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伊朗觀察一| 請告訴中國讀者，我們想要革命前的日子

【西方解除對伊制裁，在外界眼中，伊朗即將變成一塊投資寶地，但對於普通伊朗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這反倒刺激了他們嚮往西方生活的熱情，西方的一切都被捧上了天。然而這裡面卻有着非常複雜的情感，在經歷革命的陣痛以後，伊朗人對政府、革命和宗教逐漸失去信心，在他們眼中，擁抱西方也許只是對革命前伊朗美好生活的追憶。本文作者王丁楠長期走訪中東各地，帶來最鮮活的親身經歷，幫助讀者理解一個真實的伊朗。本文為伊朗觀察系列文章第一篇。】

德黑蘭的伊朗和中國朋友們讓我趕快過去和他們相聚：“這裡變化很大，你快回來看看吧！”

他們說的變化，大多是指伊朗的社會氛圍變得更加寬鬆開放。伊朗人普遍對西方嚮往有加，在德黑蘭更是如此，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我更關心的是核談判成功和制裁結束給朋友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哪些切實改變。半年多沒在伊朗，他們現在過得怎麼樣？幾個星期來，我零零總總和四十多位新舊朋友相聚。在此將點滴片斷整理出來，供讀者參考。這些故事發生的地點大多在德黑蘭，因此本文所展現的並不是伊朗各地區的全貌。

德黑蘭Valiasr廣場上樹起了新的巨幅宣傳畫，題為《一面旗幟的故事》，揭發美國的種族歧視和侵略戰爭。地鐵站里，新創作的反對美國、英國和以色列的海報也張貼出來。我覺得有趣，正要拍照，一個小伙子走上來說：“拍它幹嘛？都是謊言。你不懂的，這些都是謊言！”說罷，揚長而去。

Valiasr廣場和反美宣傳畫

“別跟我說政治，美國搞什麼戰爭，打這兒打那兒，跟我無關。我說的是生活。伊朗人喜歡美國和歐洲。年輕人誰不想到西方去生活。”Jelodar是個廣告設計師，德黑蘭大學藝術學院畢業。他的父母是虔誠的什葉派信徒，但到他這一輩，變成了無神論者——“我在大學學藝術，卻被要求必修好多宗教課程。簡直是浪費生命！”半年前Jelodar跟我約定要全身心備戰托福，好到美國從事藝術創作，可現在美國之行還是遙遙無期。

“Lamiz已經走了，先去的奧地利，現在已經到了美國。”——Lamiz是我們共同的伊朗朋友——“你知道的，他是亞美尼亞裔，基督教徒，容易申請政治庇護。我就沒這麼好運了。”

年輕人都想跑到西方去？我覺得Jelodar的話有些言過其實。但制裁解除在即，伊朗人對“回歸”西方世界確實是充滿熱情。對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而言，許多人最渴望的就是西方國家接納更多伊朗留學生前去進修。

這次在伊朗小住，當地人對留學西方的渴望給我留下尤其深刻的印象。一次在伊朗中部的一個小城吃晚飯，老闆和店員們聽說我在德國生活，拉着我聊天一直到午夜。“我的孩子什麼時候出國最好？要做哪些準備？怎麼錄取？如何申請獎學金和簽證？德國治安怎麼樣？物價如何？”種種問題撲面而來。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的孩子有的即將中學畢業，有的還在上小學，家長們就已開始為子女的高等教育和職業規劃思前想後了。我問他們：“伊朗的大學難道不好嗎？德黑蘭大學、Shaheed Beheshti大學，在西方都是有名的。”他們呵呵一笑：“德黑蘭的大學我們這種小地方的人哪能隨便進去，要分很高是一方面，沒有關係和賄賂能行嗎！去歐洲至少是公平錄取，憑實力說話。”

同樣的情形當然也發生在德黑蘭。當我見到老朋友Mehdi和Ali的時候，他們開車帶了另外兩個小伙子一同參加聚會。和那些沉醉於西方娛樂生活的年輕人不同，Mehdi和Ali的朋友深愛着伊斯蘭共和國，為伊斯蘭革命感到自豪。Mehdi出身社會上層，父親是政府官員。原本可以藉助家庭關係做生意的他卻選擇在一所小學當英文老師——Mehdi喜歡學習外語，也喜歡幫助別人學習。

“我這回叫Hussein他們來是因為他們想到德國去讀環境科學的研究生，有問題要問你”，Mehdi開門見山。我連忙把德國DAAD和歐盟ERASMUS項目的網站信息告訴他們。

Mehdi無不感慨地說：“現在伊朗年輕人想盡辦法去美國和歐洲。美國簽證很難搞，歐洲相對容易一些。但像Hussein這樣想去求學的並不多。很多伊朗人都抱着僥倖心理非法偷渡，到西方混生活。”我問他：“你家不也有親戚在德國，你不想過去嗎？”他說：“我還是喜歡伊朗社會的親近和隨便，西方雖然舒適自由，但適應那裡的生活其實並不容易。我家的那些親戚就是例子。現在他們確實在國外活得瀟灑，但當初也吃了很多苦。我更願意幫助像Hussein這樣的朋友補習英文，使他們如願到西方國家攻讀學位。”

像Mehdi一樣，德黑蘭的許多居民都有遠親居住在歐美，尤其是德國。說到當地人對德國的嚮往，一位曾在伊朗學習的中國同學曾用“跪舔”兩字形容，雖然不雅倒也恰如其分。

近來德國接納大量中東難民，默克爾反覆出現在國際媒體上，更是把伊朗人對德國的好感推向高潮。在德黑蘭小住期間，德國朋友從柏林飛來找我。我將他介紹給伊朗朋友們，眾人的話匣子一下就打開了：默克爾的強勢，德國的自由和民主，商品質量之上乘，對待難民的人道……那裡的一切都被捧上了天。許多人請我們再來伊朗時捎帶德國貨，有的甚至開玩笑說：“把我們放到行李箱裡託運到歐洲吧！”我的德國朋友略顯尷尬地附和着伊朗人——出生在東德的他其實對德國的現狀非常不滿。

然而伊朗人渴望擁抱西方，從很大程度上講是想回到過去。

——“伊朗好嗎？”

——“還不錯。”

——“我覺得不好。革命前好，國王好。”

——“你覺得伊朗人作為穆斯林，宗教信仰怎麼樣？”

——“不怎麼樣。”

——“哈哈，我也這麼覺得，比阿拉伯人或是巴基斯坦人差遠了。但我們不是阿拉伯人，我們就是比他們更像歐洲人，不是嗎？”

這樣的對話幾乎每天都在我和陌生人之間上演。老人和中年人對伊朗過去的懷念源自四十多年前的親身經歷；年輕人則在道聽途說和主觀幻想的基礎上編織出並不曾屬於他們的革命前的美好回憶。

“我年輕時在德黑蘭的洲際酒店（革命後收歸國有，改名為鬱金香酒店——作者注）作泳池的救生員。那時金髮碧眼的姑娘們圍着我們，夜裡也不回房間，讓我帶她們到城裡去逛。通宵達旦，快活的很。”發出這番感嘆的小伙子現在已是體態臃腫、滿臉皺紋的老人。

另一位雜貨店主說：“那時我們過着和西方人一樣體面的生活，歐美人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到他們那裡去，都是那麼方便，不需要簽證！現在伊朗護照是垃圾。普通人只能去土耳其、泰國之類的地方度度假。如果你要寫點什麼的話，請告訴中國讀者，我們想要革命前的日子。”

革命後，富人或逃到海外開闢新事業，或仍留在伊朗憑藉祖上的基業繼續過着貴族般的生活。而真正體味生活艱辛的卻是中產階級和窮人：“國際上有點風吹草動，你們人民幣對美元可能是零點幾的波動，但里拉爾一跌就是好幾萬。有關係的人提前獲得信息從中賺大錢，窮人則只能任人宰割。”

“但我們能做什麼呢？推翻了這個政府，上來一個更壞的怎麼辦？伊斯蘭革命還不是教訓嗎？！”

然而，伊朗百姓的生活畢竟還是以不可遏制的態勢向革命的反方向邁進。在德黑蘭，反美口號和宣傳仍比比皆是，聖誕裝飾和西方商品卻已在大街小巷嶄露頭角——在商場大廳和店鋪櫥窗里點綴光彩奪目的聖誕樹，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甚至去年冬天也不曾如此。在餐廳、商場、甚至是街頭，情侶們趁旁人不注意，親昵示愛。頭巾也越來越遮不住女士們五顏六色、造型各異的秀髮，一些商廈不得不反覆廣播提醒女顧客注意自己的穿着。

Paladium商城裡的餐廳和聖誕宣傳畫

高檔商城和店鋪如雨後春筍般在德黑蘭興起。德國品牌不再限於轎車：雙立人、菲仕樂、WMF廚具、Villeroy and Boch瓷器、Bosch電器、甚至是Frosch洗碗劑和兒童牌巧克力（Kinder），都紛紛在德黑蘭落戶。在新開的Tommy Hilfiger服裝店裡，店員們看到我穿同一品牌的鞋子，羨慕地問我是在哪兒買的。城北的SAM商城裡，歐式早餐廳人山人海，一頓早飯的價格要高出柏林兩倍。

小鋪里的德國“兒童牌”巧克力

超市琳琅滿目的進口飲料：一瓶星巴克咖啡約33元人民幣，一聽Schweppes汽水11元

逛逛高端商場，喝杯咖啡，看看裡面的進口貨和奢侈品，對年輕人來說既時尚又放鬆。他們拉着我來到各個新開的商城和超市，自豪地說，德黑蘭現在也有像歐洲一樣的消費場所了。當我問他們為什麼一年間開了這麼多新店面，一位伊朗朋友調侃說：“大概是毛拉們在歐洲投資失敗了，他們決定還是把貪污來的錢投在伊朗比較放心。”

“感謝你送給我的德國巧克力，歐洲的食品就是味道好，質量也過關，不像伊朗使用劣質油！”——制裁即將解除的消息加劇了人們對西方消費品的渴望。核談判還未結束，伊朗人就在網上發起了一場類似“抵制國貨”的運動。大家攢錢等着買高質量的西方商品，引發國內股市大跌。在抵制國貨的浪潮中，首當其衝的是伊朗的國產轎車品牌Khodro和Saipa。用一句北京過去的俗話說，年輕人覺得開國產車“跌份兒”！

Kaj廣場和Andarzgoo大道上，男女青年更加“肆無忌憚”地在私家車上約會。豪車載着一群群年輕人行駛在擁堵的路面上，不認識的男女搖下車窗要彼此的電話號碼，然後再打電話約出來見面。伊朗不是沒有交友軟件，但年輕人覺得公路社交更刺激、更真實。女孩子們在車裡摘下頭巾，脫掉外套，展示暴露的時裝，等待成群的男友前來搭訕。一些男青年則偷偷喝點小酒，停下車，站在路旁，笑看一車車少婦在眼前緩緩駛過。事態的迅速發展使警察不得不加強在這些路段的攔車檢查——除了查着裝和酒駕，還要翻看後備箱裡是否攜帶“有傷風化”的違禁物品。

相對“馬路上的約會”，年輕人在家裡開party則可以完全放開，盡情狂歡。走進朋友家的客廳，場面不亞於柏林的夜總會。女孩子穿着短裙，和男伴們大跳艷舞，喝得酩酊大醉。伊朗人的住房比較寬敞，把客廳家具搬走，架上燈光和音響設備，請來DJ，整個街上都聽得到震耳欲聾的勁爆音樂。進門前遇到住在朋友家樓下的鄰居，我不好意思地問：“是不是太吵了？”老先生把手一揮：“年輕人難得高興，我讓我兒子也上去跟他們玩兒了。”

德黑蘭的變化甚至讓旅居海外的伊朗人也有點吃驚。Nilofar住在美國波士頓。她的父母常年在美國和德國做生意。這次她獨身一人回德黑蘭探望親友，並希望找個男朋友帶到美國同居。我和伊朗好友Panohi正是通過“馬路交友”方式結實Nilofar的。Panohi把她和其他幾位女朋友請到家來，開了一瓶Cognac，興致勃勃地為她們調酒。伊朗的有錢人喝烈酒，普通人喝啤酒。一箱24聽的喜力啤酒在德黑蘭黑市賣150-200美元。

電視機鎖定在位於歐洲的波斯語音樂頻道，伊朗歌手們咿咿呀呀地唱着，Nilofar和其他女孩子們翩翩起舞。她笑着說：“德黑蘭現在挺開放嘛。要酒有酒，要娛樂有娛樂，無非是多花點兒錢。當然你不能拿着酒瓶子在路上狂喝，但在美國不也一樣不能！”

Panohi指着電視裡的MTV說：“這些傑出的伊朗歌手，只有在西方，人們才知道他們的價值。我們伊朗人有個說法，死後不願升天堂，因為那裡都是毛拉；我們想到地獄去，那裡有歌有酒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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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丁楠

青年學人，遊學德國、埃及、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