亦代在一番積極主動之後，接着就有掙扎：“這幾天睡得很壞，一睡就是不斷地做夢……趁看病之便，回編輯部去了一次，但心裡覺得不好受——好像那種負罪的感覺又回來了。”[1958.12.23.p147]用別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權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嗎？馮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後，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勞動……後來和費孝通合成一組，因為他有繩子，而我找到了扁擔……[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後就打電話給老彭，約定明天見面談談。[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還是和費（孝通——筆者注）潘（光旦——筆者注）合作讀文件……晚上打了電話給老彭，他不在，由老張接的，我請他給我個回電。我想和他談談。[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沒有大組會，還是自由結合的閱讀文件，我和費、潘、李（景漢——筆者注）三人把《關於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念完了，一共歸併為十個問題，向大組提出。……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由老張同志約定明天晚上去談談。[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見了老彭，談了一個小時，把今後該做的談了，並知道學院在一月底放假……關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況，心裡很感動。[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費、潘家裡，談了快兩個鐘點。[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學院中打掃寢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乾淨外，還幫着費、潘去做了一工，因為潘是一條腿，而費則受了涼，氣喘又開始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把情況和老張同志談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組對筆記，我和費、潘、浦、李在一塊，沒有對完就下課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以後他來了電話，就在八點半去看他，談了些情況。[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寫材料，四點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準備辯論的題目，我和費、潘、李三人合成一個小組。從討論和爭論中……晚上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後，給費作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安娜回來了，把我的工作的情況大致告訴她。她說“這是黨給你的又一次考驗，你必須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飄飄然的覆轍”。[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則給孝通和張紀域所寫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寫一信給彭，送到他家裡。[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裡，所以均未達到目的。[p257]

  馮亦代能判別出費孝通和章伯鈞對個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態度。費是進取的，章則消極得多，甚至繼續玩他的“一貫兩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語）。針對費孝通的上進要求，馮亦代常給費的發言、檢查、思想匯報正面提出意見。這一手，比幾條鹽魚厲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協禮堂開座談會，費孝通發了言，馮聽得極其認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誇他“對於如何篡奪黨的領導權”一段講得真好。第二天，“張執一部長請了他們幾個搞社會主義的人吃飯，他（費——筆者注）很興奮。”[p187]中國戲曲的劇種有三百多個，成就最高的是崑腔（崑曲之前身），人稱水磨腔，一句十八彎，婉轉迤邐，真是動人。馮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終打動了費氏夫婦。春暖花開的日子裡，馮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他家院子裡的桃花盛開，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當然，費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費孝通的談話興致才是“關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給彭、劉”[p205]。

  如此盡心賣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滿意。就在送果子醬的那天，馮亦代在費家從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麼久，是因為他接受了特定任務。所謂的特定任務，今天看來就有點可笑。即在國內外發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時間，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學者的態度、言論和反應，提供上去。請看當時的日記：“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送了一封信給彭、劉。晚上想了想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工作，覺得缺點很多，特別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夠敏感，如這次的阿伊問題，等老劉提出了，才認識到工作中根本沒有想到這點，其次則是談話的辦法不多，不能得到對方確切的意見，這兩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進的，晚上把這些意見告訴彭、劉。”[1959.3.24.pp204—205]的確，難為馮亦代了，父親對中東問題是最關心的。這也是他和羅隆基就國際形勢爭論不休的話題。馮到我家做客，根本無須誘導，章伯鈞會自動打開話匣子，無奈費孝通是學者。

  馮亦代都打到費、潘家裡去了，成為坐探。活兒能白幹嗎？於是上面讓彭奇請他到“森隆晚餐”，飯桌上，詢問到馮亦代的經濟情況。這令馮“十分感動”，說：“黨對我是仁至義盡，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負義之徒了，夜間想了許多對不起黨的地方，心裡很難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時就醒了，以後就再睡不着了。一定要絕對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做好黨交給我的工作，對得起黨。”[p161]繼而，彭又與馮亦代“談了如何幫助馮浩（馮之子）的升學問題和馮陶（馮之女）的入團問題。……這次談話使我很興奮”，“日益體會到黨對我的援救的那種溫暖的關懷。”[pp197—198]老劉知道馮亦代喜歡藝術，多次請他一家人看歌劇《茶花女》[p235]、僮劇《劉三姐》[p257]、越劇《小忽雷》[p275]、蓋叫天的京劇《武松打店》[p328]，再後來，老劉還與馮氏全家觀賞芭蕾舞劇《天鵝湖》[p326]、舞劇《魚美人》[p301]，馮亦代特別對兒女講了戲票的來歷，叫他們也跟着感動：“感謝黨給我們的照顧。”[p301]

  馮亦代的特徵是：對所有人都好，善意溢於神態。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他關注的人大多為民盟中央成員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浦熙修、陳銘德和鄧季惺夫婦、儲安平、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志和、譚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錢鍾書、黃苗子、吳祖光、丁聰、董樂山。但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章伯鈞。《悔余日錄》裡，由於匯報父親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顯眼，馮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門”等字詞輪換使用。越到後來，“地安門”出現得越多。

  章伯鈞不同於費孝通，不煩勞朋友買藥，洗衣，買果子醬，打聽醫院，張羅骨灰盒。由於馮亦代長於編輯業務，章伯鈞又懶於寫思想匯報。所以，父親有幾次請他幫忙代勞。遇到這個情況，馮亦代事先還要請示。“上午和彭通了個電話，十時去章家，給他抄了份‘認識’，到四時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鈞不思上進，連羅隆基都不如。他把時間都用來買古籍、藏字畫、玩古董、聽戲、聚餐、聊天。看書，也是看線裝書或德文書。對此，馮是有記錄的：“十時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點半才離去，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複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緻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1961.12.24.p343]

  的確，到章家臥底，馮亦代用不着帶鹽魚，他要帶的是腦子、記性。因為呆的時間長，章伯鈞議論多，有時還遇到其他“右派”分子，馮亦代便覺腦子不夠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記里，他寫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午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夠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p176]“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聽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麼明顯的。”[1959.3.3.pp190—191]

  為提高職業水平，他很注意研讀相關書籍。比如，一次“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於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還閱讀了尼基福羅夫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年代》等書籍。我真的奇怪了：馮亦代——一個搞歐美文學的人，讀這些蹩腳貨，何以總是屢屢地“令人興奮”呢？

  “誰知我汗血功？誰憐我千里才？”馮亦代的勞動強度也夠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這天，大概是公布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之際。馮亦代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達仁，下午三時看錢端升，原定五時去陳銘德家，後來，在錢家呆得過久，才作罷。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陳銘德，下午三時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時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着匯報。再說了，馮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鋪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擬去找章，電話中知道章伯鈞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劉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擬去地安門，但打電話去，他們有客就不去了，這幾次都不湊巧，總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談的總談不起來，今天則又有客。工作推不動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裡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為之事，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真不知恥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勳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麼人，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觀念在一系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徹底轉變了。覺得自己真的錯了，組織是對的。所以，一旦讓他為組織做事，自會感到無比榮耀。即使告密也光榮，因為那是“保衛黨的工作”[p258]。這樣，“恥”就轉化為“榮”了。他說：“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屍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1960.8.3.p256]他自認為“是在第一線作戰”[p288]的“一個保衛工作者”[p258]，於是，心中“也就釋然了”[p335]。靈魂里也沒了恥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記里把“臥底”工作，叫“家裡”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熱愛的文學及翻譯工作，則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個時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劇場見到作家楊沫的丈夫馬建民（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一見面，馬校長就希望馮亦代能去北師大講講現代英美文學。回到家中，他在日記里嘆道：“‘半生誤我是虛名’，拿什麼講呢？近十年來簡直什麼也沒有看……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條，思想有取向，行為有準則。那麼，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當告密成為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裡，就不會有負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對頭號大“右派”章伯鈞，馮亦代生發出的是蔑視與鄙棄（儘管消受了你的好煙好酒和饑荒年月的好茶飯）。優越感的來由極其簡單：我受組織的信任，你受我的監視。你是“右派”，我已不是。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覆叮囑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認為馮很有可能還會因為出色的告密，而產生成就感和歸屬感，要知道他是在為政治權威盡義務。日記里對同類的鄙視，俯拾即是：

  章伯鈞今天來學習了，見了我寒暄一番，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主席的派頭。[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聽了一下午的廢話，但有一句話，卻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說在思想上必須力爭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麼？……晚上寫了信給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聽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1960.9.2.p263]

  父親總是直呼其名地指責人和事，特別是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批評之尖銳不下於聶紺弩。1957年前，毛澤東就知道章伯鈞在背後罵共產黨。因此，馮的密告材料相比於其他監視章伯鈞的人，數量、質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績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無償勞動了。“晚上和老劉同志談了將近二小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裡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麼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夠不用家裡的錢最好。”[1961.8.7.p332]某部內部舉辦電影晚會和幹部晚會，破例叫他參加[p324、p353]；贈送最熱門的世乒賽票[p312]；之後是調整工資，恢復十五級每月124元[p340]；老劉多次與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劉馮兩家人吃全聚德烤鴨，他“心裡十分感動，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來，他們幾乎成為同志加戰友了。馮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長期性和工作對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劉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p254]。他立即表態：“為了工作，公不公開不是問題。”[p254]

  盡了心力之後，馮亦代覺得自己應該申請加入共產黨。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請。以後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我想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請入黨。”[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記里，他寫明“黨的四十周年誕辰的時候，我拿什麼獻禮的問題。我想再提一次入黨的申請，把我的餘生無條件地獻給黨，獻給革命。”[p323]不知為什麼，他的申請始終未獲批准。

  （以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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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的該說點兒什麼，想想還是無語。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多都像馮亦代這個德行……好可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