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年有幾個月來巴城，總在春夏之間台北既熱又潮濕之際。南加州的夏天雖然高溫，可是乾燥，早晚涼快，在一座四周圍着高大松樹的深宅里，門前的玫瑰嬌艷又芬芳，她深居簡出，有時幾天不出門，這是她很享受的寧靜。聽友人說她過去也喜歡到處走，周末必尋覓有車庫拍賣的廣告，或走訪賣古玩與舊家俱的小店，她有着精警的眼光，如獵人尋找獵物，喜悅來自在獵獲後的滿足。搜索古物不過是她中年以後的一項嗜好，之前她是一位着作等身的作家。她在台北的古玩市場有點名氣，天生敏銳聰慧，寫了幾本圖文並茂欣賞文物的書，大受行內行外的青睞。

跟她在一起，如面對傍晚金色的夕陽，暖和的光已不再刺眼。她的打扮是那麽講究，卻並不奪目，一套淡藍色絲織的毛衣，同色長絲巾，黑長褲，流行的尖頭高跟鞋，鑲白銀的藍寶石戒指戴在食指上，配垂吊銀耳環，在同坐的友人讚美之下，她才說是早年台灣出產的藍寶石，如今已不多見。多年修飾得體的打扮，培養的高貴氣質，如陳年老酒，令滿室香溢。同坐餐廳的卡座上，我覺出她的細心與親和，坐得很近，但又不可能是零距離，在她面前有點怕說錯話，顯出自己的淺薄無知，最好是聆聽，暗暗欣賞她，一位在我讀中學時已享譽華文世界的暢銷作家。

她是虔誠的基督徒，還問起我的信仰，我的愛好。話題很自然地被帶到她早年的寫作歷程。

“年輕時我很愛幻想，想着想着，一個個故事便跳出來了。記得在復旦大學念中文系時，上課看着窗外沙沙落葉，心底好難過，教授問了我一個問題，我答非所問，考試時他給我五十九分。”她笑着說起少年糗事，“那時我最愛打扮，一定要媽媽把家裡一件灰狼的皮大衣給我改成細腰的，冷天穿在身上，配上高跟皮靴，彩色絲巾，在校園內招搖，收集男生們的注視，好樂啊.”

“那時還沒有電視，更沒有網路，報上連載的小說最熱門，每人爭讀，我記得最盛的時候，找我寫稿的人排着隊。我說我還沒想好呢，他們就說，隨便給個名字吧，就要我先簽約了。”

她成名很早，兩家大報有她的連載小說，她每天在桌案前從早坐到晚，連續十幾小時，寫下一段段她也不知會走向高潮或低谷的情節。

“其實故事都是逼出來的，一坐下就得寫啊，晚上得送去報館。寫作實在很苦，我是靠它養家活口才幹的。”她一共寫過五十部小說，有十幾部拍了電影。報館給稿費，出版社跟電影公司都給版稅。她很年輕就離婚，兩個兒子都是她養大，並都受很好的教育。她無憾而充滿自信的語氣，修長的手指與手背都是平滑的，指甲塗了玫瑰紅的丹寇，一雙沒有做過粗活的纖纖素手。想想她過去每天伏案把一個個字寫在一格格的原稿紙上，手一定會酸，手臂會麻，腰會痛，我記得她年輕時的一張照片，比電影明星更美，有一股高貴的書卷氣。

她如何默默耕耘數十年？ 名作家的光環想必得來不易。

“我是怕做家事才拼命寫，用稿費請人做家務。現在還是不喜歡做家事，多浪費時間啊。可是對着屋裡的雜物，水盆里的的盤碗，桌上的灰塵，請人不易，只好自己動手。”她自嘲着說。

友人說她一向不喜歡煮飯燒菜，只要有東西吃，絕不動手，乾糧，剩菜，罐頭，外賣都可以。

眼前的她才是是女性主義的先驅，她自由戀愛結婚，因為丈夫不忠便很早離婚。在她紅透文壇之際，她寫了一本叔嫂不倫之戀的長篇小說，給當時保守的文壇掉下一顆粉紅色的炸彈。那本小說比時代早了三十年，當時，她如同胸前刺了紅字，被同行唾棄責罵，被文藝界杯葛。我記得在香港讀中學時，報上為此登了一段文壇新聞，這件事卻打響這位台灣女作家的知名度。我可以想像那本書對她打擊之大，要是其他的作家可能早已一蹶不振，埋名隱姓了。

“那已是我的第十五本書。有一陣子出版社不敢出我的書。”她平靜地說，她以實力躲過了大風浪，她又接着說：“其實這件事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後來寫小說都有顧忌了，一家人得生活啊。”

這樣會不會把一個作家的創作靈感抹殺了，不給她自由發揮，把她的潛能禁錮。

“最終我遇上了瓶頸，再也寫不下去，我還全世界走了六個月，回來就不碰書桌。幸虧有人帶我走進古玩市場。其實跟古董打交道比寫作好玩多，也不那麽累。”

靠感覺，憑想像，依心力，她努力寫作。藉着她的智慧與靈敏，辨識古玩的真偽。她的人生就一波一波的不斷往前推！

“這些年我活得很自在，主要是有了信仰。”她恬淡的喝了一口紅酒，淺笑着以過來人的口吻說：“人生沒有絕對的缺憾或美滿；也沒有過不去的坎。我們活着只有往前走。”

“我心裡有主，只有祂的愛，才是我生命中的磐石。”她熱切地指着胸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