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动乱年代的煎熬

电报是香港的外公外婆打来的.外公患了肺癌,外婆是个一目失明一目弱视的残疾人,二位老人需人照顾,也非常想念妈妈.接到电报的那个晚上,爸妈房里的灯一夜没关.妈妈放心不下五个孩子和爸爸.结婚后她还是第一次离开这个家.左关照右叮咛,生怕忘了什么.爸爸一边安慰一边帮妈妈考虑带些什么给老岳丈.
春节前,妈妈走了.为了避免孩子们吵闹.那天清晨天还没亮,爸送妈妈上了火车.从此我们就成了一群没妈的孩子.妈妈去了香港后,外公的病情越来越重,妈妈根本无法离开.每天除了肩负照顾老人的重责,还要想法找工作挣钱给家里寄.(妈妈走后,爸爸一人的工资要养全家,显得拮据)外公去世后,外婆几乎双目失明.妈妈只好留下照顾老人了.

爸爸除了和妈妈密集的通信往来,互相鼓励支持,互相倾诉心中的无奈.第二年,爸爸买了台缝纫机.他说妈妈回来要用的.家里婆婆管着五个孩子,常和爸爸在管孩子的方法上意见相左.妈妈来信圆场也是远水不解渴.后来爸爸干脆不再管了.当时爸爸在一个银行办事处当信贷股长.工作很清闲,他想写本书,帮助银行职员提高业务水平.他翻了许多英文资料,为符合当时的国情.爸爸自学俄文.翻阅大量的俄文资料.花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本"中国金融企业管理"和一本"银行信贷手册"这两本书.被当时人民银行总行所重视,几度修该后交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爸爸这一生有希望能做成的事大概就这一件,结果还是在文革前被停版了.原总行推荐他的那位领导成了"黑帮".

文革开始后,妈妈在香港成了家里沉重的政治包袱.批判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常常要"交代问题"晚上很晚回家.和香港的联系也不得不中断了.经济上也越来越困难.有许多好心人都劝爸爸:就离婚吧,哪怕是假的.这样自己少吃苦头,孩子们也少跟着受罪.爸爸总是坚持不肯.他就是这样直肠子,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退让. 每到星期天,爸爸总爱带我们哥俩去公园照相,回来自己洗好自己欣赏.我们一度很不愿意去,别人都是有爸爸妈妈同去的.我们怕有人问起妈妈.爸爸不管这些,还常常低声告诉我们:你们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一天夜里,我们都睡着了.一阵疯狂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抄家的来了.一群人象抢匪似的,打开家里的每个箱柜,翻了个遍,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存款,现金,粮票一搜而空!爸爸也被关了.在那九个多月的牛棚里,爸爸真是吃尽了苦头.每天无休止地交代,检查,劳动,批斗.有次批斗会上,爸爸不畏造反派的狂呼,不紧不慢地辩驳批判者.一个年轻的造反派上来,抡起来打了爸爸一掌,鲜血从嘴角流出,爸爸继续抗辩,又是一掌,爸爸被打到在地.为了不让爸爸反驳,造反派给爸爸上了那年代独特的刑罚----"坐飞机".在牛棚里不给吃饱,但要交标准的伙食费,不给好好休息,但要缴房租.九个月后爸爸被释放时,头发全白了,胡子长的象野人一般.在家等爸爸回来的几个孩子们,那大概是最艰苦的九个月了.除了缴房租,水,电费后,婆婆每月没剩几个钱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当时我们几个都贫血的厉害.好在咱家的邻居人缘好,每月都有人偷偷送些粮票和钱帮助我们.有个吴妈看我常晕到在地上.就偷偷地每月给我五分钱,让我用公费医疗去开补药.那年刚上初中,南京大搞中学野营.年幼同学们受不了苦,纷纷写信向家里要钱.婆婆也托邻居家长带来五块钱和五斤粮票,哥俩知道这是家里人从嘴里省出来的.决定让来人带了回去.爸爸知道后非常难过.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奋斗了半辈子,却不能让孩子和别人一样生活! 爸爸出来后,很少有人敢与他搭话.爸爸心里难受,想妈妈不敢联系,心疼孩子却无能为力.那心里的煎熬要比生活的艰苦难受的多!

文革对爸爸的打击,一个接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不久,爸爸就被称为"同志"光荣地被"批准"下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