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35）：追赶马群

贺长文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曾提出军队装备要机械化和骡马化并重。在边界紧张的状态下，马和战备工作紧密相连，因此当马倌还需要政治上可靠。我队知青劳动表现都不错，牧民们没有苛求知青的家庭出身，对谁当马倌也没意见。可放马是个技术性比较高的工种，当马倌要有一段学习时间。生产队为了培养知青马倌，在原来每个马群配有两名马倌的基础上增设了一名知青。可能也是因为知青的到来劳力过剩了，于是我和其他三名知青顺利地得到了放马的机会。

放马是个待遇较好的工作。比如，羊倌每人分配三匹坐骑（冬天骑骆驼放牧），马倌则有八匹指定的坐骑，而且自己马群里无人占用的马可以随意骑。马群里有很多生个子马，为了鼓励大家驯马，队里规定新驯熟的马可以再骑一年。“近水楼台先得月”，马倌有便利条件可以在自己的马群中优先挑选品相好的马来驯服。在草原上马就相当于人的腿，没有马的生活只能围绕着蒙古包转，半径一般超不过100米。乘牛车可以走得远一点儿，而马倌的活动半径就大了去了，活动范围的增大也需要更多的坐骑。更美的是，放马不需要整天守着马群，马倌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放马是男知青向往的工作。到草原一年後，男知青纷纷申请调整工种，结果有四人去放马，一人去放了骆驼。

我们大队原有四个马群：老马倌东德布与他儿子孟和、老马倌巴拉登与达希、帅小伙巴图敖其尔与巴泽尔各放一群马，羌吉尔独自放鼻疽马群。鼻疽马群较小，可骑的马多，一般不会有牧民去换坐骑，所以以前只配了一名马倌。韩念勇分到东德布马群，王亚杰分到巴图敖其尔马群，赵全明去了鼻疽马群。

和我一起放马的两位蒙族青年中，马克斯尔是大队书记吉格吉德的儿子，面色黝黑，性格开朗，爱唱歌，很活跃。他唱起《赞歌》还真有点儿胡松华的味儿，尤其是拉那个长调，也许应该说胡松华学他们学得比较像。他爱开玩笑，简直就是个活宝。达希是达布嘎老人的小外甥，与他哥哥一样也有点儿木讷，不爱讲话，与马克斯尔的性格完全相反。在我队蒙族青年中，他们的骑马、套马技术一般。巧的是我们三人同龄，不仅都没有放马的经验（达希放马时间不长），连社会经验也缺乏。三人中马克斯尔是大马倌，大马倌责任大，对马群的处置更多要靠他拿主意。

马群通常由儿马（即种马）、母马、小马及骟马组成。六百余匹马自然分成数十个小的群体。我因准备行头，没有参与马群的剥离重组。我们马群的马刚从其他马群中分出来，它们很容易回到自己熟悉的群体与草场去。为了让它们在新的群体里相互熟悉，也由于那年旱得厉害，草场退化，我们的马群组成後便要去额尔敦高毕公社走场。刚接手新的马群便要走场，到一个人不熟、地不熟（马群亦如此）、马不熟的环境去，对我们三人都是个考验。尤其我，语言不通更是难上加难。

额尔敦高毕公社在我们公社东面的山梁上，马群过冬的草场离公社百余里之遥，我们大队部在公社西面30余里开外，重组马群的所在地离过冬的草场就更远了。队里为我们马群走场派了阿拉布英老人为我们做饭，马车拉着蒙古包和我们的行李送阿拉布英先走了。那些天一直都在刮西北风，天寒地冻的。想着马群会因天冷顺风东去不容易返回原来所在的马群，马克斯尔和达希把刚合成的马群赶到公社东面的山梁下，想让马群顺风东去。我出发前没有见过这群马，只知道马屁股上烙着的大队特有的印记，到了额尔敦高毕只能先靠这个印记来识别我的马群了。我不知道我的马群里有多少匹马，多少儿马、母马、骟马和马驹，更不知道熟悉马群要首先从儿马认起。我只听说过老马识途，就担心着这些马能否相互接纳融合成群，会不会因为念旧回到熟悉的群里去。我也想有马克斯尔、达希顶着呢，不着急。我把他俩当成了老师，然而他俩并没接纳我做他们的学生。

马倌平日的职责就是把马群找回来，赶它们到水泡子里去饮水。如果附近没有水泡子，就要到水井旁，推水车饮马。夏天马的饮水量大，要让马群喝好，推水车就很费力。马群饮水的地点相对稳定时常有人前来换马，马倌要为来人套住所需的马匹。冬天大队的牛倌、羊倌以及其他人都骑骆驼出行，就没有牧民来马群换马了。冬天地上有厚厚的积雪，马群不用饮水，天气好放马也容易。每天只要把马群拢拢，赶到适当的地方换一下自己的坐骑，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冬天天气不好，马群跑散了跑远了，就要凭经验把马找回来。而自己的坐骑因为雪深迈腿吃力，又不喂料，走不远就跑不动了。找到自己失散的马群後，拢到一起，得首先给自己换一匹坐骑。

当上马倌後，我获得了四处活动的自由。那时周钟林与袁大伟住着我们原来共住的蒙古包，在大队部西南不远的浩特里放羊。我去他们那儿住就是回“家”，也是与他们告别吧。我放羊走场，一年没与周钟林见面了，回队後也没见上面。我这一走，再与他见面恐怕又要等到来年夏天了，所以想临走前想去叙叙旧。在“家”聊天中我才知道，马杆子上用的梢子和羊肠线公社供销社也有的卖。信息不灵，放马前的准备工作把我折腾得好苦。

一天马克斯尔传话过来，要我第二天下午赶到公社集合，一起去走场。我有点兴奋，也感到紧张。次日便是我放马的第一天。

这天一早周钟林拿出仅有的一点炸果子让我带上，说路上饿了吃。牧民骑马带东西的习惯是将东西放在怀里或用布袋一裹缠在腰间。我想，炸果子放在怀里油乎乎的不方便（那时没有塑料袋），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温度下还会冻得像个石头，硬得咬咬不动。何况对三个小伙子来说，这几粒儿果子也难填饱肚子。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骑上马兴致冲冲地直奔公社所在地。

我们三位新任马倌在公社聚齐後没停歇便径直向东出发，到了梁下太阳已经落山。我们兴致勃勃爬到了梁上，转了转，没见着我们的马群。往前赶了一段路仍没见马群的影，傻了，仨人都傻眼了。马群是顺风跑远了，还是跑散了？疑团顿生。天渐黑，风越刮越大，马身上冒出的热气结成白白的冰花挂在毛上，三匹马都成了“白”马。冬天骑马最忌马大汗淋淋，这个季节马出汗如同出油必掉膘，出一身汗掉一层膘，过度劳累掉了膘的马是否能活过这个冬天就很难说了。可我们这时哪还顾得上马的寿命。

我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只默默地跟着他们走。坐骑一天没有吃草，驮着我们一直在走，也累了，我能感到它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开始我们还知道在向东走。到天黑得伸手看不见五指时，我们便只能凭感觉顺着风向走。梁上风大，人与马在风中都显得那么单薄、脆弱。蒙古牧民整天都喝茶，冬天喝茶时可以泡一点儿肉或炸果子，到晚上才吃一顿正餐。天黑很久了，寒气逼人，吃这顿正餐的时间早过了，我们走得饥肠辘辘，手脚僵硬了。想起周钟林送我的炸果子，真有些後悔，要是带来就好了。想到他的关心，更感亲切。孤身一人流落他乡，听到一句嘘寒问暖的话，尤其在这危难无助时想起来，怎能不动情呢。几十年过去了，他或许早已忘记，可我一直记得这个细节。

空旷的草原上，我们三人三匹马不由自主地靠在一起前行，不知是人的意愿还是马的选择，好像这样会暖和一点。由于靠得近，腋下夹紧的套马杆难免相碰，铸铁的脚蹬不时的碰撞出声。“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我们顺风摸索着前行，他俩慌得没了主意，默默无语，偶尔能问一句，答话也没几声。风声中传来狼嚎声，我的马竖起耳朵，显得有些紧张。马的紧张感染了我，我也有点害怕了。因为这时两眼一抹黑，看不见周围有什么，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毫无目标地走着。我们三人不由自主靠得更紧了，生怕之间有了间隙也会走散。夜深，隐约听见了狗吠声，他俩交换了几句，调整了前进方向，我们循声来到蒙古包前。牧民家的狗扑过来，狂吠不止，好厉害的一条狗！我的五根手指早已冻得失去知觉。我用胳膊夹紧马杆子，努力晃动着身体使马杆子摆动起来，以防那只狗靠近。哆哆嗦嗦地下了马，颤颤巍巍地绊上马，勉勉强强地松开马肚带，把马鞍卸下，摘下笼头，放马去吃草。然後我拾起马杆子夹在腋下，晃动着马杆返身与他俩一起走向蒙古包。

按照牧民的习俗，主人没睡的话，听见狗吠会出来拦住自家的狗；睡了的话，会起来点上灯，欢迎客人的到来。这家主人不热情，包里一直没有动静，我们用马杆子挡着狗不让它扑上来。走到包门口，在外面等了一会儿，里面一直没动静。马克斯尔与达希轻声嘀咕了几句，决定进去，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可选择了。我们拉开门栓（蒙古包的门栓是防风的，不是防贼的，所以里外都可以拉动）进到包里再把门带上。马克斯尔划火柴点上烟。借着火柴微弱的亮光，看见北面皮被下躺着人，皮被一动不动。他俩在左边一坐就没有我插足的地方了，我索性就背靠门坐下，黑暗中他们的烟头儿一闪一闪地发出微弱的亮光。等了好一会儿，这家的主妇见我们没有离开的意思才起身点灯、点火，冷冷地问了一下我们是哪里来的，便不再做声。大概这家人生活比较困难，她没有拿出肉和奶豆腐等东西给我们吃。我们只喝了口热茶，泡了几粒炒米。衣带未解，我们迷迷糊糊地熬过下半夜。蒙古包里虽然没大风，但依然天寒地冻，相伴的还有心寒，让我心寒的是这家主人的态度。我第一次遇到这样冷酷的人家，十分尴尬。这种在草原上极为罕见的冷遇让我在放马的第一天、而且是黑夜迷路的危急时刻碰上，真是倒霉透了。草原上放马，马倌住到陌生人家里是常事。有的独身马倌甚至常年住在别人家。第一天放马，有蒙古族牧民为伴还受到如此冰冷的接待，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我隐隐感到我放马的前景不乐观。放马的兴奋之情随着冰凉的身子骨一下子便冻结了。

放马生涯的第一天，我们追了一夜马群，结果迷了路，根本没有见到自己的马群。

《卜算子》记1969年底马群走场首日

梁上忍饥寒，黑夜不识路。群马踪迹觅已绝，心似煎炸煮。

冻耳苦狼嚎，僵臂携杆抖。三骑三更搅梦人，只盼能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