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偶然看了台湾电影《香蕉天堂》，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台湾版的《活着》。《香蕉天堂》和大陆的《活着》以及留日华人的《含泪活着》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活着的三面观。

影片《香蕉天堂》和《活着》拍摄前后仅差五年时间，《香蕉天堂》上演于1989年，而大陆的《活着》上演于19945年。这两部电影的故事结构也很相似，都是讲述了两位同乡老兵的人生机遇。 在《香蕉天堂》里他们是李德胜和门闩，在《活着》里他们是春生和富贵。相较而言，李得胜和春生在两部片子里是大哥，是较为强盛的一方；而门闩和富贵是投奔者，是较为懦弱的一方，但最终的结果是强盛且有点理想的李得胜和春生早亡了，而懦弱且毫无前途可言的门闩和富贵却活了下来。这就是中国人活着的现实和逻辑，尽管环境和早亡的路不同，但活着的路却是相同的，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这条路就是非人和隐忍。

在台湾，李得胜忍受不了远离大陆家乡和没有女人的苦寞，最后疯掉了；在大陆，春生起初在部队里混得还不错，但他忍受不了不断政治运动的造成的家破人亡，最后选择自杀。他们之所以亡，是因为他们是正常人，有正常人的欲望和希望，当“望“变成无望的时候，他们也就死了。而活下来的门闩和富贵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望的人。门闩当年投奔李得胜加入国军纯粹是为了活命，他能活下来就是一次接一次地冒他人之名，顶替别人混工作。他忙碌低贱得几乎没有欲望，一生都在挣扎着生存。影片中唯一见到与未来有关的是门闩对于“儿子”的些许教育。在香蕉园里生活的一段应该是他最为踏实的日子，但飘落异乡的他，是无法长久生活下去的，只能努力到体制里去谋生。在《活着》中，富贵在经历了家产输光和对头被枪毙之后完全被吓破了胆，就随波地活着。

如果说门闩和富贵是因为无欲无望才得以苟活，那么纪录片《含泪活着》中的丁尚彪则完全是为了希望而活。为了改变一家人的命运，丁尚彪在35岁时告别妻子和女儿，从上海到日本留学打工，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苦苦打拼15年，最终成功将女儿从美国大学供出来，实现了他改变命运的愿望。丁尚彪在日本的生活确实也仅仅是活着，但是他紧紧地抓住命运的咽喉，就像他自己说的：“就像赛跑一样，接力棒我已经拿了，跑了那么多年，我的目标是把这个接力棒最后交给女儿“。这使得他的活着和李得胜和春生的活着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三部反映“活着”的影片其主人公都具有非凡的忍性，忍受常人所不能忍，但每一部影片中主人公忍受的缘由和结果却大为不同。《活着》中富贵被吓破了胆，他接受命运，最终成了一种庆幸式的苟且；在《香蕉天堂》里门闩在最初的麻木懵懂之后，主动谋职谋生，最终成了一位庸碌但尚有情义之人。而《含泪活着》里的丁尚彪则是为了情义而主动禁欲，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