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賀劉曉波獲獎的閒話

劉曉波獲諾貝爾獎，開創了中國科學與民主的新時代。華人社會，自然是體驗了苦澀參半的喜氣洋洋。中國民主的道路還很艱辛，這可以從溫家寶總理的民主發聲但少於行動上看出端倪。胡溫政府剛上台的時候，頒布了一個新法令，就是只允許政府極其下屬單位，才能擁有大眾傳播媒體，這跟西方社會不允許政府擁有媒體傳播事業的話語洗腦權剛好相反。也就是這個法令，讓我在三年前決定停寫了我個人的博客。

但2010年10月4號的世界日報，在A5版刊登了兩則消息：《日右翼反中 罵華人蟑螂》， 《日外相：中國不是惡鄰居》。讀完之後，叫我五味雜陳。

       三年前，我寫《中國文化中的蟑螂文化》這篇博客的時候，完全是抱着我的祖國，我才可以批評的心態，猛烈抨擊國內以於丹現象為標誌的國學熱。當時用了端木一秋這個筆名，使用端木這個姓完全是為了獵奇中國這個古老的姓氏。世界日報因此還報道說，是一個日本人寫的用來罵中國人的，選用這樣的詞彙，來挑起中日民間的仇恨。這不是事實。

       如今釣魚島之爭，中國政府一改過去對類似事件“假裝不知道”的態度，連續幾次強烈的語言和動作，逼迫日本不得不做出讓步，反而在日本民間引起極大不滿。

       釣魚島的領土之爭，是不關乎中國是個“惡鄰居”還是“好鄰居”的問題。即使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樣的爭端也會發生。但是，如今中國這樣獨裁的政府，無疑是給在國際交往中的形象，添加了語出“惡”聲的口實。聯繫到國內持續報道的拆遷“釘子戶”暴力反抗問題，我們不能不認為，唯有民主才能解決中國當今社會的巨大危機。我們無法選擇與生俱來的家庭窮富的不平等，但我們理應得到社會賦予我們生存與發展機會的平等。

       今天再讀《中國文化中的蟑螂文化》這篇博文，只是感到語句的不成熟，和某些觀點說明的還不夠透徹。現在不便再更改，隨後附在後邊。只是想說明，當初為什麼挑了蟑螂這樣一隻討厭的昆蟲，來說明中國文化中的幾種現象，和由這種文化現象，帶來的中國國民性。

有網友不同意我用蟑螂來比喻中國人的這些行為和文化現象。他們說，應該用蜜蜂來做比喻。但他們不了解，蜜蜂是演化級別最高的社會性昆蟲。有生物學家稱之為超有機體來表達他們的社會屬性和共產主義組織形式。而人類的社會組織，在這一點上仍然無法同蜜蜂相比。儘管人類的社會組織形式跟蜜蜂的有生物學的原因使之不同，蜜蜂之間的合作關係之親密與協調，是人類無法企及的。

       蟑螂是蜚蠊目昆蟲的總稱，在社會生物學上是屬於亞社會性昆蟲，即在一定的時間段內，成蟲照看自己的幼蟲和若蟲；這與蜜蜂的真社會性有大的不同，這是我沒有用蜜蜂來形容中國文化的原因。其次，蜜蜂由於同巢的個體之間實際是帶有“血緣”的姐妹關係，因而的確具有共產主義精神。近年養蜂人發現很多蜜蜂飛出之後就不再回來，使得蜜蜂的種群大面積縮小，原因就是因為，蜜蜂生了病之後，擔心危害種群，會自動離家不返。而蟑螂卻是環境惡劣時候互相搏殺爭鬥較為嚴厲的昆蟲。蟑螂的亞社會特性可以形容中國文化的家國習性。現代之前的中國人只知道家和家族而不知有國家，現代的中國人只知道周圍小圈子的道義和信譽而不知整個社會的公德和良心。過去中國人歧視周邊的“蠻夷”，而其實在的原因就是當中國人有了強有力的凝聚力而形成了皇帝為首的組織形式，周邊的少數民主卻沒有這麼有力的組織形式而遭受歧視。但細究中國的這個組織形式，“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卻是靈長目中常見的方式。比如狒狒和獼猴的社會，一個雄性和他的幾個太太構成一個家，由這樣的幾個家庭構成一個宗族clan，再由這樣的幾個宗族構成一個隊伍band，再有這樣的幾個隊伍構成一個集團troop。這樣比較的結果，就會明白，現代之前的中國文化形成的凝聚方式，還是非常原始的組織形式。在近代國家的概念引進中國之後，過去的家族概念不再成為有力的組織形式，拿什麼凝聚人心。成為了新中國的一個難題。貌似現代的中國政府沒有什麼好牌可以出，唯有祭出民族主義，而這個民族主義，卻是哺育蟑螂文化的溫床。

附錄：

中國文化中的蟑螂文化

在我的《精英社會和她的社會生物學基礎》的文章里，我有談到人類社會的發展沒有朝向雜交和花粉效應的方向，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雜交和花粉效應，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性，那種物種與生俱來的為生存和繁殖而努力的基因的自私。但是正如現在我們常說的概念和道理：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個人是做不了什麼事兒的，必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必須團結合作才能最後移山。所以最後自私的基因可能無法生存而只能在短期的競爭中存在，這樣某些優良的基因可能會在競爭中被更優良的基因打敗；而少“低下”的基因反倒是因為沒有參加一時間的競爭而存活下來。所以極端的競爭並不是生物的發展合情合理的現象。因而為保護基因的思想和行為，整體人類的基因才能進一步在長期的時間段內發展和生存。所以我在《二十一世紀我們遭遇的甲午之戰》一文中建議中共以基因保護主義立國。

我覺得近代科學的三大發現，是影響人類社會和思想的最偉大發現

DNA 和基因學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佛洛伊德的潛意識的發現，和他的精神分析

前兩者都是自然科學方面的，是世界的、宇宙的、生命的；而佛洛伊德的學說，是針對人類自身的，精神的。這三大學說的誕生，讓現代的人類有種馬上就能夠徹底解決宇宙奧秘的感覺。由這三大學說所發展起來的生物社會學，或者叫社會生物學，把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結合在一起，把宇宙，自然，人，人類社會和人類的精神能：宗教，道德，文化，信仰全部統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看一下以上三大發現的發表時間，我們中國社會還在幹什麼，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們和他們，和世界有多大的差距。

佛洛伊德 （1856 ~ 1939）1900年發表了《夢的解釋》一文。那個時候,我們中國還在瘋狂地排外，以為畫符念咒的方法可以把洋人驅逐出國門。隨後佛洛伊德發表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有關性的三個試論》、《俏皮話和無意識之間的關係》。這四篇論文，奠定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礎，隨即在1906年獲得同行的承認，1908年首屆國際精神分析研究大會召開。1909年應邀出席第二年的大會。從此佛洛伊德的學問在全世界開始產生巨大的影響。

愛因斯坦（1879~ 1955）對後世深具影響的狹義相對論發表於1905年，題目是《論運體的電動力學》，同年他一共發了四篇論文，加上從1900年開始寫就的，一共是八篇論文。1905年的四篇題目分別是：《關於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推測性觀點》、《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法》、《熱的分子運動論所要求的靜液體中懸浮粒子的運動》。狹義相對論最重要的結論是把質量守恆原理和能量守恆定律融合在一起，質量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其他還有比較常講到的鐘慢尺縮、光速不變、光子的靜止質量是零等等。而古典力學就成為了相對論力學在低速運動時的一種極限情況。這樣，力學和電磁學也就在運動學的基礎上統一起來。

1905年9月，愛因斯坦又寫了一篇短文《物體的慣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關嗎？》，作為相對論的一個推論。質能相當性是原子核物理學和粒子物理學的理論基礎，也為20世紀40年代實現的核能的釋放和利用開闢了道路。

DNA和基因學是很多科學家共同研究的成果。最早發現DNA是在1869年，由瑞士物理學家Friedrich Miescher在手術後廢棄的繃帶上看到一種結晶物質，後來證實這種物質來源於細胞核，因而把它命名為核體。1919年的時候，Phoebus Levene查明這種物質是有鹼基、醣體和核體磷酸組成，並給出了其化學分子的配對結構猜想；但是當時Phoebus Levene認為這種配對是固定的，鏈條也是很短的線狀結構。1928年，Friedrich Miescher發現這種物質跟遺產有關，因為平膜肺炎雙球菌的這種物質被混入糙膜的肺炎雙球菌後，也會出現平膜的肺炎雙球菌後代。1937年，William Astbury照出了第一張這種物質的X光片。1943年，DNA是影響這種性狀的物質又被Oswald Avery, Colin MacLeod 和 Maclyn McCarty等人的研究證實。1953年，在不同的實驗中，DNA是遺傳物質的結論又被Alfred Hershey和 Martha Chase 在 Hershey-Chase實驗中確證。1953年依據Rosalind Franklin的DNA X光照片和鹼基配對的資料James D. Watson和 Francis Crick給出了今天我們已經普遍接受的DNA雙螺旋階梯結構。

以後基因的研究，更加影響到我們今天的很多人類學、考古學、進化論、家族歷史和血親研究。對於基因的隱性和顯性性狀研究，也開始影響我們今天的心理學和行為科學。

前邊兩大發現的發表時間，中國還處在滿清的最後幾年，中國人還在為是不是要改變我們的國體而咄咄不休。這些科學的學說對人文科學和行為科學產生影響並改變人類社會的結構和行為的時候，我們還在戰亂和東亞病夫的精神病間歇發作時期。之後馬克思的暴民思想開始影響中國，（請參考我的《從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動機說開去》一文）

1900~到現在的歷史，我們都非常了解，但是還是有很多我們不熟悉，不知道的，我來給出幾個基本的事實：

1900年， 義和團圍攻外國使領館，屠殺基督教民，因滿清政府對之半支持半放任的態度，引來八國聯軍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在13日向參議院發出《辭臨時大總統文》和《推薦袁世凱文》；15日舉行“民國統一大典”。作為大典的一項內容，就是由孫中山親自率領“國務卿士、文武將吏”拜謁明孝陵。這次拜謁活動，以孫中山名義發表了兩個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謁明太祖陵文》。

這兩個祭典專制的文告剛好跟武昌起義的檄文《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布告全國文》形成強烈對比。一個代表專制的家天下思想，一個代表人民共享天下的民主思想。在後來孫中山提倡的民主憲政三時期，軍政府、訓政府、憲政府也還是把獨裁的軍政府列為民主必須經過的三步驟。因此跟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發生激烈言辭辯論，1912年1月14日蔣介石刺殺陶成章並緝此受到孫中山賞識。

再後來發生的袁世凱刺殺宋教仁，恢復帝皇制度，代表着後邊100年來軍閥爭奪帝位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悲慘亂華時期。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我們中國人對專制這麼有意無意地留戀呢？以至於現在還有人發出中國不適合民主的聲音呢？

就思想上來論，由對儒家隻言片語的解釋而發達起來的中國文化，也就是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國先秦哲學的樸素思想而綜合起來的中國國民習慣勢力是主導因素。而在這種習慣勢力的背後的生物學原因，就是我現在要討論的中國的蟑螂文化。

蟑螂文化是指蟑螂為求族群的生存而大量繁殖的生物現象和由此而產生的心理和行為慣式。蟑螂，在昆蟲中是最古老的種類之一，遠在3億5千年前，就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特點是：繁殖能力強，一隻受精的雌蟑螂一生所生產的卵鞘量也多，美洲大蠊最多可產50多個。 食物範圍廣，蟑螂是雜食性昆蟲，食物種類非常廣泛。各類食品，包括麵包、米飯、糕點、葷素熟食品、瓜果以及飲料等等，尤其喜食香、甜、油的面制食品。除了喜愛各類食品外，蟑螂也常咬食其他物品，例如在住房、倉庫、貯藏室等處，它們可啃食棉毛製品、皮革製品、紙張、書籍、肥皂等等，甚或至光盤它們都可以用來充飢。

適應性強， 在室外垃圾堆、陰溝和廁所等場所，它們又以腐敗的有機物為食，甚而啃咬死動物。美洲大蠊在只給乾食不給水的情況下，雌蟲只能存活40天，雄蟲只能存活27天。反之，如果有水無食，則雌蟲能存活90天，雄蟲能存活43天。當處於惡劣的環境條件下,無食又無水時,蟑螂間會發生互相殘食的現象、大吃小、強吃弱；特別是剛剛蛻皮的蟲子，不能動彈，表皮又嫩，就成了競相爭食的獵物。

蟑螂是跟恐龍同時代的生物。但是依靠其蟑螂策略，使得它仍然可以存留到今天。蟑螂的大量繁殖使得它在某一地區被滅絕的時候，只要能夠有幾隻存活下來，依靠大量的繁殖的策略，很快地又可以恢復族群的特徵。這種策略有它的頑強不屈性格和見縫插針性格。

歷史學家黎東方在談到中國人的這種品格的時候，也很自豪地對比被滅亡的古埃及、巴比侖、古羅馬並且指出中國人就是依靠這種品格，能屈能伸、富有韌性，因此也就不可能被敵人消滅。但是謝選駿先生也指出，被蒙古人和滿清替代的中國人，跟我們過去的中國人不是同一個概念上的中國人。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學家把這現象稱為民族大融合的中國。

起碼我們知道，今天我們中國人講的普通話已經不是我們過去意義上的中國話，我們現在講的國語是滿州話。我們今天中國人的血液和基因，有待中國的基因科學的默默無聞的研究和工作，這是一個社會生物學的大工程，需要有真正做研究的學者，殯除意識形態方面的干擾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蟑螂文化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大量的繁殖就不會重視人口的質量。這在社會生物學上，稱做r-K策略。注重量的叫r-策略；注重質的叫K-策略。大量的人口，就造成資源的分配緊張。因生存帶來的競爭，達爾文主義就會在實際生活中盛行。（想想今天的中國社會是不是這樣？）在大自然的生物鏈中，人類作為生物鏈的一個環節，一方面是在吃，一方面是在被吃。所以“翻開歷史，滿嘴的仁義道德，放大鏡下的小字，歪歪扭扭寫的全是吃人！”

不被其它生物吃掉，就是被同種的生物吃掉。中國的歷史，在春秋時期，人們還比較講究禮儀，打仗交兵前，還停下來協商一下，你為什麼要打我啊？頗有點象現在的村與村之間的械鬥。理講不清啦，再開始動武。也有點象現在西方的戰爭，打仗前，還要實行宣戰的一套。到了戰國時代，人口增加,達爾文現象更激烈,便沒有了什麼禮儀；搞突然襲擊的被認為是戰爭的必要先發手段。1999年范愛我啦（Van Evera）的《戰爭的原因》(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一書又提出了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起源研究上的缺憾，認為不安全感在國際事物中是普遍存在的，而追求安全感是導致戰爭的普遍動機之一。這個結論的證據，在沈志華教授演講的《中蘇關係同盟條約》的制定中，蘇聯要求東北和新疆不能存在第三國的勢力和硬是把中國的外蒙分裂出去這些事實得到證明。

這種不安全感，是佛洛伊德最早提出的人類無意識遺傳，由達爾文主義盛行引起的人類無意識。

今日研究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人口增長，必然導致的殺擄的增加。而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和吃人的歷史。從秦始皇的坑殺降卒十萬，到滿清的嘉定三屠，楊州十日，無不證明中國的殺人歷史。五胡亂華時期，中原北方的漢人，幾乎被殺絕。這些都是r-策略的悲慘的一面。由殺擄而帶來的哲學觀，就是人比蟻賤、人對其他人的欺凌和不尊重。

比較魚獵、採集和游牧文明，由於遷徙的習慣，出生人口的傳染病發作少，成活率就高，人們重視採集和魚獵的技術和經驗傳授，下一代跟父母親的合作就高。人口的質量就提升。智力也會提高。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可能性也就高。這樣也就可以解釋世界上的歷史，為什麼“野蠻的文明”總是能夠戰勝“先進的文明”。而滿清入主中原以後，為什麼中國就沒有當初滿清的初入中原時候的男性雄風。

魚獵、採集和游牧文明這種重質不重量的文化特性，也在對動物的觀察中發現證據。北美野生的林克貓，大概每隔十年，會自動做一次絕育行為，因為林克貓的獵捕對象雪鞋兔兔口低於兩者的某個比例後，食物會出現缺乏現象。缺乏食物使得林克貓絕育的機理還不清楚，但是這個現象和原因，我們可以理解到大自然的奧妙！（其實我倒有一套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猜測的想法，但是需要收集更多證據來證明我的這個猜想）

如果我們接受了現代社會生物學的觀點，我們就明白，所謂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實沒有一點可以值得我們現在留戀的啦！

中國的蟑螂文化這種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現象也算是對人類的一種懲罰吧！但是由此造成的文化心理，卻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心理中間；而這心理特徵卻是極端低劣不符合生物社會學的基因庫概念和基因生存原理的。

蟑螂文化輕視生命，輕視個人價值而導致基因庫縮小；它被儒家的思想改造以後，君子和小人階級、精英和草根階級便對中國的蜜蜂或螞蟻式社會提供了穩定的依據。

中國近代的哲學思想史，始終沒有和近代的最先進的思想和學說掛上鈎。在今天的哲學系和人文科學的學生們，仍然在討論200多年前或更遠的的歐洲的或古代希臘的哲學思想體系，間或有最新的學說介紹給中國人。這樣的學習和研究，怎麼能抓住當今西方社會的思想主流？怎麼能夠醫治我們的精神疾病？

生物社會學的目的就是完整地介紹和論述以上這三大理論在人文和人類今天的思想和行為方面的哲學思想體系。

r-K學說的建立，在抓屎蹲教授（ J. Philippe Rushton）（哈哈，我翻譯的這個名字好吧？）的《種族、進化和行為》一書中突然出現了和此理論的推導相矛盾的結論。（我們可不能上這個當！）此書研究的結論，認識到了種族在智力方面確實存在的差別。證明了東方人的智力比西方人高，西方人又比非洲人的要高，這樣的一種帶有種族歧視的論調。(請大家也要注意，這本書裡也提到了黑人比其他種族優秀的幾個方面)日本是一個島國，是農業和捕魚業的混合國家，又從中國吸收了很多農業文明的思想。正如歐洲的文化來源於希臘，希臘的文明來源於兩河，兩河的文明來源於古埃及。後發的國家，總是能夠站在時代的前列。外來的文化與本身的文化的交合形成了更強勢的文明，在今天的思想歷史上，稱為假晶現象。（地質學上指一種岩石成分，進入另外一種岩石成分後形成的晶體）

中國在春秋時代，正是一個從部落轉向農業文明的時代。那時的魚獵採集文化還在人們頭腦里保存着強勢，所以出現了先秦的諸多學問。後代再沒有出現過超越前人的思想和哲學。那時候由於人口的增長，人們交際的增加，從上一代繼承來的知識和經驗的累集，開始在中國的文化、詩歌、音樂中展露頭角。但是，孔子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HY者，卻把中國文化思想發展的健康之路（我在這裡稱的健康，也不一定保證沒有孔子，就一定能邁向健康），引向了另外一個不平坦的征途。在春秋之年，中國處在急需一套能行之有效的政治學說的關口，HY幻想的隻言片語，在那個年代不受歡迎，卻給後代留下了一個引子。由引子而來的後代各學派，用今天科學的眼光看，跟參禪也不差很多。

今天我們已經明白，政治來源於宗教，宗教來源於神話，神話來源於歷史傳說、圖騰崇拜、薩滿、巫師、占卜文化，而圖騰崇拜、薩滿、巫師和占卜文化來源於原始人的想象和兒童思維期的泛靈想象，既是說，兒童期把周圍的任何物質都想象為有靈魂的，可以對話的，和自我本身等同的一個實體物質。如果再討論想象是出於何處？今天我們對動物和我們人類自身精神的分析和觀察，依照佛洛伊德的理論，我發現，想象卻是出自於對性的壓抑，和靈長類動物自身的HY。（這方面的論術，請參考我的《孔子，打斷中國思想發育歷史的偉人》）想象力創造了神話，HY發達了人類的想象能力。

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政治發育軌道，中國的歷史可能會出現不同的局面。因為神話的發育過程中，總要經歷泛靈------半人半神------全人形的神------人性化的神這樣一個軌道。當神也能夠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也能做出姦淫偷盜等惡劣品行的事情的時候，由這種神話發展出來的宗教或者政治，就會帶有很多人性的成分。（對人性一詞的定義，請參考我的《精英社會和她的社會生物學基礎》一文。這點很重要，因為我講的人性和於丹等馬克思主義者講的不一樣，在他們腦子裡，人性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我把它的這個概念在那篇文章里給撇清楚了很多）

孔子和儒家的出現，使古代的哲學，那時候稱為玄學，打斷了神話故事所能左右的思想和哲學發展軌道。（古代哲理之人，以玄為美，老莊、韓非、墨子、等先秦哲學仍然試圖解釋論證自己的觀點，所以留給後代發揮的餘地，遠沒有論語的一句話來得大）對其一句話的理解，可以有“清早不夢”（注釋1）的效果。這樣的發揮，形成強大的思想體系，衝擊了神話所能帶給人類社會的道德和風俗觀念。跟神話相反，孔子的哲學，是把普通的人神化；而神話學，是把神重新人化。這樣的一個差別，就是東方式思維和西方式的思維，並使兩者區別開來。

網上流傳着一個東西方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不一樣的故事：

一個西方的外交官去參加北京的一個沙龍聚會。當被問到東西方文化的差別的時候，這位外交官講了一個故事：一條河的兩岸，住着一對情侶，時常兩個人中的一個會通過擺渡的一個年輕人，到對岸去會情侶。這年發了大水，沖壞了女方家的房屋，好多人死於洪水。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啦，女的，讓我們姑且叫她魏薇安吧，心理惦念着情人的生死，但是河水很大，度河會有生命危險。於是她去央求擺渡的青年，姑且讓我們叫他羅國特吧。羅說，這麼大的水，我不要命了呀？你讓我擺你過去。魏於是就很傷心，羅說：你如果一定要我帶你過去，那你答應我，今天晚上陪我過一夜，能和你這麼美麗的女孩子過上一個晚上，死也值得啦！魏也就答應了他，他們第二天，也很順利的到了河的對岸。見到了魏的情人，我們姑且叫他李鷗吧。兩人相見甚歡，一番纏綿之後，李忽然想起了問魏是怎麼過的河；魏就把事情的前後告訴了李；李不聽則已，停了之後，怒上心頭，猛地抽了魏一個耳光，說：你怎麼能幹出這樣的事情？心頭還不解氣，就又到河邊，找到等候的羅國特，把羅也痛打了一頓。

然後，這位外交官問所有在場的中國人：你們認為這三個人裡邊，誰是英雄？誰最卑鄙？誰最值得同情和諒解？

所有在場的中國人都選擇了李歐是英雄，羅最卑鄙，魏也不值得同情。

但是，這個西方人說了，以西方的價值觀，羅才是英雄，李最卑鄙，魏很值得人們同情。

造成這種思維差別的，就是中國的神化的人，和西方的人性化了的神。這種差別，表現在司法上和社會關係上等各個層面。西方社會認為大多數的人都是壞人，就事論事情的時候，個體的人才是好人，所以要制定法律，懲罰壞人的表現型，時刻監視着那些可能表現出人性的惡劣的人群；而特別尊重單個的人。因為單個的人才是好人、是君子。只有在抓到單個的人的犯罪證據，才認為他並非是個好人。而中國的社會，常強調大多數人是好的，只有個別人是壞的。所以不尊重單個的人。一旦犯罪嫌疑人出現，他就得必須能夠證明他是好人，而不是拿出證據證明他是壞人。。

中國這種神化了的人，如諸葛亮，周恩來，毛澤東就跟普通的人群，形成了對比；就形成了不同的為人之道。形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劃分，而不是如西方社會的，就事情來論事情。於丹所講的為人之道，也還是在強調君子跟小人這樣兩個群體。而不明白，凡人都是君子和小人兩重性的集合體，他之所以某日是小人，某日還可能成為君子，完全是他周圍的環境和氛圍造成的他的表現成君子還是表現成小人。

以這樣的哲學觀所面對的社會，更加促進蟑螂文化的發育。因為神化了的人，需要蟑螂化的人去崇拜和奉獻，去保護和供養。把一部分人群的神格化和把另部分人群的行為的蟑螂化才能適應集群的發展。

中國社會的這種蟑螂文化，造成人口的膨脹和土地所能養活的人口的矛盾。這樣的矛盾，造成了中國歷史的農民暴動和因之而起的改朝換代。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別的國家，如我們中國這樣子的歷史。皇朝的崩潰，每隔那麼兩三百年就來上那麼一次。動亂的大特徵，就是人的殺擄，張獻忠竟能把整個四川的人口屠殺待盡，不可不謂殘暴。大亂之後，新朝建立，土地開始恢復地力，剩餘的人民，開始修養生息，等待下一輪的地力減小，產出降低，人口膨脹，進而天下大亂。

中國的人口，在宋朝以前，一直徘徊在6~7千萬之間。到了明朝，人口開始突破1億並在往後的清乾龍年間，突破了4個億。人口這樣的爬升，是跟美洲的發現分不開的。西方的商業和貿易，帶來了南美洲的玉米等秋作物，使得糧食畝產提升。糧食產量的增多，也隨着更加提高了人口數量。這樣中國的基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馬克思主義者以政治來看問題，認為官逼民反，官僚的貪污腐敗和自然災害是造成農民暴動的原因，純粹是無稽之談。希望有歷史系的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它絕對是篇很好的博士學位論文。

近來看國學的精英人士問到的一句話：你們反對傳統的人士，思考一下為什麼是孔子而不是先秦中其他的學問和主張統治了中國的思想？

這個問題的回答也簡單也不簡單。原因很清楚，孔子的一句話哲學，玄學的味道比任何其它學說都更玄，所以後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參禪悟道，有極大的發揮餘地。而其它的學說，發揮的餘地非常小，近代的科學，根本就沒有了一丁點發揮的餘地。1000個人讀論語，就有了1000本論語；1000個人讀物理學，也還是1本物理學。不能發揮的現代科學，就只能超越；能發揮的論語，也就永遠不能超越。有關中國的文化是玄學的文化的論述，請參考我的《於丹老師，孔莊之道，可以休矣！》一文。

今日我們的時代，也是如孔子的變革時代，蜜蜂螞蟻式的社會組織結構、先秦和佛、道、馬克思主義的道德準則、加上這道德準則賴以繁殖的蟑螂文化根本不能解決今天我們國家遇到的問題。

鄧小平的“摸着石頭過河”論，也是面對着一批不願意上橋過河論的無奈選擇。只是因為橋是資本主義的橋梁，所以我們中國人民有志氣，堅決不用這邊座橋。所以面對西方的人文科學，而不做實際技術上的探討而一概拒絕。如果你的車子太長太大，而這座橋卻窄，又拐了個彎，我們不仿依照造橋的技術再選擇一個地方再造一座橋，可以讓我們過去。而意識形態這個東西，卻偏要拒絕這樣一座橋，一定要摸石頭過河，弄得我們今天，要過河的車子在後邊排起了長龍。也不敢再考慮“黑貓和白貓”的問題。

今天中國的保守勢力，一再拿話語權開涮，就更證明了我所講的中國文化真理不確定性的思維特點。請參考我的《孔莊之道，可以休矣！》一文。中國人把重複1000遍的謊言，拿來做真理，剝奪其他人的話語權，以為全世界的人們都是這樣做的。從根本上說明了他們不懂得，不理解，不去學習了解西方今天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的社會。

西方的人文科學，也不是不明白話語權的重要。所以在美國，憲法是禁止政府經營傳媒企業的。 把話語權痛痛快快地交給老百姓。所以你會看到，對任何一件事情，無論是伊拉克戰爭還是《色戒》一部電影，輿論和媒體都會有罵的，有捧的，有些事情捧的人多，國內的保守派就會認為這是西方話語權的體現。就拿如今美國的經濟來說，因為次級房屋貸款而拖累了美國經濟， 媒體對這問題的評價就五花八門。有認為這是美國經濟全面下滑的徵兆；也有認為這是前期房市過熱的反彈；也有人怪罪是布什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無能體現；也有人認為這是美國總統制的附帶產品。對於中國這些已經習慣了政府媒體一家之言的公眾來講，聽到了一個聲音，就馬上認為這是美國大多數人的心聲，所以馬上唱出了美國在勢微，中國在上升的高調。手淫式的幻想，淋漓盡致。（請參考我的《孔莊之道，可以休矣！》一文中關於手淫式思維的論述）

美國推銷的民主人權價值觀，都是各國政府簽字認可的價值觀。簽了字而不去實行，就是東方社會的精神分裂性格的體現。毛時代的中國人，包括周恩來都不懂得這個道理，以為兵不厭詐也適合於國際交往。所以在國際局勢里，毛和赫路曉夫在大的原則問題上，就沒有共同語言，最後又由於個人性格的特徵和獨裁政府提供的條件，兩人就走向了分道。今天的國人，仍然抱着這個觀點參與國際事物，怎麼能在國際社會贏得人家的信任？人家怎麼能相信你發展軍事只是為了保衛國防？一邊強調軍事的保衛功能，另一邊又馬上打下一顆衛星，人家理解這行為到底是示威行為還是國防行為？所以范愛我啦（Van Evera）的《戰爭的原因》(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一書，還是應該給我們國家年輕一代好好讀一讀的。

“在核時代，沒有抵抗霸權話語系統能力的民族，沒有意識形態競爭力的文明，註定要被擊潰。”保守派的這種言論，如果讀讀范愛我啦的觀點，大概就不會說出這樣的話啦。競爭不是戰爭。如果把戰爭當作競爭的最後手段，那麼戰爭就一定會爆發。現代的社會，歷來的社會，落後不一定挨打，但落後又耍誣賴是一定要挨打。是不是耍誣賴，要雙方的溝通。大家如果可以取得共同的價值觀念，耍誣賴的可能性就小。美國跟加拿大的矛盾也不少，但是兩者從來沒有過戰爭。僅僅咬死意識形態，還不如學會融合貫通。美國的清教徒，面對汽車、電力、飛機的發明，一天天地改變着人們的生活方式；如果他們一定要拿起武器，號召全美國的人民，推翻希望用汽車電力過生活的人們的政府，遭到的一定是滅頂之災。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非要阿富汗的人民過這樣的日子的時候，面對不願過這樣的生活的人群，把罪惡怪到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拿起戰爭，也同樣要遭到滅頂。

尼車哲學就是在講達爾文主義和基因保護主義的兩者關係的哲學。這也是解決中國目前各項危機的必行之道。也請參考我的《精英政治和她的社會生物學基礎》一文關於尼車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