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全球最大的地緣政治變遷可能就是中國的海上崛起。對於有着數千年大陸傳統的中國而言，走向海洋、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海洋強國，同樣是物質與精神層面的滄桑巨變。當今的中國面臨着比馬漢時代的美國更為嚴峻的形勢和更為複雜的任務，中國的問題也絕非馬漢的那些基本論斷所能解決。如何學習馬漢並超越馬漢，胡波的新著《後馬漢時代的中國海權》在戰略和戰術層面都給出了清晰的答案，這些思考和對策正逢其時。

　　艱難的海權發展之路

　　正如胡波所論述的，中國古代曾經風帆時代的海上強國，但是明、清奉行禁海政策，使中國錯失了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的機遇。近代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海上侵略，英國、日本等海上強國紛至沓來。從近代開始，建立強大的海軍，擁有穩固的海防，幾乎成為中國數代仁人志士最大的夢想，這個夢從晚清持續到民國，又從民國延續到了新建立的共和國。今天，世界各國圍繞海洋權益明爭暗鬥，中國在海洋上面臨着極為複雜而嚴峻的形勢，中國的海權發展之路註定是艱難而漫長的。

　　胡波對海權進行了界定，認為無論海權先天有多大的模糊性，現在的條件和形勢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有兩點是毋庸置疑的：其一，海權是在一定的空間發揮作用，範圍的界定對於海權的研究至關重要;其二，海軍不是海權的全部，制海權也不是發展海權的唯一工具，權力應是一個軍事、政治、外交乃至經濟的多維組合。簡言之，“海權”即是在一定海洋空間內發揮軍事、政治、外交和經濟等作用和影響，獲得國際社會尊重或信服的能力或權勢。這個“海權”概念的界定，表明“海權”是一個國家整體文明的綜合體現，是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的總體發展和運用。

　　從中國自身的海洋條件和面臨的國際形勢來看，中國的海權道路任重而道遠。胡波對這兩方面做出了完整和有創見的分析。

　　首先，從中國自身的海洋條件來看，中國具備成為一個海權強國的基本條件，它處於重要的戰略位置，並有着較好的海洋空間資源，還有得天獨厚的強大陸權的支撐。不過，與英、美等傳統海洋強國相比，中國的海洋先天稟賦是相對差的。中國面臨着世界上其他大國所沒有的複雜地緣狀況。中國所處的東亞區域是大國勢力聚集區，而且中國在陸海兩個方向均面臨着巨大挑戰，陸海通常很難兼顧，自近代以來，中國長期遭到陸地方向和海洋方向的雙重安全壓力。今天的中國雖然免除了在陸地遭敵大規模入侵的危險，但陸上安全形勢也並非高枕無憂：一些獨立勢力蠢蠢欲動，危害西部邊疆安全;中印邊界爭端雖總體可控，但雙方在實際控制和談判中的角力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朝核問題出現後，朝鮮半島局勢增加了新的變數等等。總之，中國永遠不可能具備美國那樣的地緣優勢，可以幾乎不考慮陸上的威脅，而集中精力、資源於海軍建設及海洋事業的拓展。在精神層面，中國海權缺乏必要的智力和文化儲備。在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中，“海”的元素是缺乏的，自古中國在觀念上是一個面向大陸背向海洋的國家。海洋觀念的缺失影響深遠，使得中國缺乏海軍傳統、缺乏海權思維，缺乏海洋意識，對海洋的認識、利用和控制的相關智力積累和儲備與西方海權強國相比，有相當大的差距。

　　其次，中國海權崛起的國際環境複雜嚴峻。中國海權的崛起面臨着眾多強有力且對中國持懷疑態度的競爭者，除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強大存在和影響之外，日本、澳大利亞、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實力都不容小覷。對於中國海權的發展，這些國家可能會採取形式各樣的制衡措施，這極大限制了中國的抱負和雄心。這些競爭者對待中國海權的消極態度和中國在西太平洋不利的地緣態勢一起構成了中國海權發展的最大外部環境。

　　適度可行的海權戰略目標

　　關於中國的海權目標，胡波一語中的：中國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無法達到美國海權那樣的高度，也就不應該效仿美國的戰略目標和行為方式。海權戰略目標不僅要考慮中國自身的客觀需求，而且要考慮中國的利益取向、地緣特點、自身實力和中國總體的發展方式等因素。

　　與美國追求“全球存在、全球攻防”的無限海權有較大不同，中國的海權目標應該是有限的：追求“近海控制、區域存在和全球影響”權。“近海控制”，即在毗鄰的東亞近海謀求一定程度的戰略優勢或海上控制，以確保台灣走向統一，防止朝鮮半島出現敵對政權、捍衛釣魚島及南沙島礁的主權、維護中國進出大洋通道的安全。“區域存在”，即在利益攸關的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保持有效軍事存在，主要是威懾、牽制和防範敵對國家或集團從外線對中國事務進行介入和干預，或危害中國的重大國家利益。“全球影響”，即通過臨時的軍事部署、軍事演習、軍艦互訪等行動，在全球海域追求政治外交影響。

　　概而言之，中國發展的目標是和平的、路徑是和平的、手段也是和平的。這並非說中國就不發展軍隊，不打仗，而是說中國將不主要採取武力的手段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具體到海權發展方面，中國的目標和手段都需要與和平發展大戰略相適應。要完成這樣的海權目標，中國必須全方位提升自我實力，包括海上力量、外交能力、經濟實力等方面。一個和平、友好的區域環境是中國成為海洋強國的基礎，獲得必要的國際政治支持和應有的國際地位，也是中國海權發展所必須追求的目標之一。中國能否成為海權強國不僅在於能否擁有強大的海軍，形成一定的威懾力量，也在於中國作為該區域內的大國，能否通過經濟、外交等手段獲得足夠的政治影響力或者話語權，以使周邊大多數國家及世界主要力量能認可中國，接受中國海權發展的目標和崛起的形式。

　　該書也強調，以上戰略目標的設計和預測的前提是：中國能加快經濟政治改革，保持崛起勢頭，並不犯大的錯誤。海權的發展是一個長期、漫長且艱難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可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承受前所未有的挫折，我們要有必要的心理準備。

　　充滿希望的和平競爭前景

　　追溯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有理由憧憬，只要熟悉了海洋秩序的規則，建立了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科研製度，以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奮，在海洋和平競賽中必會所向披靡。這種與“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國政治的悲劇”不一樣的觀點，是對中國傳統智慧和現實能力的自信，也是對新的時代條件的準確判斷。

　　因為，今天的時代條件不僅約束中國，同樣約束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海上強權。中國固然很難通過先發制人的打擊和海上殲滅戰，一舉解決近海海洋爭端;美國等國也很難在中國海權“將強未強”之時發動預防性戰爭，以鞏固其優勢。潛在的衝突與戰爭仍然存在，但與歷史上大國興衰的歷史縱向相比，中國今天海上崛起遭遇大規模戰爭的風險卻在大大降低。

　　因為，在海權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海洋利益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與日本和美國之間必然會存在激烈的矛盾。隨着中國國力的不斷強大，中日、中美之間的權力競爭和轉移以及結構性矛盾都不可避免。但是中美、中日彼此的利益相互滲透、相互交織，相互依存程度已經到達了相當的高度。

　　中國在追求海權的過程中，如果採用排他性的零和遊戲為主導原則，將既不可能達到目的，也不可能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偉業。因此，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中國繼承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中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也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需要。海權是手段，不是目的，歸根結底是要服務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兩個“一百年”目標。

　　當然，歷史教訓表明，中國雖不擅長暴力競賽，但如果缺乏必要的自衛手段，積累的財富不僅不會帶來幸福，還會招致災難。因此要實現劉華清將軍所說的“敵人進攻、我方也能進攻”的能力至關重要。《後馬漢時代的中國海權》一書全面梳理了國內外的海權理論，回顧了中國近代以來海權建設的歷史，客觀把握中國的海洋先天稟賦、所處的時代條件和世界軍事技術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綜合分析中國海權發展的條件與環境、海洋利益範圍和主要手段，全面探討中國海權戰略，構建出一套現實可行、手段與目標一致、路徑與戰略緊密結合的海權崛起之路。在當前海上競爭日益激烈複雜、中國海權艱難前行的時刻，這本書清晰分析了中國海權的夢想、困境和出路，既有寬廣的戰略視野，又有可行的具體對策，及時而前瞻地解開了不少困惑，作者的思想、智慧和情懷盡在其中。