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俺跟封從德說，用紀念六四當藉口，扯些良心正義之類的閒蛋以拔高自己，實際是吃人血饅頭。

今年吃饅頭的時間提前了。往年怎麼也得進了六月才開始聽到洶湧的咀嚼聲。不過今年的吃法似乎有些新意。道德家老直說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共黨把人民教壞了。可老直剽竊也是共黨教育問題麼。發表攻擊中華民族的誹謗性仇恨宣傳，也是共黨教育？共黨學校搞的愛國教育不算少吧。用六四人血化妝是不是很高的道德，可以討論。但是，如果真關心六四受難的人，何不捐些錢給他們的家屬？

說六四，不如談談學生副總指揮封從德。他在六四之夜大吼一聲“撤”，拯救了數千性命。當時廣場每天都就撤還是不撤舉行民主投票。每天的投票結果，都選擇不撤。一聲撤，拋棄了民主決策方法，雖然覺悟得太晚了一點，但閃爍着理性的光輝。哪怕早撤一天，六四也不會發生。所以，俺說這聲撤，喊出了六四的最強音。喊撤不但比喊不撤需要更大的智慧，而且需要更大的勇氣。

六四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群眾運動。它再次證明，用群眾民主決策肯定失敗。群眾沒有足夠的智力領導運動。政治運動必須在精英領導之下，提出正確的目標和正確的手段，才可能成功。

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一個大而不當，脫離現實的目標：結束富人統治。還沒開始，就可以知道必定失敗。馬丁路德金牧師領導的民權運動，把完全可以實現的，結束種族歧視政策定為目標。採用了非暴力抗爭的正確手段。所以成功了。共黨領導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把可以實現的打倒國民政府，奪取政權定為目標。採取武裝鬥爭，土地改革，和統一戰線等正確的手段。所以成功了。文革運動，毛澤東把消滅走資派，破私立公等不可能實現的事定為目標。用大民主的錯誤手段。所以失敗了。

六四運動把民主和反腐敗定為目標，兩個目標都錯了。反腐敗作為一個口號沒錯。但是作為一個運動的目標，失之不夠具體。應該像馬丁那樣，提出具體的，可以實現的訴求。例如官員公布財產之類。

把民主當目標更錯。民眾干政不符合科學理性，各國無不視為洪水猛獸，用種種手段限制之。可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西方的富強是因為搞了民主。所以要中國也搞。這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正確的訴求，應該是要求政府行憲。一千多年前，劉邦在咸陽用約法三章證明，用憲法這樣的政治契約的方式來限制民主，比用人治這種帶很大隨意性的辦法來限制要好得多。

六四目標和手段都不高明。違法遊行也還說得過去。可絕食加上長期占領廣場，就把矛盾激化了。尤其錯誤的，是六四的決策，都是通過群眾投票用大民主的方式做出的。這樣做出的決策，錯誤率在100%左右。領導人當中，也有清醒的。但是沒有決策權，無法左右運動。運動最後成為群眾的激情和極端情緒的奴隸。後期居然喊出審判鄧小平和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運動的訴求變得不可理喻，最終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中國的崛起也有目標和手段的問題。人民幸福是很好的目標。但在手段上要有所改進。經濟上要引進資本主義，但仍然保持國家對銀行等命脈經濟的控制。政治上要學習西方，用法律捆綁民眾，禁止他們干政。同時，要用分權的辦法，提高統治集團內部的民主程度。

中國民眾並不缺民主，也不缺乏厚顏無恥的道德家的說教。中國缺什麼呢？知識分子缺乏對西方制度的理性思考。政府缺乏必要的法律和執法，民眾缺乏規則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