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天安門

高雨莘 2014年06月04日

北京――我記不清第一次聽到“六四”這個詞是什麼時候了。在中國，這個詞指的是1989年那場發生在天安門周 邊，以流血鎮壓而告終的抗議運動。有可能是在2003年左右，我15歲或16歲的時候。大概我的父母之一在飯桌上提到了這個詞。那天晚上，他們倆都在天安 門前的長安街上，親眼目睹了那場殘忍的殺戮，之後那便成了他們心中一段揮之不去的記憶。

我倒是記得第一次和中國同齡人談到個話題時的情景。 2009年6月4日，天安門運動遭鎮壓20周年之際，我和一個在清華大學讀大三的朋友在學校附近的一間便利店裡購物時，她站在一櫃五顏六色的洗髮水和護髮 素旁，轉向我問道：“有些人一直在說六四事件，”她說。“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屠殺25年後，這個話題在這裡仍是忌諱。我試圖通過地下紀錄片、國外的新聞報道，以及與父母的交談，把那年春天的事件拼湊在一起。然而，我收集的事實和傳言越多，那晚的人群和槍聲就顯得越不真實，恍如一部外國老電影中的慘烈場景。

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生於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人來說，上世 紀80年代早期經濟改革之初，在學生中廣泛傳播並把他們凝聚起來的愛國主義自由化思潮，與統治了之前幾十年的政治狂熱一樣遙遠。中國領導人已經從天安門事 件中吸取了教訓，在把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剔除的同時，也把我們的精力引導到他們許可的其他目標上，例如發財致富。

成長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年代，我們如同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平穩行駛的汽車，兩邊是美麗的風景。我們努力學習，在考試前死記硬背。到了周末，我們去商場遊逛，試穿牛仔褲和運動鞋，或者去KTV高唱中國和西方的流行歌曲。

這種努力和無聊的交替慢慢變成一種習慣，之後幻化為一種態度。只要你善於忍受，便會得到一系列成功的標誌作為回報：大學文憑、體面的工作、一輛車、一套公寓。儘管規則簡單，但競爭卻從來不易。因此我們要凝視前方，關注個人的生活品質，而不是困擾社會的宏觀問題。

舉個例子，我中國的同齡人中，許多人對陳光誠和艾未未對抗 國家政權的故事知之甚少，了解得還不如我的西方朋友們多。對藏區的宗教壓制和對新疆的武力打壓這類話題，幾乎沒有在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意識中留下任何痕 跡。我跟中國朋友們只談到過幾次藏人僧侶的自焚，他們都面露驚訝。幾秒鐘後，有人問：“為什麼？”

在所有例子中，最能體現人們對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冷漠的，恐怕就是年輕人對共產黨企圖從公眾記憶中抹去的歷史真相的漠不關心。

例如，我這一代中的多數人仍然相信，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士兵為主力，而國民黨軍隊在則如同我的歷史教科書中講到的一樣，採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策略。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高考時需要記憶的一個無關緊要的知識點。

最近的一起悲劇——1989年的屠殺——也是被遺忘得最徹底的事件。屠殺的首批遇害者中，有一位是我們高中的一名高二學生，名叫蔣捷連。他的母親丁子霖以及其他遇害者的母親們仍然在為自己的子女的喪命討要公道，可是我的同學中卻沒有幾個人知道蔣捷連這個名字。

共產黨通過對教育體系的控制和對敏感信息的渠道的封鎖，成為扭曲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理解的罪魁禍首。儘管如此，就連那些充分意識到當局在從中阻撓的人，也少為尋求真相、推動變革出力。

2012年,我在美國讀完大學回到中國後，震驚地發現身邊幾乎沒有幾個朋友在使用VPN，那種能幫助中國人訪問推特和其它社交媒體的翻牆軟件。雖說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眼界開闊，他們卻把審查制度更多看作日常生活里可以勉強忍受的小麻煩，而不是侵犯言論自由的大事。

一位北京大學的朋友對我說，“我在瀏覽外國網站時，必須得留意時間。”在全世界的學術機構都致力於為學生和學者提供信息時，北大與之相反，對訪問外國網站按小時收取費用。“有點煩人，不過反正我也不經常瀏覽這些網站，”我的朋友解釋說。“除了查收電子郵件的時候。”

如果上一代人通過迫害和鎮壓了解了政治越軌的代價，那麼如 今的年輕人，尤其那些出身精英階層的，本能地明白挑戰現有體制的徒勞。畢竟，在大部分時間裡，強權僅僅是以令人惱火的規章制度來干涉我們的個人生活。從審 查制度，到汽車號牌搖號（一種每月向申請號牌的大量新司機發放數量有限的汽車號牌的機制）――所有這些不便如同我們在教科書裡學到的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哲 學原理。儘管我們在私下裡嘲笑那些字句，可還是會盡職地記住它，把它寫在考卷上。

現有體制已經早早地給我們灌輸了一種觀念，即反抗這些阻礙既是天真的，又是徒勞的，因為反抗的效果很可能微乎其微。繞道而行和妥協讓步能幫助我們前行，而在這個社會裡，落於人後的代價，無疑遠遠大於公權力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微小損害。

隨着時間的推移，某些年輕精英在腦海中將這種態度合理化，甚至為其辯解。而在前幾代人中，這群人恰恰正是最熱情的改革倡導者。

去年10月，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在大膽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後被解聘。北大堅稱，夏業良被解聘是因為他教學水平差。新聞傳出後，一名學生稱其為“西方媒體損害中國形象的典型策略”，另有數十名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為學校的聲明進行辯解。

“外界可能更關注言論自由，但我們學生更關心學術和教學水平，”一位曾在北大讀書的朋友告訴我。“雙方都不該將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對方。”

如今，我的大多數高中同學都已從中國的重點大學畢業，在國 有銀行或國企工作。有幾個已經通過了競爭激烈的公務員考試，在政府從事輕鬆舒適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中國最優秀、最聰明的人都在追求國家系統提供的安穩 與聲望：一項清華大學開展的調查顯示，國企和政府機構是大學畢業生最理想的兩個工作去向。

我那位在北京大學的朋友或許會說，外人盡可以惋惜中國當代年輕人的保守觀點與天安門一代不受束縛的自由主義之間的反差。但對於少數了解六四事件的同齡人，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美好的浪漫主義精神，在如今政府單位格子間的日光燈映照下，呈現出的是不同的色調。

我的一名高中同學目前在中國官方媒體龍頭老大的《人民日 報》擔任編輯。最近與他交談時，他提到了天安門這個話題。作為西方新聞的忠實關注者和Facebook用戶，他對中國社會重新考慮該事件的緊迫性感到不以 為然。“你覺得喚醒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呢？”他問道。“什麼也不會改變。我們得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