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抗戰時究竟做了些什麼？

——駁右派“精英”篡改抗戰史的陳詞濫調

今年是紀念“九一八”事件八十周年，此時，想起一些右派“精英”們大肆宣揚臭名昭著的“三大觀點”的陳詞濫調：中共消極抗戰，游而不擊，借抗日之名保存實 力；蔣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國的抗戰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極抗戰的說法；抗戰期間，國民黨200多名將官陣亡，共產黨方面只死了一個 高級領導人左權。以此詆毀毛澤東思想，攻擊共產黨在抗戰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國整個抗戰中真的就像右派“精英”們所說的那樣嗎？讓我們用事實反 駁右派“精英”們的反動謬論

一、二次世間大戰中國抗日戰場的作用

從當時的戰略上來看待這個問題，中共的胸懷還沒有狹隘到剽竊國民黨功勞的地步。客觀地說艱苦的抗日戰爭其實只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西方稱之為第 二次世界大戰。大戰的主戰場是在歐洲，亞洲和太平洋為輔戰場。中美兩國都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和付出拖住了法西斯陣營的日本，使得以蘇聯為首的蘇、英、美集 團避免遭受兩面夾擊，在歐洲能無後顧之憂地全力打擊德國，從而取得戰爭的勝利。在亞太戰場，太平洋為主戰場，中國大陸和南亞為輔戰場。以中國軍民以巨大 的犧牲拖住了日本軍隊的大部分機動力量，保證了美國在太平洋主戰場的勝利或優勢。在中國戰場，國民黨方面負責在國民黨軍隊占領區的正面戰場，以共產黨為 主的抗日力量負責敵占區的輔戰場。敵後戰場拖住了至少70%的日軍和偽軍，保證了正面戰場的國民黨方面堅持到最後，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也為敵後作戰的共產 黨減輕了壓力。

二、國民黨抗日的戰略方針

在整個抗戰中，國民黨的策略是：在抗戰中保存自己嫡系部隊的實力，依靠外援藉助日本鬼子的屠刀消滅地方雜牌軍以及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等抗戰結束後中國 社會還像抗戰前那個樣子，蔣介石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繼續統治中國，這是蔣介石不公開的計劃。共產黨的策略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只靠自己的力量充分發動群眾發展和壯大人民的武裝，以最小的代價最大限度地消滅日本鬼子，將鬼子趕出中國去，為抗戰勝利後建立一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 新中國，將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無論從戰略角度還是從政治角度國民黨的抗日策略既錯誤又卑劣，共產黨的抗日策略既正確又高明。就決定了國民黨不抗 戰、或消極抗戰，其失信於民心，失信於軍心，最後結果是失道寡助，為國民黨必敗奠定了基礎。共產黨的抗日戰略團結了和發動了全民抗日英勇殺敵，也增強了 抗日必勝的信心，最後得到多助，為共產黨的最後勝利創造了條件。

請問右派“精英”國民黨這樣能夠積極抗日嗎？蔣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民族英雄。

三、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炸毀瀋陽柳條湖一段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並以此為藉口，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當時東北軍步兵精銳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爾一帶。留駐東北的步兵12個旅、騎兵3個旅和省防旅，裝備雖然比關內部隊差，但比起中國其他武裝派 別和駐紮東北的日軍還是十分先進的。步槍型號為六五、七九，迫擊炮是16年式。空軍方面有5個航空兵隊，飛機全是購買或列強贈送的。海軍方面，擁有大小 艦隻21艘，3.22萬噸，艦隊官兵3300人。主力艦“海圻”號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巡洋艦，其餘還有“海琛”、“鎮海”、“威海”、“同安”、“永 翔”、“楚豫”、“江利”、“定海”等戰艦。東北軍在北大營的兵力有8000人，日本關東軍3000人；奉天省內東北軍軍力9萬人，日本關東軍 10500人（日本陸軍第2師團）。除此之外，駐紮在直隸、熱河以及山海關一帶的25萬東北軍主力也可迅速馳援。整體看來，東北駐軍和日軍力量對比占絕 對優勢，而且在裝備上亦有相當優勢。關東軍在事變時不僅沒有空中武裝力量，甚至在輕武器方面也沒有裝備高技術含量的武器。由於東北軍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 抗政策，東北軍後撤的三海關關內，讓日本的關東軍迅速而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東三省。如果沒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當，日軍的侵略行動是不能得逞 的。更重要的是，日軍資源匱乏，打不起大規模的持久戰。而且當時日本國內也分成主戰、主和兩派，如果初期遭到猛烈反擊的話，日本國內主和派必能占據上 風，東北就可能不會淪喪，或不會這麼容易就淪喪。

但最後的結果出乎國人意料，雙方才剛交手，全國最大的瀋陽兵工廠和制炮廠連同9.5萬餘支步槍，2500挺機關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 東北航空處的260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就全部落入日軍之手。金庫所存現金7000萬元，亦被洗劫一空。僅9月18日一夜之間，瀋陽 損失即達18億元之多。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迅速作出反應,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行動起來，準備和組織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

這時蔣介石不是領導的四十萬國軍抵抗外來侵略者，卻在江西圍剿共產黨領導的準備和組織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的紅軍。特別是1933年 初，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於不顧，仍然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呼籲停 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致使紅軍損失慘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的舉動助長了日本全面侵華的野心,拉開了日本全面侵 華的大幕，它把中華民族推向了亡種滅族的危急關頭。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是一個簡單的孤立事件，它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留下大量的抹不去的歷史事 實，給國人帶來的是永遠難忘的恥辱。讓積極要求抗日的全中國人民和強烈要求抗日的愛國人士對政府感到失望，其影響極壞。請問右派“精英”這樣國民黨是在 領導抗日嗎？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民族英雄。

四、國民黨被迫抗日

中國共產黨面對民族危亡的嚴重形勢，率先捐棄前嫌，主張國共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共同挽救中華民族。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 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各黨派拋棄過去的成見﹐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不久爆發了“一 二&＃8231;九”運動﹐形成全 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華北事變，進一步控制察哈爾，並指使漢奸殷汝耕在冀東成立傀儡政權。而國民黨政府繼續堅持不抵抗政策。失地喪權，亡國 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民族危機空前嚴重。1935年5月，日寇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以武力相要挾。國民黨政府對日寇完全屈服， 與日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使中國在河北、察哈爾的主權大部喪失。10月，日寇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11月25日，日寇指使漢奸成立"冀 東防共自治政府"，冀東20多個縣的國土便脫離了中國的統轄。國民黨政府繼續堅持不抵抗政策，竟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寇“華北政權特殊化” 的要求。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處在國防最前線的北平學生，痛 切感到“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935年11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隨後，學聯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一次抗日救國行動。12月6日，北平15 所大中學校發表宣言，反對華北“防共自治”，動員全國對敵抵抗，切實開放人民言論、結社、集會自由。12月9日，北平學生3000餘人舉行示威遊行，他 們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收復東北失地!”“打倒漢奸賣國賊!”“武裝保衛華北!”等口號，表達 了

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呼聲。向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遞交請願書，提出6項要求:

一、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類似組織；

二、反對一切中日間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

四、停止內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爭；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何應欽避而不見。

這就是轟動全國的“一二&＃8231;九”運動。此後杭州、廣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漢、長沙等地學生相繼舉行示威遊行，各地愛國人士紛紛成立 各界救國會，要求國民 黨政府停止內戰，實現抗日，形成全國人民愛國民主運動的新高潮，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一二九運動成了推動中國人民抗日救國運動走向高漲的起 點。

形成的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觸動了國民黨軍中的愛國人士，紛紛要求一致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續範亭反對對日妥協，呼籲抗日救國。但國民黨蔣介石 政府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拒不納諫。1935年，續範亭在南京拜謁中山陵時悲憤地寫下《哭陵》一詩（赤膊條條任去留，丈夫於世何所求？竊恐 民氣摧殘盡，願把身軀易自由。），並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他在《告民眾書》中說:“余今已絕望，故捐此軀，願同胞精誠團結，奮起殺敵。”續范 亭的壯舉，是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有力揭露和抗議，激勵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遇救不死的續範亭繼續為抗日奔走。他贊同共產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主 張。

1936年5月31日，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宣言，通過《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向全國 各黨各派建議：立即停止軍事衝突，釋放政治犯，各黨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制定共同救國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1936年11月23 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7人

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國民黨軍中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同紅軍和解停戰,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1935年,蔣介石調張學良到陝西"剿 共".在戰場上,東北軍近三個精銳師被殲,損失慘重.蔣介石趁機取消了這三個師的番號.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打回老家去人"的救亡口 號,深受東北軍下級官兵的歡迎.他們自動停止和紅軍作戰,並同紅軍聯歡.1936年12月,蔣介石到西安,威逼張學良、楊虎城執行"剿共"計劃.張楊多次 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都遭到無理訓斥。他們於12日扣押了蔣介石,實行"兵諫",逼蔣抗日, 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最終推動了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創造了 條件。

日軍自1931年占領中國東北後，由於國民黨不抵抗政策，陸續運兵入關，到1936年日軍及偽軍已從東、西、北三面包圍了北平（今北京市）。日本軍隊為了 占領中國，進一步發起全面對華戰爭。從1937年6月起，駐豐臺的日軍連續舉行軍事演習。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 的情況下，徑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並稱有一名日軍士兵於演習時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 這一要求，日軍向盧溝橋一帶開火，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37師219團無奈還擊。這便掀開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序幕。這就是震驚中外的 “七七事變”。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開始，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六年的不懈努力：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 央率先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並發表了《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在江西瑞金成 立，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宣言》。首先提出“準備和組織着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並領導全國工農勞苦群 眾和紅軍武裝保衛中國革命的朋友——蘇聯；”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 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活動不僅威脅到人民大眾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國國民政府對日本殘存的一點和平幻想徹底破 滅。在全國人民一致要求的抗日高昂高潮中，蔣介石不得不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被迫作出了積極反應。1937年8月中旬蔣介石同 意將在陝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簡稱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 話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10月間，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 二次國共合作開始。

這樣的執政黨在國家遇到外來侵略國難當頭時，不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抵禦侵略者，而是圍剿主張抗日的紅軍，抗日主張落後於共產黨招全國人民討 之。請問右派“精英”這樣的國民黨是在積極抗日嗎？這樣的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五、國民黨消極抗日

（一）國民黨消極抗戰賣國求榮具體表現

1、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政府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1931年8月22日）

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1933年9月23日)

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只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 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 高級將領訓詞(1933年4月7日)

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御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1935年底）

這像一個領導國民黨政府抗日的民族英雄說的話嗎？這樣的“民族英雄”能積極抗日嗎？

2、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5月31日　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 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 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3、國民黨百名高官和將領叛國投敵

蔣介石差點成為“汪精衛”，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盪。其實熟悉歷史的人都明白，大量歷史資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衛捷足先登，蔣介石就會成為叛國投敵的汪精衛。

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部隊不斷出現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轉為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僅指正規部隊）達到100多萬以上和抗日的隊伍作戰。100多萬國軍成建制投降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上的奇觀。

國民黨以優良裝備擴編嫡系部隊，排擠非嫡系部隊，妥協投降，致使國民黨文武官員及作戰部隊投降日軍者數量非常可觀。其中國民黨副總裁以下中央委員20人， 旅長以上將領58人；直接投日的正規國軍達到50多萬人，占全部偽軍的一大半，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報》公布《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把這些“漢奸”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他們分別是：龐炳勛、孫良誠、孫殿英、畢 戴宇、金亦吾、李長江、王勁哉、吳化文、趙瑞、楊誠、榮子恆、楊仲華、吳漱泉、劉月亭、王清瀚、趙雲祥、陳光然、黃貞泰、郭峻峰、丁樹本、夏維禮、孫玉 田、趙星彩、李震汾、侯如墉、於光輝、楊汝賢、馮春田、楊克尤、王遂慶、王廷英、王瑞亭、趙天時、任蘭圃、薛豪平、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蘇振東、李 德興、丁聚堂、顏秀五、陳才福、秦慶霖、范傑、於懷安、寧春霖、厲文禮、齊子修、邱吉勝、劉景良、李其實、張良才、徐繼泰、韓子乾、景順揚、李志希、陳 孝強。

蔣介石國民黨賣國求榮的鐵證數不勝數，這裡不能一一舉證了。

可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當偽軍。挑動內戰的倒行逆施，提醒全 國人民警惕和深思。請問右派“精英” 這樣的國民黨是在積極抗日嗎？蔣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4、蔣介石國民黨正壓逮捕殺害抗日分子

吉鴻昌生於1895年，河南省扶溝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他是名副其實的抗日英雄。 他有膽有謀，作戰勇敢，在北伐戰爭中，他所率領的部隊被稱為“鐵軍”。1931年，吉鴻昌因不願替蔣介石打內戰，被蔣介石解職並勒令出國“考察 ”。在歐美期間，吉鴻昌多次發表抗日演說，號召海外僑胞“用熱血擁護祖國”。1934年11月9日，吉鴻昌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11月24日慘遭殺 害。殉難前，吉鴻昌從容走上刑場，以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就義詩，然後在刑場上慷慨陳詞：“我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我死了也不 能倒下！給我拿個椅子來，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後又告訴劊子手：“我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後挨槍。你在我眼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 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當劊子手在他面前舉起槍時，他凜然高呼：“抗日萬歲！”吉鴻昌壯烈犧牲時，年僅39歲。“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頭？”抗日英雄吉鴻昌沒有倒在抗日戰場上，卻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實在令人悲憤！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學生數千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即是一二~九運動。他們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 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收復東北失地!”“打倒漢奸賣國賊!”“武裝保衛華北!”等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呼聲。警察當局在 一些街道要衝設了崗哨阻攔。大批警察手執大刀、木棍、水龍，對付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警察打開水龍，冰冷的水柱噴射，又揮舞皮鞭、槍柄、木棍毆打。學生 們與軍警展開英勇的搏鬥，有30多人被捕，百餘人受傷。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李公僕、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等7人，要求抗日成為罪人，這就是“七君子事件。”

楊虎城（1893——1949），陝西蒲城人。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1924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聯軍第十路軍總司 令，1930年任第十七路軍軍長，陝西省主席和西安綏靖公署主任。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華民族存亡面臨新的嚴重危機。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政策號召下，以“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為起點，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蔣介石繼續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堅持“圍剿”紅軍。 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發動參加了西安事變為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創造了條件。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後被蔣介 石逼令辭職“出洋考察”，後回國被囚禁，1949年9月重慶解放前夕慘遭殺害。

張學良（1901～2001），陸軍一級上將，曾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周恩來對其評價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到南京，抵南京後被軍事法庭審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隨後被特赦，張本人並未服刑，而是被長期軟禁，由於抗戰期間國軍不斷失去領地，張 被軟禁的地點也經常變遷，其被軟禁的設施環境也隨之變化。

皖南事變，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強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江北；中國共產黨 從維護抗戰大局出發，答應將皖南的新四軍調離；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北移；6日，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 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被俘或犧牲；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叛徒 殺害；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憤然寫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 新四軍失了將近20位的高級指揮員，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抗日戰場上，而是死在國民黨頑固派、反動地方勢力甚至國民黨正規軍的之手。僅震驚中外的“皖南事 變”。這再次證明了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反動本質。

（二）誰是抗戰中堅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正面戰場以國民政府正規軍為主，在國民黨統治區分若干戰區抗擊了侵華日軍。抗戰前國民黨方面共有軍隊200多萬，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有軍隊430萬人。在8 年抗戰期間共進行過22次重大戰役，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軍隊傷亡321萬（其中陣亡131萬），陣亡將領１００位，殲滅日軍 100餘萬。執行的是片面抗戰路線，即單純依靠政府與軍隊，而不敢放手發動和武裝民眾，依靠英美支持掌握全部的國際援助資源軍隊裝備精良，有廣闊的戰略 縱深多以大兵團會戰、陣地防禦戰為主抗戰。為保存自己的實力主動出擊的少防禦性多，勝利的少失敗的多。一退再退地盤越打越小。所以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從 東北一直敗到華北，從盧溝橋一直敗到台兒莊，從台兒莊一直敗到武漢；從淞滬一直敗到南京，從武漢一直敗到長沙，從長沙又敗到宜昌。有人說國民黨軍隊在緬 甸打贏了，其實這是糊弄人的。戰後人們才知道，連國民黨的司令官都是繞道野人山被抬回來的。這是由國民黨政府的階級本質和階級利益所決定的，不僅使國民 黨正面戰場節節失利，而且危害群眾利益，不得人心，使國民黨政府孤立於人民群眾之外。要不是前邊有共產黨拖着，背後有美國人頂着，恐怕假抗日、真賣國的 蔣介石早就喝西北風去了。真正有點意義的戰役在抗戰初期國民黨退縮至西南以後，實在不能再退了，再逃就要出境成流亡政府了。於是從四川長江口至湖南長 沙，國民黨正面戰場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堅決抵抗，憑藉天時地利及將士拼命，取得了幾次勝利。日軍面對雲貴川險峻的地勢及過長的戰線難有作為，保住了最後這 塊“自留地”。

敵後戰場是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武裝在日本占領區創建抗日根據地，把敵人的後方變成抗日的前線。抗戰前有5.6萬人，其中八路軍4.5萬 人，新四軍1.1萬人。抗戰勝利後有軍隊120萬人，其中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敵後戰場，大小作戰12萬餘次，軍隊傷亡是60萬，陣亡將 領197位，殲滅日軍52.7萬，此外還殲滅118萬偽軍。執行的全面抗戰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團結全民族一切抗日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在沒有外援沒有 軍餉的情況下，被日寇、國民黨兩面封鎖，只能靠大生產解決邊區軍民吃飯穿衣問題。 １９４２年後，主力部隊的火力已經超過日軍；共產黨的裝備大多來自戰鬥繳獲，少部分簡單武器自製。共產黨的軍隊一直戰鬥在日寇占領區。 共產黨憑着小米加步槍堅持敵後抗戰，以小規模的伏擊戰，基本上是游擊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依靠人民的武裝力量以最小的代價充分消滅敵人。在毛澤東《論持 久戰》思想的指導下，在日寇無數次大小掃蕩面前，各族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英勇奮戰，武裝力量不僅沒有被消滅，根據地反而越來越大。 牽制了70%的日本侵略者，打亂了敵人“鞏固後方，以戰養戰”的圖謀，日本侵略軍被迫停止了對國民黨軍正面戰場的進攻，轉而全力剿除八路軍新四軍，抗戰進 入相持階段。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主動尋找戰機出擊的多防禦的少；勝利的多失敗的少，最終打敗了窮凶極惡的日本侵略者，為奪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勝 利作出了偉大的歷史性貢獻。在這場為人類文明、進步而戰、為中華民族生存、自強而戰的殘酷較量中，中國共產黨以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逐步成長為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的堅強脊梁和核心力量，成為中華民族團結抗戰中的堅不可摧的中流砥柱。請問右派“精英” 這樣的國民黨是在積極抗日嗎？蔣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六、蔣介石集團在抗戰時期的醜聞

醜聞之一：走私貪污軍用物資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 圖從這裡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 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污稱為“二戰中最大的丑 聞”。

醜聞之二：宋氏家族藉機大發國難財

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 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 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醜聞之三：國民黨軍官稱機大發國難財

蔣宋家族如此，結果是上行下效。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徵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 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周 刊》的記者，到河南採訪報道了那裡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 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後大怒，認為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僱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 刊》拒絕。

醜聞之四：40餘萬國軍敗在5萬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為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 越南的陸上通道，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 軍40餘萬，面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 輛卡車中的600輛，為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家私。

面對日軍的進攻，國民黨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着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歷時八 個月的“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 36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日軍面前，國民黨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醜聞之四：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

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面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武器殘 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國民黨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的行為，使人 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們竟然帶着妻妾上前線，這在其它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 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國民黨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為日本國內的笑話。

醜聞之五：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國民黨正規軍擊斃侵華日軍大約為45萬人左右。

國民黨軍投敵人數：國民黨正規軍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約為50萬人。“叛逃的將軍 69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與投敵叛國的50多萬國民黨正規軍隊 相比，實在不能讓國人為蔣介石的國名黨軍隊感到驕傲。連西方國家都嘲諷說：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戰爭奇觀。早在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創造的這 個“奇觀”就已成為世人笑柄，國名黨軍隊也因此被說成是二戰盟軍中的“異類”。

醜聞之六：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在抗戰期一個堂堂的國民黨抗日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偽軍投敵後，並沒 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着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 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 解。” 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只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醜聞之七：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 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建國以來，我們最多只是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 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歷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讓那些盛讚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精英”們從來不說蔣介 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後還領着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髒事和破事無地自容。

醜聞之八：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第十八章中說：“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 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劍橋中華民國史》說：“ 1944年春， 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 們活埋了。”“ 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本國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在鮮見。國民黨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這 個事實令人心酸。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農民也當了賣國賊，但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 是被逼的。誰逼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

醜聞之八：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殘喘、勉強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馬。《劍橋中華民國史》說：“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 的目標。”為什麼呢？《華北治安戰》說“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 容許共存的。”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次談話更令人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 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 戰勝中國。日本這位第一部長認為，失去正面戰場後，中共武裝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

《劍橋中華民國史》談到日本這方面政策的變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 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 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萬人 從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諒解’。”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把中共威脅說得更具 體：“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准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到1944年秋，“在方面軍占領的3個特別市和400個縣當中，治安 良好的除3個特別市以外，只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 295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 黨。”

需要指出的是八年抗戰中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 手，而且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麼多的外援，對日軍來說意味着什麼是可想而知的。拿着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厲害，如果再獲得外國援助的機槍大炮，這對日軍來說， 其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說：如果八路軍有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 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

國民黨軍隊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是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醜聞之九：日偽檔案記錄國民黨消極抗日

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華北軍發表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 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 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說：《新民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載中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在日偽軍眼裡，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裡，而把“游而不擊”的八 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也比不上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發言，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沖在頭裡，他 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日本人實在是嗎？

醜聞之十：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係曖昧

1、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第二天（12月1日）還以頭版頭條的位置進行處理。《中日和約》的 揭秘，讓蔣介石集團的賣國嘴臉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蔣廷黻後來論斷言：“個人儘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只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 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權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儘管蔣 介石一身媚骨，卻時常被日本人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 石感到灰頭土臉，無地自容。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蔣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時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 以戰勝國自居。”這番話真把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抗戰前“竭力消弭戰禍”，戰勝後卻“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還是人說的話嗎？

2、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事實上，蔣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時，對日本總是奴顏婢膝。僅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態度為例，就可看出蔣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岡村寧 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麼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招呼”叫他不 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 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到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3、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日本投降以後，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 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後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我面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着冷靜，默誦白隱禪師 夜船閒話語句，並以將上斷頭台的心願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後，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麼？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請問右派“精英” 這樣的國民黨是在積極抗日嗎？蔣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七、《論持久戰》的理論指導着抗日戰爭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理論，指導着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不否認。美國軍事專家李海說，即 使美國不投原子彈，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和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都是肯定的，只是稍晚一些，中國人民的犧牲要更多一些。

1938年國民黨正面戰場失利，敲響了國民黨“焦土抗戰”和“黃水抗戰”這種消極、被動的政府抗戰戰略思想的喪鐘，亡國論甚囂塵上。在舉國上下哀聲四起絕 望中，毛澤東用8天9夜的時間寫下5萬餘字的《論持久戰》，提出抗戰統一戰線和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相結合、抗戰勝利三階段和實行全民抗戰的新戰略思 想。周恩來和宋慶齡找人翻譯成英文發表，史迪威將軍隨便一看就認定是一部“絕妙的教科書”，此後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案頭上都有了這本書。

據程思遠回憶，在國民黨方面有軍事權威之稱的白崇禧看過周恩來贈送的《論持久戰》後讚賞道：“這才是克敵制勝的高韜戰略！”他在國民黨上層不斷宣揚，甚至 公開稱毛澤東為軍事天才，引起了當時正在焦頭爛額中的蔣中正的注意。在蔣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 時間”並由國府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正式成為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

也就是說，雖然最後戰略思想是由國民政府通令全國的，但實質是中共創建和參與幕後運作的，而且主要還是在中共活動的地區實施。貢獻孰大孰小不言自明。

史學界也充分證明和肯定了抗戰勝利確實是毛澤東這一戰略思想勝利。連當時日軍大本營的山崎重三郎都說：“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 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說：“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 敗是當然的，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的沒有。”

請問右派“精英”國民黨蔣介石從不抵抗到被迫抗戰，從被迫抗戰到消極抗戰，從消極抗戰到日軍稱國軍為友軍，他做了多少件親者痛仇者快與敵為伍的壞事？這樣的國民黨是在抗日嗎？這樣的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附一、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投敵“大盤點”

1.1939年，何行健，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在蘇南率部50000人投敵；

2.1939年，蔡雄飛，晉綏軍副師長，在晉西北率部投敵；

3.1941年2月，李長江，蘇魯戰區游擊縱隊副總指揮，率所部8個支隊投敵；

4.1941年2月，丁叢堂，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5.1941年2月，顧秀五，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二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6.1941年2月，陳才初，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六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7.1941年2月，秦慶霖，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七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8.1941年2月，范傑，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十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9.1941年2月，楊仲華，國民黨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0.1941年2月，劉月亭，新編第5軍副軍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1.1941年5月，公秉藩，國民黨第30師師長，率該師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軍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敵；

12.1941年6月，畢澤宇，國民黨第69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13.1942年2月，趙瑞，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1師師長，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4.1942年2月楊誠 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5師師長，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5.1942年4月，孫良誠，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在魯西率69軍、暫3旅、特務旅全部投敵；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編第6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7.1942年4月，趙雲祥，新編第30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8.1942年4月，陳光然，新編第181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9.1942年4月，黃貞泰，新編第13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務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1.1942年4月，丁樹本，冀察戰區游擊第1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夏維禮，冀察戰區游擊第2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22.1942年4月，孫玉田，警備處長，隨孫良誠投敵；

23.1942年6月，徐繼泰，蘇北四縣游擊總指揮，率所部投敵；

24.1942年6月，景順陽，第3戰區游擊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25.1943年1月，吳化文，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師長，率所部於懷安投敵；

26.1943年1月，於懷安，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副師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7.1943年1月，寧春林，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8.1943年1月，呂其賡，蘇北游擊縱隊第1縱隊司令，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9.1943年2月，厲文禮，山東遊擊隊第2縱隊司令，本人被俘投敵；

30.1943年2月，王勁哉，國民黨第128師師長，率8個將官及所部投敵；

31.1943年2月，趙天時，國民黨第38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2.1943年2月，任蘭圃，國民黨第382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3.1943年2月，薛豪平，國民黨第38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4.1943年2月，潘勝富，國民黨獨立第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5.1943年2月，蘇景華，國民黨獨立第2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6.1943年2月張海平 國民黨獨立第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7.1943年2月，蘇振東，國民黨獨立第5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8.1943年2月，李德興，國民黨獨立第128師參謀長，隨王勁哉投敵；

39.1943年2月，吳漱泉，國民黨第351旅旅長，被俘投敵；

40.1943年2月，韓子乾，國民黨第113師師長，被俘投敵；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戰區挺進總司令兼第2縱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2.1943年4月，孫殿英，新編第5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43.1943年4月，張良才，蘇北游擊縱隊第2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4.1943年5月，龐炳勛，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與孫殿英聯名通電，判國投敵；

45.1943年5月，趙星彩，第24集團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團軍第106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司令隨龐孫投敵；

48.1943年5月，於光輝，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副司令，隨龐孫投敵；

49.1943年5月，楊志稀，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0.1943年5月楊汝賢（楊明清）新編第5軍副軍長，隨龐孫投敵；

51.1943年5月，馮養田，新編第5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2.1943年5月，楊克友，暫編第3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3.1943年5月，王瑞慶，暫編第3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暫編第4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暫編第4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6.1943年5月，齊子修，山東保安第5師師長，被俘投敵；

57.1943年5月，邱吉勝，山東保安第8旅旅長，被俘投敵；

58.1943年6月，榮子恆，蘇魯戰區魯南112師副師長兼334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59.1943年6月，劉景良，山東保安第4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0.1943年7月，陳孝強，國民黨預備第8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1.1944年9月，賀凱憲，新軍所屬第2旅旅長，率所部4個團12000人於河南投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