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與毛澤東

    華國鋒當年能迅速成為國家領導人，和毛澤東的器重有關。華國鋒和紀登奎都是毛很早就看中的人物。然而在毛去世後，隨着以鄧小平為首的務實派的崛起，他們很快就失勢了。毛看中他倆是這二位沒有野心，忠厚，不拉幫結派。然而，在中國傳統政治中，他們只能跟隨“主人”。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華和紀這樣的“家臣”在毛死後是占不住腳的。

    先看看華國鋒曾任的國家領導人的頭銜：

    1976年10月7日－1981年6月28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1976年2月2日－1980年9月10日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1976年10月7日－1981年6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76年4月7日－1976年10月7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1973年10月－1977年3月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

    華國鋒1921年2月16日出生於山西省交城縣；2008年8月20日去世於北京。終年87歲。

    華國鋒（本名蘇鑄），1938年參加抗日戰爭時化名為華國鋒，並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委任為中共湖南湘陰縣、湘潭縣委書記，後升任湖南省委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快速晉升，先後任中共九大中央委員、中共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毛澤東去世前讓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指定其為自己的接班人，並留下遺言“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與汪東興、葉劍英合手逮捕了“四人幫”等“文革”激進派，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成為名義上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後來提出“兩個凡是”，有心延續毛澤東時期的階級鬥爭路線，而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於1981年辭去中共黨政軍大權。

    1951年以後，華國鋒在湖南湘潭任縣委書記、專署專員、地委書記等職務，“文革”中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代主任。1955年秋天，華國鋒因其寫的《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三篇文章獲毛澤東賞識，得以在長沙獲毛澤東接見，衣著樸素、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華國鋒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1955年7月，地點為長沙。當時毛主席召見4人，其他3人是省委副書記譚余保，省委常委胡繼宗、徐啟文，只有他是地委書記。他匯報洞庭湖區防治血吸蟲的情況。

毛澤東從家鄉親友們那裡知道湘潭縣委書記是個大個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歲，工作紮實。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他要見見自己家鄉的父母官，當面考察。這年，華國鋒34歲，但參加革命已近20年。見毛澤東時，華國鋒身穿半舊的中山裝，腳穿一雙圓口布鞋，講起話來不慌不忙，有條有理。毛澤東一連問了幾個問題，都是有問必答，對答如流。毛澤東對他們的匯報表示滿意，會見後合影留念。

當時，毛澤東正全力研究指導全國的農村合作化問題。華國鋒一向重視把農民組織起來，1950年秋湘陰土改不久，即指導互助組—劉正春互助組開展工作，這是湘潭全區第一個互助組。

1955年9月底，華國鋒到北京，住在西郊的友誼賓館，第一次在國慶節觀看了閱兵、遊行。10月4日七屆六中全會開幕，會議開了7天，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這是華國鋒第一次列席中央全會。

1956年1月初，毛澤東到長沙，檢查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展的情況。毛澤東在專列上召開座談會，周小舟、周惠等湖南省領導和湘潭、常德、郴州、長沙等地市領導，還有兩個縣委書記共11人參加。華國鋒作為湘潭地委書記，參加了座談會。

1956年6月，華國鋒調任省人委文教辦公室主任、省委委員。1957年8月調到省委任統戰部長。1958年7月任副省長，在副省長中排列第五。他到省里工作後見毛澤東的機會就更多了。從1954年起，毛澤東每年都要回湖南，他很重視統戰工作，特別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年回來，都要看望或宴請他們。1959年，毛澤東從家鄉韶山回到長沙，又要請人吃飯，楊開慧的兄嫂楊開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遺孀李淑一，國民黨元老唐生智、程潛、曹曲球及毛澤東的同鄉、長沙第一師範同學周世釗。毛澤東讓華國鋒安排此事，將他們接來。

    1959年廬山會議後，由於支持彭德懷的意見，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被免職，第二書記周惠調到北京降級使用，湖南省委改組。從湖北調來張平化、王延春、蘇鋼，張平化任第一書記。毛澤東多次和華國鋒談話，知道他實幹、工作細緻，是個老實人，提名他為湖南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華國鋒當時只有38歲，在全國省委領導中也是年輕的。1961年5月，他將家從長沙搬到湘潭。

    1962年10月，胡耀邦任湖南省委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華國鋒任湘潭第二書記。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到湘潭首先傳達十中全會精神、傳達毛澤東講話，第一句話便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

1963年1月5日，毛澤東到湖南，要華國鋒和胡耀邦匯報工作。胡耀邦下鄉，在路上開着車窗，被風吹得感冒了，不能去。華國鋒專門向毛澤東說明胡耀邦不能來的原因。

雖然毛澤東在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再次批了“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華國鋒沒有匯報社教運動情況，也沒有匯報社教運動揭發出來的地富破壞情況和幹部被腐蝕的情況，而是如實反映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中“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帶來的危害。他說：“現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農具、種子都不如以前了”，“農具恢復要五年，耕牛要七至十年。”他向毛澤東講清“五風”危害大。

毛澤東後來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說，我們黨內有兩種人，一種講真話，一種講假話。黨的幹部要講真話，做老實人。他主張對講假話的人要針鋒相對，不能讓其占便宜，對講真話的人要給予支持和鼓勵。這種精神也是黨內一貫提倡的。毛澤東肯定華國鋒的求實作風和實幹精神。他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毛澤東的這個評價一直保持到他逝世，這也是他最後選擇華國鋒的一個重要原因。

    1963年10月，華國鋒率團與湖南幹部到廣東參觀學習農業生產經驗，回來後寫出《關於參觀廣東農業生產情況的報告》，獲毛澤東批示，肯定了他的地位。

    1966年底，“文革”中中央號召反對經濟主義，華國鋒因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帶上“反革命經濟主義頭子”的大牌子遊街。華國鋒氣憤地說：我搞什麼經濟主義？就是因為我是省委書記、副省長，負責財貿，造反派要錢、要物，我沒有批，就給扣上這個帽子。和造反派有什麼道理可講？！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造反派對“犯錯誤”當權派要求罷官、開除黨籍。長沙的形勢很緊張。華國鋒提個書包，裡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判、挨斗，做檢查。

    在此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幹部召到北京來開會。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6月14日半夜3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來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華國鋒只是到北京參加會議聽過周恩來的報告，並沒有個別接觸。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幹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幹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1969年，華國鋒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並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197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接見美國新聞記者斯諾時，提到華國鋒。斯諾回國後將此事寫入文章並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後，華國鋒開始受到國外關注。

    林彪身亡前，1971年1月華國鋒被調至中央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 

1971年2月，華國鋒到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周恩來同華國鋒談話，說：主席提名，調你到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值班室等工作。紀登奎調去管專案。李先念年紀大了，你要協助他多做些工作。隨後，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宣布了這項任命，正式下文是8個月後，“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不久。

    1971年8月25日，華國鋒奉召到武漢。當天晚上，毛澤東將他找到專列上談話。毛澤東一直住在專列上。那時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華國鋒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車，毛澤東看見了，故意問：“你戴的什麼？”不等回答，接着說：“不要戴了，萬歲就討嫌。一句頂一萬句，其實一句也不頂。屁話！”

在此之前，華國鋒剛奉周恩來之命到全國各地考察農業生產。他首先向毛澤東匯報所了解到的情況，講的全是農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談了有一個小時，毛澤東認真地聽，中間有提問、插話，或發表一些議論。等華國鋒講完了，毛澤東說：“哎呀，我看你是滿腦子的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鬥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鬥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鬥爭。路線不對，腦袋掉了還不知道為什麼。”

華國鋒一聽就瞪了眼了，什麼大的路線？不是廬山會議已經解決了嗎？毛澤東並沒有談林彪問題，而是先回顧黨的歷史。華國鋒第一次聽毛澤東這樣談黨史，他知道毛澤東讓他從北京趕來絕不僅僅是談歷史，只好一邊聽，一邊琢磨。

毛澤東話鋒一轉，開始談林彪的問題，對林彪的錯誤做嚴厲的批評。然後毛澤東說：“不能不管軍隊，開會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參加，你兼任廣州軍區政委、黨委書記。可以不到會。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要當武官。”

這次談話汪東興在座。毛澤東讓汪東興打電話給周恩來對華國鋒兼任廣州軍區政委、黨委書記一事徵求意見。周恩來北京研究後，很快下文任命。

到長沙後，毛澤東召開廣州軍區的負責幹部會議，有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廣州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劉興元，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兼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韋國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毛澤東先叫華國鋒、汪東興向他們傳達他在武漢講話，吹吹風。劉興元、丁盛、韋國清大吃一驚。

8月31日上午，毛澤東坐專列去南昌。臨行前，毛澤東要華國鋒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華國鋒認為主席講話的內容涉及黨的副主席，事關重大，回到北京怎麼辦，特地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只同總理一個人講。”華國鋒回憶說：毛主席在火車上和總理通了電話，他們之間有聯繫，但是在電話中不可能講到林彪的問題，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講這麼細。

毛澤東走後，周恩來讓華國鋒繼續留在長沙，接待吳振宇大將為團長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軍事代表團。送走外賓的第二天，9月6日，華國鋒趕回北京。當日晚10時半，他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參加周恩來召開的討論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的會議。大家都十分關注毛主席的動向，李先念、紀登奎與他相熟，打過招呼，輕聲問道：“你去了，主席談什麼了？”他泛泛說：“主席談了路線鬥爭。”他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沒有講具體內容。

旭日東升，會議才結束。人們陸續都走了，華國鋒起身上前，拿出記錄，交給周恩來，說：主席在外面談話記錄帶回來了。主席說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個人談。並簡單地匯報主席南巡的情況。然後提出：主席的講話要詳細匯報，希望總理約個時間詳談。這次談了近半個小時，華國鋒回到家已是8時半。

一連等了幾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來約他在國務院會議廳談話。華國鋒到北京後為了配合毛澤東、周恩來的夜間工作習慣，也改為夜間工作，此時還沒有休息。他出門向西不遠就到會議廳所在的四合院，見北屋大廳燈火通明，知道總理已來了，加快步伐。這個院子緊挨着西花廳，在西花廳的東邊，兩個院子有門相通。

華國鋒走進會議廳時，總理已坐在桌邊等着。

華國鋒坐下後問：“總理，記錄你看得清嗎？”因為記錄是複寫的，才有這樣的擔心。

周恩來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將記錄退給他。

華國鋒詳細地介紹了毛澤東談話的過程，甚至講話時的神態、情緒，並談了記錄是怎麼整理的。

周恩來自始至終神情嚴肅，靜靜地聽，有時插話問問情況。倆人沒有議論。這件事事關重大，主席講得很清楚了。周恩來看了記錄並聽了華國鋒詳細匯報後，知道林彪問題發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態度，心中有底了。這次談了一個半小時。一直到4時半結束，此時東方泛白，晨曦微露。

誰也沒有想到，在華國鋒向周恩來詳細匯報後，僅過了40小時就突發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華國鋒奉令回京向周恩來匯報毛澤東南巡講話內容，使周恩來事前詳細地掌握了毛澤東的意圖。從此周恩來更加信任、倚重華國鋒。9月30日周恩來提議，10月3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決定增補華國鋒同志為國務院業務組成員並任副組長。

    1973年8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召開，華國鋒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據周恩來指定，華國鋒參加東北、華東、西南三個小組的會議。8月30日在十屆一中全會上，華國鋒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0月兼任公安部部長。這年他52歲。

    1975年，在四屆人大上華國鋒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繼續兼任公安部長。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華被任命為國務院代總理。2月，葉劍英元帥被毛澤東勸去養病。毛澤東的晚年言語不清，常使用紙條。據張玉鳳稱，華國鋒的“你辦事，我放心”，“慢慢來，不招(着)急” ，“照過去方針辦”。的毛澤東批示就是從毛的一次談話中，由於毛言語不清用字條寫下的。4月5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因此下台。華國鋒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主持中央工作。

    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等人發動政變，逮捕了四人幫。1976年10月6日晚，華國鋒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清樣名義，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隨後又逮捕毛遠新、謝靜宜、遲群等人，並連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等機關。隨後，華國鋒又派遣中央工作組深入四人幫的老家上海，控制了上海市委，粉碎了市委書記馬天水發動民兵叛亂的陰謀。1976年10月14日，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

    在對待毛澤東思想問題上，1977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出現了“兩個凡是”的說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支持這一主張的中央領導人主要有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和陳永貴，這五人和華國鋒在黨內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澤東的生前指示為綱領“抓綱治國”。華國鋒堅持毛澤東生前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各個領域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對待四人幫，華國鋒將其定為“極右派”，避免一切涉及評價文革的言論。

    另有網上資料雲，華國鋒得到毛澤東的看重，實際是得益於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華國鋒出任湘潭地委書記之後，對毛澤東故居的完善和保護……（廬山會議後）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時候，很有些阻力，新任書記張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華國鋒親筆寫的一篇文章《論周小舟右傾反黨集團的政治基礎》，此文雖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樣的現實下也是難得的一支利箭……第三件事，在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鬥和關押省委第二書記（主持工作）王延春和書記處書記華國鋒時，王延春和華國鋒的關係是不錯，可以說是那種交心的同志關係。王延春就對華國鋒說：“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塗了，這麼搞（指文革）國家亂了，軍隊亂了，群眾也亂了，天下大亂只有對帝國主義有好處。”第二天，這段話就被華國鋒報告給專政隊了。王延春的下場可想而知。

    華國鋒是毛澤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此前，毛澤東也親手選定過劉少奇、林彪作為他的接班人，其中林彪還被寫入黨章，但是，他們兩人都沒有華國鋒幸運，因為華國鋒最後終於得以以接班人的面孔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雖則時間不過三年左右。

    華國鋒得到毛澤東的看重，實際是得益於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華國鋒出任湘潭地委書記之後，對毛澤東故居的完善和保護。華國鋒曾經這樣說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見證，都是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歷史文獻。我們今天保護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對黨、對人民、對革命的高度負責。以後，這裡不僅要成為毛主席生活、戰鬥過的地方的紀念館，也要成為中國革命的紀念館。”（詳見《英明領袖華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11頁）當這段話傳到毛澤東的耳朵里的時候，毛澤東對左右說：“此人（指的是華國鋒）很有些理論水平，不簡單。”以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居然能給一個普通的地委書記這樣一個評價，可見，華國鋒的工作還是比較到位的。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黨和軍事俱樂部問題。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別是在湖北等鄰省大刮“浮、夸、風”之時，小舟冷靜處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轍，連陶鑄都不能不承認周小舟的所作所為是客觀實際的，也是實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時候，很有些阻力，新任書記張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華國鋒親筆寫的一篇文章《論周小舟右傾反黨集團的政治基礎》，此文雖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樣的現實下也是難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華國鋒同志的文章展開深入揭批周小舟問題的巨大聲勢。

    張平化進京之後把華國鋒的文章也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非常讚賞：“我們的幹部中要是多幾個華國鋒這樣務實肯干的老黃牛式的同志，我們在具體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彎路。注意培養中層幹部的理論知識水平現在看還是非常重要的。”而張平化和華國鋒的訂交也在於此。而後，當華國鋒青雲直上的時候，他沒有忘了張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並且許諾以後可以進入政治局。當然，這也是後來張平化一蹶不振的主因。

    第三件事，在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鬥和關押省委第二書記（主持工作）王延春和書記處書記華國鋒時，王延春和華國鋒的關係是不錯，可以說是那種交心的同志關係。王延春就對華國鋒說：“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塗了，這麼搞（指文革）國家亂了，軍隊亂了，群眾也亂了，天下大亂只有對帝國主義有好處。”第二天，這段話就被華國鋒報告給專政隊了。王延春的下場可想而知。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可謂消息異常靈通，隨便哪一個地區的事件，他幾乎都是瞭如指掌，以往那種所謂被蒙蔽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這個時期，毛澤東大權獨攬、乾綱獨斷，所以，華國鋒的表現自然不會在毛澤東的視野之外。當四十七軍主要負責人黎原和省軍區負責人龍書金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湖南文革動態和三結合組建新班子的時候，毛澤東聽罷，說：“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華國鋒，他就是一個老實人，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同志，基層工作經驗豐富，有頭腦，理論水平也行，這樣的人我看還是要結合進去，左中右，我看華國鋒還是左派嘛。”

    華國鋒晉升到中央工作伊始，還不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因為那時候王洪文正在竄紅。華國鋒作為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幾乎和在湖南做省委書記一樣對四人幫畢恭畢敬，特別是對江青，這並不奇怪，因為那時，周恩來以下，除了小平還敢軟頂一下江青，剩下的都是唯唯諾諾、不知所云。然而，華國鋒和李先念、葉劍英，甚至包括紀登奎、吳德這些人絕大的不同是華國鋒沒有自己的任何班底，沒有和京中任何的大老有任何超越工作關係之外的特殊聯絡。這被毛澤東視作可靠、單純。

    毛澤東不止一次的提及華國鋒：“國鋒同志的優點是厚重、樸實，對黨忠誠，組織觀念、紀律性很強。不像有的同志以為進京了，尾巴翹到了天上去。老子天下第一。”從這些評論中可以看出華國鋒凡事很少主張或者基本沒有主張。以致於當他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角的時候，毛澤東親自交待張姚說：以後中央要注意宣傳國鋒同志，讓全國人民都了解國鋒同志。

    華國鋒真正被毛澤東簡在帝心的事情是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前的一系列的表現。眾所周知，華國鋒在四五事件中的作用，但是，那件事是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都舉手通過決定貫徹毛澤東的指示的，而且，那時候毛澤東已經決定拋棄鄧小平而選定華國鋒了。所以，還不能作為說明華國鋒真正意義上的得寵的證據。

    早在中央召開的農業學大寨的會議上，華國鋒就陳永貴的發言說了這樣一番話：“我發現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小平同志的講話裡面不多講文化大革命的優點了，不多講我們取得勝利的成績了，也不多講毛澤東思想了。講的最多的是什麼調整，還不是以前右傾分子們經常用經濟壓革命的那一套嗎？正是由於小平同志的傾向，導致了我們身邊一部分人開始懷疑、動搖，懷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的現實和歷史意義，這是非常應該值得我們警惕的，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主席提醒我們要時刻注意一小撮階級異己分子對我們的瘋狂攻擊，這是非常英明、偉大的。”（見《英明領袖華主席講話學習要點》1977年紅旗編輯部內部版）

    華國鋒的這篇講話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毛澤東表揚華國鋒高屋建瓴的看問題，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說：“國鋒同志的講話表明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之後的廣大幹部群眾對資產階級的一舉一動都是洞若觀火的。國鋒同志的敏銳的政治觀察力是值得你們這些同志學習的，我看這篇講話要印發政治局，引發到縣團一級，國鋒的水平我看不在春橋之下嘛。（《我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汪東興著，1995年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第102頁）而後，江青在省市領導打招呼會上，說：“這次華國鋒同志立了新功，指出了鄧小平同志的一些錯誤認識，難得啊，主席表揚了他，希望你們能夠向國鋒同志看齊。”作為聯絡員的毛遠新後來給毛澤東所吹的風，其實也是和華國鋒的這次講話異曲同工。

    1976年“四五”事件之後，毛澤東終於決定換馬，把年輕“有為”的華國鋒提拔到接班人的位置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