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年有几个月来巴城，总在春夏之间台北既热又潮湿之际。南加州的夏天虽然高温，可是干燥，早晚凉快，在一座四周围着高大松树的深宅里，门前的玫瑰娇艳又芬芳，她深居简出，有时几天不出门，这是她很享受的宁静。听友人说她过去也喜欢到处走，周末必寻觅有车库拍卖的广告，或走访卖古玩与旧家俱的小店，她有着精警的眼光，如猎人寻找猎物，喜悦来自在猎获后的满足。搜索古物不过是她中年以后的一项嗜好，之前她是一位着作等身的作家。她在台北的古玩市场有点名气，天生敏锐聪慧，写了几本图文并茂欣赏文物的书，大受行内行外的青睐。

跟她在一起，如面对傍晚金色的夕阳，暖和的光已不再刺眼。她的打扮是那麽讲究，却并不夺目，一套淡蓝色丝织的毛衣，同色长丝巾，黑长裤，流行的尖头高跟鞋，镶白银的蓝宝石戒指戴在食指上，配垂吊银耳环，在同坐的友人赞美之下，她才说是早年台湾出产的蓝宝石，如今已不多见。多年修饰得体的打扮，培养的高贵气质，如陈年老酒，令满室香溢。同坐餐厅的卡座上，我觉出她的细心与亲和，坐得很近，但又不可能是零距离，在她面前有点怕说错话，显出自己的浅薄无知，最好是聆听，暗暗欣赏她，一位在我读中学时已享誉华文世界的畅销作家。

她是虔诚的基督徒，还问起我的信仰，我的爱好。话题很自然地被带到她早年的写作历程。

“年轻时我很爱幻想，想着想着，一个个故事便跳出来了。记得在复旦大学念中文系时，上课看着窗外沙沙落叶，心底好难过，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答非所问，考试时他给我五十九分。”她笑着说起少年糗事，“那时我最爱打扮，一定要妈妈把家里一件灰狼的皮大衣给我改成细腰的，冷天穿在身上，配上高跟皮靴，彩色丝巾，在校园内招摇，收集男生们的注视，好乐啊.”

“那时还没有电视，更没有网路，报上连载的小说最热门，每人争读，我记得最盛的时候，找我写稿的人排着队。我说我还没想好呢，他们就说，随便给个名字吧，就要我先签约了。”

她成名很早，两家大报有她的连载小说，她每天在桌案前从早坐到晚，连续十几小时，写下一段段她也不知会走向高潮或低谷的情节。

“其实故事都是逼出来的，一坐下就得写啊，晚上得送去报馆。写作实在很苦，我是靠它养家活口才干的。”她一共写过五十部小说，有十几部拍了电影。报馆给稿费，出版社跟电影公司都给版税。她很年轻就离婚，两个儿子都是她养大，并都受很好的教育。她无憾而充满自信的语气，修长的手指与手背都是平滑的，指甲涂了玫瑰红的丹寇，一双没有做过粗活的纤纤素手。想想她过去每天伏案把一个个字写在一格格的原稿纸上，手一定会酸，手臂会麻，腰会痛，我记得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比电影明星更美，有一股高贵的书卷气。

她如何默默耕耘数十年？ 名作家的光环想必得来不易。

“我是怕做家事才拼命写，用稿费请人做家务。现在还是不喜欢做家事，多浪费时间啊。可是对着屋里的杂物，水盆里的的盘碗，桌上的灰尘，请人不易，只好自己动手。”她自嘲着说。

友人说她一向不喜欢煮饭烧菜，只要有东西吃，绝不动手，干粮，剩菜，罐头，外卖都可以。

眼前的她才是是女性主义的先驱，她自由恋爱结婚，因为丈夫不忠便很早离婚。在她红透文坛之际，她写了一本叔嫂不伦之恋的长篇小说，给当时保守的文坛掉下一颗粉红色的炸弹。那本小说比时代早了三十年，当时，她如同胸前刺了红字，被同行唾弃责骂，被文艺界杯葛。我记得在香港读中学时，报上为此登了一段文坛新闻，这件事却打响这位台湾女作家的知名度。我可以想像那本书对她打击之大，要是其他的作家可能早已一蹶不振，埋名隐姓了。

“那已是我的第十五本书。有一阵子出版社不敢出我的书。”她平静地说，她以实力躲过了大风浪，她又接着说：“其实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后来写小说都有顾忌了，一家人得生活啊。”

这样会不会把一个作家的创作灵感抹杀了，不给她自由发挥，把她的潜能禁锢。

“最终我遇上了瓶颈，再也写不下去，我还全世界走了六个月，回来就不碰书桌。幸亏有人带我走进古玩市场。其实跟古董打交道比写作好玩多，也不那麽累。”

靠感觉，凭想像，依心力，她努力写作。藉着她的智慧与灵敏，辨识古玩的真伪。她的人生就一波一波的不断往前推！

“这些年我活得很自在，主要是有了信仰。”她恬淡的喝了一口红酒，浅笑着以过来人的口吻说：“人生没有绝对的缺憾或美满；也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们活着只有往前走。”

“我心里有主，只有祂的爱，才是我生命中的磐石。”她热切地指着胸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